对这种亲情，我在村里时和刚刚离开的那几年，都还体会不深。我到运输公司后，从1973年起就能单独开车了，由于有便利条件，经常可以回村，有时即使时间紧，也能把车停在路边，和在川道里干活的乡亲们聊一阵再走，所以，那时感觉自己好像没有离开石家河，没有离开乡亲们。直到1979年我调回了北京，才有了这方面的体会。如今，40多年过去了，与乡亲们的这种亲情，不仅没有因时间的推移被冲淡，反而变得越来越亲切，越来越浓重，也越来越让人难以割舍。后来我又五次回石家河，每次回村，都有一种回家的亲切感，每次都觉得时间不够，石家河的乡亲们已经成了伴随我一生的亲人。
我的乡亲们都是普通的农民，然而他们并不“普通”。他们都是些怎样的人？他们的昨天和今天又是怎样的？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石家河，走近我的乡亲们。
老支书
老支书，邓德胜，祖籍山西吉县。1949年土改时的党员。从合作化开始，他先后担任初级社社长、高级社社长，成立人民公社后，就一直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我们去的那年，老支书已经是近60岁的人了。外面的人叫他老邓，村里人叫他焕子大，老支书是我们知青对他的尊称。老支书全脱产，主要精力在大队的工作上，常常代表大队去参加公社、县上的各种会议，回来传达布置，然后就是跑各村督促检查。他也参与石家河队委会工作，实际上，村里的大小事，也都要他点头认可才行，老支书在村里更像是一个大家长。
那时，老支书给我的感觉是，他有点保守，做工作四平八稳，缺少魄力，他处事“圆滑”，遇到矛盾，也一般都是调和、抹稀泥。我记得，队长大把队里的驴拦死了，为了弥补队上的损失，也为了警示别人，我提出让队长大赔钱，老支书反对。他说，以前也有类似事发生，都没赔，这次如果要赔，之前的都翻起旧账，村里还不乱了。我争了半天，也没用。最后，也就是在开会时批评了队长大几句了事。当时，我认为老支书在这件事上没有坚持原则。另外，老支书在贯彻上级指示、执行政策时，有时也会有所“保留”。比如，为了能多打出我们几个知青的口粮，队长领着我们偷开小片荒，实际是得到他的默许的。还有，每年在确定交公粮的指标时，之前都会有一次测产。为了能多留一些口粮，队上往往都会找各种理由尽量压低产量。我当时不能理解，认为怎么能哄骗国家，应该据实报。但每次生产队还都是在老支书的默许下按压低的测产数上报。现在想想，正是由于老支书的“圆滑”和有所“保留”，才使乡亲们少受了折腾，少吃了苦。老支书当了那么多年的农村基层干部，他很清楚哪些事应该认真、可以认真，哪些事又是不能太认真的。老支书是个忠厚长者，待人宽容、厚道，不过生起气来也会发脾气，只是他发脾气，一般也就是厉声呵斥几句、训几句罢了。我也不止一次挨过他训。我对老支书是尊重的，但也是多有“冒犯”，曾多次公开顶撞过他。我那时年轻气盛，把敢于犯上当成优点，认为那是直率，是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老支书1973年因年龄及身体原因卸任。1992年去世，终年80岁。焕子妈2008年去世，终年90岁。
焕子
焕子，本来名字叫邓焕清，后来他自己把名字改成了邓玉亭，取亭亭玉立之意。其实他不是老支书的亲生。在有了大女儿之后，一连三个娃都没能活下来，老支书着急了，决定抱养一个男娃，这个抱来的男娃就是焕子。焕子的到来，先是给老支书又“唤”来一个女儿，接着，还真是给老支书“唤”
来了三个儿子。焕子说，他大他妈对他很好，视同亲生，供他读完了初中。
焕子很喜欢看书，这就使他的眼界开阔了，心里的想法也多了，他的心早已飞出石家河这个小山沟沟了。他与其他农村青年有很大的不同，是属于农村中少有的，有思想且有一定深度的人。正因为这一点，他后来遭受的痛苦也注定会比别人深，比别人多。虽然，他不是村里学历最高的人，却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焕子比我大5岁，我们到村里后，由于年龄相近，文化程度也差不多，彼此都愿意接近对方，我们通过焕子了解村里的人和事，焕子通过我们了解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和焕子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一开始，他来找我们还是以借书为借口，后来就是有事没事都往我们知青窑里跑，和我们整天摽在一起。到了该回家吃饭、睡觉的时候，往往都要等到他婆姨来叫，他才肯走。有时甚至喊都喊不走，晚上不回家，睡在我们窑里也是经常的事。后来发现，我和焕子还真的有很多共同点，不仅对村里人和事的看法相同，对如何搞好生产队的想法相同，就连缺点、毛病都差不多。我们都有点眼高手低；还有，那时候，我的情绪起伏很大，顺利时，兴高采烈，信心百倍，稍遇挫折，情绪马上一落千丈。焕子也是一样，曾因一件什么事闹情绪，一赌气跑到修战备公路的工地干了几个月才回来。
焕子的婆姨叫杨秀珍，小名转子，娘家在新市河长命村。焕子有一儿两女，他给儿子起的名字：小名学子，大名邓东哲。从中不难看出焕子在儿子身上寄托了多大的期望。可是，学子性格内向，太过老实，反倒是二女儿梅荣更泼辣能干。
焕子后来当过大队会计，公社撤销后，焕子曾连任了四届村委会主任，一连干了12年，还曾被选为县人大代表。因为长期担任村干部，难免得罪人。在一次程序上并不完全合规的换届选举中，他的村委会主任就落选了。这件事对焕子的打击很大，焕子承认他在工作中有不当之处，但坚持自己问心无愧。焕子对上寺小学翻建工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付出了很多心血。工程由于资金短缺，曾陷入困境，是他调动所有关系，想尽各种办法四处挪借（这件事后来成为部分村委会委员对他提出责难的主要问题）。
最终，上寺小学建成，而他当晚就住在落成不久的上寺小学。第二天清晨，七八十个学生娃一本正经出早操的情景，至今印象深刻。学校办得还是像模像样的。在当年的这些娃娃中，这些年，陆续有十几个人考上了大学。无论如何，焕子是为村里做了一件大好事。可惜，后来政策变了，上寺小学被撤并了。在此之前，焕子还领着乡亲们干了一件大事，就是把石家河村迁到了紧靠云岩河川道的沟口。石家河村原来是在后沟里，离云岩河川道有二里路，整个村子坐落在一条石砭上。后来，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实在是找不到能打窑洞的地方，加上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焕子和乡亲们就有了把村子迁到川道去的想法。迁村的报告报上去了，一直没有批下来。焕子实在等不及了，决定先斩后奏，经全村讨论，一致同意：一边催报告，一边动迁。于是，从1987年开始，谁家建成，谁家搬出。直到1999年最后一户从旧村搬入新村，历时12年，终于完成了全村大迁移。直到这时，迁村的批复也没下来。不过，经过焕子的多方努力，有关方面最终还是从法律上认可了这次迁移。石家河迁新村，与后来由政府主导的“新农村”建设，基本精神应该是吻合的，但是，石家河新村不仅没让国家投入一分钱，还提前了十几年。乡亲们迁入新村，改善的不仅是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其意义是深远的。
焕子的村委会主任当不成了，但他还是石家河村的村长，村里的事还得他来管。村里的自来水工程、上山的生产路，都是他主持完成的，筹集资金，联系施工机械，都是他自己跑。现在的村干部很不好干，有时，焕子也很无奈。生产路是修通了，但因为是土路，一下大雨，就被冲的不成样子。焕子张罗了几年，想挖排水沟，铺上沙石，可从外面找资金谈何容易，要村里人分摊又总是说不下样，至今修不成。自来水通了，可水费常常收不上来，水又不能停，有时，还要焕子自己先把钱垫上。
焕子不是个只顾自己的人。长期担任村干部，肯定要占去他的很多精力，焕子也不会把心思全都放在个人发家致富上。这些年，焕子栽烤烟，养牛，种植苹果，还开过石料场，也出外打过工，收入也还算不错，却从未大富过。
2008年，焕子已上初中的大外孙得了白血病。为了治好这个娃的病，全家人四处求医找药，上延安，跑西安，前前后后花费了十几万，最终也没能治好外孙的病。外孙没保住，焕子刚刚好起来的生活，又变得很艰难了，至今也没缓过劲儿来。而他现在的身体已经不可能再出什么大力了。焕子从小身体就不壮实，近两年，他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动不动就心慌，今年以来，就住了几次院。家里的活儿只能大多交给儿子去干。这两次回村，我总感觉焕子的心情不太好，可他自己不承认，平时打电话问他，他总是说自己好着啦。
其实，焕子的身体状况与心情有很大关系。我很为焕子担心。
焕子在村里也算是“干部子弟”，又当了那么多年的村干部，按理早应该在党了，可却一直不是。2009年回村时，有同学问他怎么没有入党？他的回答是：他们有的还不如老百姓，我不佩服他们。当下，很多人入党不是为了给百姓做事，而是为谋私，焕子对此很不以为然。也许，多年前落选那件事还在影响着他，但凭着对焕子的了解，我更相信，他是在坚守自己做人的原则。焕子是一个至今仍然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农民，但却是一个能挺直腰杆站立着的农民。正像他给自己改的名字一样。
爱珍妈和老王
爱珍妈叫邓玉兰，是老支书的大女儿，她性格开朗泼辣，为人也大度。爱珍妈很能干，家里家外干啥事都是利利索索的。不论什么时候到她家，窑里从来都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下地干活，也是样样活儿都能拿得起来。
当年她是妇女队长，村里妇女们干活，都是她领着。村里人互相之间闹点意见，或谁家有了家庭矛盾，也常是她出面调解，村里的婆姨们也都服她。
老王叫王元成，那时老支书家里缺劳力，几个儿子都还小，就招了老王做上门女婿。老王没什么文化，也不是能说会道的人。可他脾气好，热心，办事稳重。生产队的，还有大队的一些对外联络的事，都是派老王去跑。
1970年，为了增加大队的经济收入，在谷堆坪开办了油坊，老王被抽调到油坊当厂长。老王对我们知青很好，我们刚去时，很多事情都不会做，那段时间，老王是来我们知青窑最勤的人，看到我们缺什么，就从自己家里给我们拿来了；看到我们有什么事情不会做，或是没做好，常常是不等我们开口，他就主动帮我们做了。一次，我们知青进山打柴，家里没有留人，那天，半路上遇到了麻烦，回来很晚。当我们筋疲力尽地回到家时，却看见老王已经做好了饭，在等着我们呢。原来老王从油坊回来，见我们的窑还黑着灯，窑门锁着，知道我们打柴还没有回来，就卸下了门板，进去把饭做好。老王对我们知青的爱护和照顾，就是现在想起来也都让人非常感动。我和老王的关系本来一直很好，老王去大队油坊前，在村里任政治队长，我们很谈得来。
从一开始我就坚决反对老王去油坊，老王去了以后，我还不死心，一直力劝老王回村，还找大队，找驻队干部，要求把老王调回村。老王自己愿意回来，也答应我努力争取回来，却一直也回不来，我就怪他态度不坚决，为此，我跟老王闹起了别扭。这个别扭一直闹到老王突发心脏病去世。其实，到后来我已经意识到是我的不对，老王是党员，怎么能不服从组织安排呢。我这个别扭闹的是毫无道理，也想找机会与老王和好。可是晚了，老王的突然去世，使我失去了弥补自己过错的机会。直到现在，我都能清楚地记得，在面对老王遗体时我的复杂的心理：有悲痛，有惋惜，更有深深的自责、内疚和悔恨。
在石家河，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老王。这件事一直是深藏在我心中的隐痛。
每次想起老王，我都会心痛不已。
老王去世后，除了按照传统习俗办理丧事外，还记得，曾在他家的窑畔上，为老王召开了有全村人参加的追悼会，追悼会由队长陈清元主持，大队也派人参加。那天几乎所有参加会的人都发了言，充分肯定了老王的行事和为人，驻队干部老贺也在发言中给了老王很高的评价。这是我们在村里举行的唯一一次追悼会。
老王是1971年去世的，去世时年仅36岁。他给爱珍妈留下了两儿两女，那年大女儿爱珍才13岁，最小的爱玲还不到两岁。印象中，爱珍妈和老王在村里是“模范”夫妻，没有见他们吵过架，当然他们是妇唱夫随了。很遗憾老王生前没有留下照片。好在长大了的平子极像老王，无论是长像，还是脾气秉性，尤其是那张1999年的照片，那年，平子应该也是36岁，正是老王去世时的年纪。看到平子就像是看到了当年的老王。爱珍妈今年已经74岁了，看上去，她的身体还算硬朗。可是，实际上，她得了颈椎病，经常头晕，一晕起来就天旋地转的。现在爱珍妈还是整天闲不住，每天除了料理家务，还要帮几个儿子干活。我们回村的那天，她正在帮平子：平子要在自家院里盖间小平房，爱珍妈在给他当小工。几个儿子对她都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