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刚来那会儿，对小猫小狗之类的小动物非常宠爱，从老乡家买了，把纸盒子钻了通气孔装在里面，塞上面包饼干之类的吃食，拿到邮局要朝北京寄，结果都被一一挡了回来。当我从他们那支支吾吾满脸羞涩的表情中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便一口回绝：“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你们再怎么馋也不能打我们家鸽子的主意呀，我奶奶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临近年关时，看着他们一个个又馋又想家哭鼻抹泪的样子我的心就软了，最终当了家庭的叛徒。条件一是只能等晚上人都睡了以后才能动手，二是绝对不能出声。存了一个侥幸心理就是，黑更半夜，他们不一定能抓到那灵性的飞鸽。
没想到，“贼人”有“贼”法。他们选择的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准备了两只加长的手电筒，往那破窑掌里一照，打得雪亮，然后用长杆子一通，那鸽子便直奔亮处飞去，使劲小的还能折回身夺一条生路，使劲大的便立时就撞昏了头落将下来，不到十分钟就抓了六七只，一时间惹得鸡叫狗吠。祖母在她那窑里直喊：“黄鼬、黄鼬！快些，不要让黄鼬把鸡拉跑了！”他们闻声眨眼间就逃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祖母见了那破窑里落的鸽子毛，十分疑惑，自言自语地说：“日怪，黄鼬吃鸡哩嘛，人老几辈就没有经过如今这黄鼬还吃鸽子哩。”我的心里也就像做了贼一般不得踏实，还不得不撒谎说：昨天晚上睡得太死了，什么都没听见。
更加奇怪的是，那些飞出去的鸽子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家的院子里便永远失去了那鸽群翻飞的风景。我想那鸽子大概也是会记仇的，它们是用自己的方式对不诚实的人进行惩罚。
杀狗
我们家有一条狗，我给它起名叫黑子。它从不出声，村里人都叫它哑巴狗。可它却是祖父极忠实的伴。祖父的眼神不好，只要一出门它就在前面领路。黑子非常聪明，看见人提桶就知道是要驮水，便会顺着井坡往沟里跑；看见拿锄头，就会往窑背山上跑，而且到了岔路口还知道等人。傍晚收工时，黑子也总是跑在前面，人还没有进村狗就先进门了，早早报回了一天的平安。
可就是这么一条极温顺的狗，那一年的春天不知道怎么却发了威。先是我们到镇上去赶集，黑子不知怎么就看上了河里那几只先知水暖的鸭子，箭一般扑进水里生生地就给人家咬死了一只。鸭子的主人提了棒子赶来时，那落水狗早已经跑到了高高的山坡上居高临下地观看由它导演的一场闹剧。追不上狗，他们便来找我这狗的主人论理，几个知青哥们儿怕我吃亏立马就护了上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斗私批修。这是你们家养的鸭子吗？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坚决割掉，谁批准你们养鸭子了？”有一位反应快的迅速掏出了红宝书。人家一看有理没法讲，就只好捡起地上的死鸭子悻悻而去。谁知这事留在我心里的疙瘩还没有散去，黑子又闯下了一个大乱子。
我们家的隔壁就是生产队的羊圈，春上刚产的小羊羔跟不上群，白天都不让上山，就圈在里面。黑子不知道怎么就蹿进去了，一口气就给咬死了十几只。我被叫回去时，一看那场面两腿都软了，可那不懂事的黑子却请赏一般不离左右，还不时地对着那死羔子呜呜直发狠。要不是祖母在旁边抹着眼泪作证，我是怎么也不会相信这血腥的场面就是黑子制造的。
闻信赶来的队长，气得背着手直转圈，最后撂下一句话：赔钱还是赔命，你们看着办吧。
对于我们这家口粮都被扣在库房里无钱往回领的人来说，钱是赔不起的，就只好赔黑子的命了。再说这沾了血腥的黑子还能动出什么乱子，谁也说不准。
“这狗东西牙上渍上血了！这狗东西疯了！”祖父一边自言自语地骂着，一边给黑子喂了最后一顿食。
又是我担当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给黑子的脖子上拴了一根绳子，跟着队长就走。那傻黑子还以为和往常一样逗着它玩呢，左蹦右跳不以为然。
到了村口的篮球架下，队长左手把绳子从我的手里接了过去，右手就交给了看热闹的知青说：给你们改善伙食去吧。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那狗已被吊到了空中，四条腿乱蹬。我便转过身再也没有回头。以致让那根绳头在以后的岁月里永远摇曳。
那些知趣的知青哥们儿从此也绝口不提黑子一个字。
鳖跳崖
北京知青插队第一年粮油国家供应，饭由生产队派专人做，生活还能过得去。第二年夏季开始实行和当地农民同工同酬，饭也要自己做，真正的考验才算是开始了。
首先是按时吃不上饭。当地农民烧的柴火一般都是隔年的，干透了，好烧。知青刚来时，队上要求每个劳力给送一捆柴，那会正好是冬闲，人们都进山去现砍，都是湿柴火一下子干不透，没有一定的工夫是烧不着的。再加上那时的窑洞都是灶连炕，没有专门的灶房，烟道比较长，一遇阴雨天或者刮倒风那就更受罪了。尤其是中午那一顿饭，总共休息时间才两三个小时，往往是下午出工的钟声都敲响了，他们烟熏火燎地连水都没烧开，更别说做饭了，所以常常吃的是凉馍。再一个是不会搭配。陕北生产细粮少，城市居民的供应比例才是30%，而生产队分的就更少了，我们村连15%都达不到。
他们中间还有一个同学爱串联，常常是一出门十天八天不回来，回来时就领一群朋友，别人出工去了，他们便在家里烙饼子、擀面条变着法儿地吃，别人还没法说。可是等他的朋友一走，大家就有罪受了，月儿四十别再想见一点油腥和白面了。
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好心的大婶大嫂就抽空去帮他们做一两顿饭，有时候家里做了什么稀罕吃食也把他们请过去，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知青们最常做的就是既省事又快捷的玉米面贴饼子。那就是在大铁锅里倒上适量的水烧开，然后将发酵成稠糊状的玉米面拍成饼贴在四周，等水基本烧干时饼子也就熟了，我们给起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鳖靠岸。
可他们常常是面糊贴上去了，火却烧不旺，那面糊就会滑到水里去，煮成一锅粥。我们就又给起了一个名字——鳖跳崖。知青们一听，便追着我们直打。
庄稼日月
常言道，年好过，月好过，日子最难过。现在回想起北京知青插队落户的那些日子，可真是难为他们了。那时候有一句话：同吃、同住、同劳动。
他们首先要使自己在外表上和农民一样，崭新的衣服都要在膝盖上、屁股上和肘子上打上补丁，针脚一圈一圈缝得密密麻麻的，看上去非常结实。下地时无论男女脖子上都要搭一条羊肚子手巾，脚上的塑料底鞋也都换成了向老乡五块钱一双买来的布鞋。
不过那布鞋穿上倒是既舒服又安全。我们邻村有一位能歌善舞的女知青，参加了公社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巡回演出时不小心一脚滑脱，就从山坡上滚了下去，从此人们就再也听不到她的歌声了。究其原因就是那塑料鞋底子惹的祸，那磨光了花子的塑料鞋底子踩在白草上像抹了油一样光。我们村在旱塬上，吃水要用毛驴到山下去驮。那年月，人都吃不饱，牲口的草料就更没有保障，个个瘦得嘴尖毛长，来不来就卧下再也起不来了。那年月，在每一个村口都不难看到搭在树枝上的牛皮和驴皮，惹得一群群乌鸦围着乱飞。所以，人背水、人推磨、人拉犁的景象是经常可以看到的。当地人背水都用的是木桶，装满水后把桶眼一塞，一滴也洒不了，知青不会背水只好凑合着担，在那崎岖的山路上摇摇摆摆前洒后倒一担水赶担回去也只能剩半桶。
记得有次雪后和一位知青去挑水，眼看就到村口了他一不小心就摔了个脚朝天，水倒了不说，那铁桶叮叮咣咣直从老崖上滚了下去……
我们砍柴大都是砍一些灌木，耐烧。知青却不行，我们那植被差，稀少的灌木都长在路很难走的山洼和崖畔上，不敢让他们去。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在平地畔上拾那些干枯的蒿草，等我们从山洼上上来时再帮他们捆好，一起回家。可是塬上风大，那蒿草招风，不好背，顺风时推着直跑，逆风时真是寸步难行，没办法时只好倒着走，可风向一变就能把人掀个大跟头。
村上的劳动原先都是男女分开的，妇女要做饭早上都不出工，出工时活路也相对轻一点，再一个就是那荒山野地没有个遮拦，解手时也方便一些。
自从知青来了以后这个格局就打破了。我们村的知青大都是工人子弟，非常朴实，就连拿粪、拉犁那些脏活累活女知青都抢着干。有一次耩豆子，四个人一组，扶耩的是贫协主任老雷，那耩头松了老掉，老主任就忘了有女知青在场，几十年的劳作习惯使他说了声看我的，解开裤子就朝耩头上撒尿。羞红了脸的女知青背转身说，老主任怎么这样呀。几个后生就笑成了一摊。可那老主任却真能压得住阵，没事人一般，裤子一系说：多干活，少说话，走！
后来在史铁生的作品中看到，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描写了自己独特的感受——在这宇宙中有一颗星球，这星球上有一片黄色的土地，这土地上有一支人群：老汉、婆姨、后生、女子，拉着手，走，犁尖就像唱针在高原上滑动，唱着质朴真情的歌。
早逝的“老蔫”
我们村的知青中有一位叫高仁华，他最黑最瘦也最不爱说话，衣袋里经常装着一把口琴，闲下时总是反反复复地吹着那支《北风吹》。村里人送他一个外号——“老蔫”。那时候在我心里他们是不应该郁闷的，他们应该是快乐的天使，生在北京，见过毛主席，还有比这幸福的吗？
“老蔫”和我最能合得来。那时候为了看书，我专门给自己收拾了一个小窑洞，墙用父亲看过的旧《大众电影》一裱，还蛮像那么回事。一开始他只是过来和我默默地待着，望着墙上的图片发呆，后来就送我些他们北京的课本，再到后来就索性连他的箱子也搬了过来，用什么时再来取。白天出工时他也总是跟在我身后，还不停地喊：“师傅慢点，让我看着点！”一个大我三岁的人看上去倒像个乖巧的弟弟。队长就开玩笑说，这“老蔫”呀就是林樵的尾巴。
时间一长我们家里有什么活他也爱搭一手，母亲和祖母心疼他，做了什么好吃的也总忘不了给他留着，他便黑夜里将知青的粮食颗子藏在那黄军帽里往我们家拿。我不让，他便真生气，说干吗呀！你不让我再来了？我把你们家的粮食吃了让你们家人饿肚子呀。日久天长，真如亲兄弟一般。
第二年他探亲回到北京，写信问我要带什么东西，我便开出了火车头帽子、塑料底鞋、黄挎包三样东西。这是当年知青带到陕北的时髦物品。信发出后，我便天天等着他归来，想象着这三件东西穿戴在我身上的风光劲。然而，当他站在我面前时，手里握着的却是两只白铁皮玩具手枪。我想都没想就十分刻薄地说：“怎么，怕我不给你钱？”他的脸一下子憋得通红，两眼盯着手中的玩具，半天才讷讷地说：“我爸是个伤残军人，妈妈给街道厂子装配这种玩具，家里还有弟弟、妹妹上学，我是一路扒火车回来的……”为此，我尴尬了好长时间。
“老蔫”虽然身体不佳，但在生产队里总是抢着干拉犁、拿粪一类的重活，收工后还总是挑着两只大桶，到沟底去担水。他的腿有点罗圈，无论干什么活，羸弱的身子远远望去总给人一种摇摇摆摆的感觉。他的吃苦老实很快得到了全村上下的承认，招工开始后，第一个推荐的就是他，谁知好心没办成好事，这是后话。
给“老蔫”送行的情景，就是今天想起来也是十分壮观的。那天村里老老小小都来到村口，在路边排了长长两行。都说，人家娃在咱村把苦受扎了，这下可好了！“老蔫”一看这场面便泪水涟涟，嘴里说不出一句感激的话，当然也更挡不住乡亲们将那红枣、核桃、鸡蛋往他的背包里塞，最后几乎是号啕大哭着和人们告别的。谁知没过几天他又返回来了，说招工的地下水工作队还没安顿好地方，让暂时回村待命。留守的知青便笑他眼泪不值钱，怎么着也不能再回村里来。可他却说：“干吗，碍你们什么事啦？”
后来大招工开始了，村上的知青有的走了西安，有的回了北京，一下子都走光了，“老蔫”的落脚点却定在了富县茶坊。1979年的一天，他突然来找我，说急需回京，当下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开一张还未分配工作的证明，才能将户口办到北京郊区的农村。拿到县知青办开的证明后他就急急地走了，谁知这一走便杳无音信。我便断定他是遇到千般的不如意了。
前两年到北京出差，好不容易打听到了“老蔫”在地下水工作队时的一位同事。他告诉我，“老蔫”不在已经几年了，得的是绝症。那一夜，在北京的饭店里我失眠了，眼前一会儿是他背着柴捆在荒塬上顶风前行，一会儿是他光着脊梁在泥土中匍匐挣扎，那双忧郁的眼睛整夜都在望着我，只是没了那《北风吹》的琴声。我不知道他的父母是否健在，也不知道他后来有无婚姻，但我知道他是被太多的忧郁压倒了，只不过他不爱说道罢了。
对于许多后来功成名就的知青来说，那段经历成了他们的资本和精神财富；可是我却不知道，“老蔫”如果在天有灵，他该如何看待这段农村生活？
翻开旧时的笔记，还有当年刚刚分别时记下的顺口溜：
小小河水清又清，
河水里面映山影；
插队之中结友谊，
兄弟手足如一人。
革命需要你钻井，
亲密战友各一方；
人虽分离心未离，
一封书信一片心。
永远的大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