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4月，景廷宾领导直隶南部广宗、巨鹿一带的义和团余部和民众16万人，发动武装起义，高举“扫清灭洋”的大旗，转战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二十四州县，继续打击中外敌人，反映了农民阶级经过挫折后对反帝与反封建斗争关系认识的提高。
义和团运动打乱了西方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的图谋，在中国近代反帝爱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无数手持简陋的大刀长矛的农民，与当时世界上武器装备先进的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侵略军进行殊死搏斗，用血肉之躯，阻止帝国主义征服中国，连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都承认：中国人从不向任何征服者屈服，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义和团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后来的反帝斗争。他们从义和团运动得到启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不打倒它，中华民族永无振兴之日。
太平天国起义与义和团运动，是震撼近代中国大地的两次伟大农民运动，在斗争中显示出广泛而雄厚的群众基础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太平天国起义凭借武装斗争建立起农民阶级政权，一直同封建统治阶级分庭抗礼，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义和团虽然没有统一组织各自为战，但始终高举“灭洋”的反帝旗帜。他们可歌可泣的斗争，证明了中国农民阶级蕴藏的巨大革命潜力和他们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主力军地位。
但是，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最终走向失败，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农民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暴露的弱点。太平天国领导人坚决反对西方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希望“洋兄弟”在他们同清王朝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结果上当受骗，遭到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暗算。义和团虽然反帝坚决，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停留在感性阶段，在斗争中带有盲目排外倾向，扩大了打击面。对待封建主义，太平天国领导人从不向清王朝妥协，一直血战到底，却抵制不住封建主义思想的侵蚀，在斗争中不自觉地向新的封建王朝蜕变。义和团虽然打乱了外国侵略者的殖民进程，却对清政府是帝国主义走狗的本质缺乏清醒认识，一度听从清政府的调遣，在反帝斗争中走了弯路。
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的先后失败，说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农民阶级虽然能给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但由于他们不是新的生产力代表，不能承担领导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重任，使斗争能“善始”而不能“善终”。
四、洋务运动与变法维新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部分官员如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文祥、桂良以及地方大员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了维护风雨飘摇的封建主义统治，提出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的主张。时人称这种举措为“办洋务”，称这批官员为“洋务派”。关于洋务派办洋务的指导思想，当时的思想家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最先作出比较完整的表述：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思想，不仅成为洋务派的行动纲领，而且成为后来风行一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源头。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兴办的洋务事业主要有：一、建设近代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前者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建船政局、湖北枪炮厂等，后者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二、建立用洋枪洋炮装备的新式军队，陆军如李鸿章统率的淮军、左宗棠统率的湘军等，海军如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主力舰队北洋水师等；三、开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引进西方科学技术。
洋务派苦心经营30多年的洋务运动，虽然在客观上破除了此前鄙视西方科技和器物的陈腐观念，促进了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没能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全面覆没，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洋务派幻想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修补千疮百孔的封建专制制度，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药方，是难以挽救清代社会病入膏肓的厄运的。
封建地主阶级谋求政治自救的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余波还在涌动。洋务运动偃旗息鼓之后，慈禧太后镇压了主张用君主立宪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的戊戌维新运动。为了欺世盗名，强化统治，又于1901年初以光绪皇帝名义颁布诏书，推行涉及政治、财经、文教、军事等方面的“新政”。在政治方面：成立督办政务处，整体规划新政；成立考察政治馆，派员出洋考察西方宪政，预备仿行立宪；改革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修订刑律，制定商法，改革司法制度。在财经方面：整顿财政，统一中央与地方财政事务管理；改革税制和币制；设立商部，奖励实业；兴建铁路。在文教方面：废除科举制度，兴办现代学堂，提倡学子出国留学。在军事方面：设立新型的全国军事领导机构陆军部，皇帝任陆海军大元帅；培训新式军官；改革陆军建制，编练多兵种合成的新军，裁汰旧式绿营、防勇，实行征兵制；设立海军部，重建海军；改革训练制度和后勤制度。
清末“新政”对于当时的治国理政和建章立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全局观察，收效甚微。所以如此，是因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统治者，指导“新政”的理念并没有突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藩篱，其根本目的在于挽救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比如关于政治方面的官制改革，只是裁并旧衙门、增设新衙门，如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外务部，练兵处与兵部合并为陆军部，设商部后与工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并没有废除从朝廷到地方的整套封建专制体系，只是招牌换记而已。又比如关于文教方面的兴办现代学堂、提倡出国留学的主张，无非是为了培养一批既效忠朝廷又懂得西学的后备官员。这种在不动摇封建统治根基前提下的“新政”，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最后还是落得与洋务运动相同的结局。
在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失败的前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初步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上层和中下层。
尽管这两个阶层在当时都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但是，他们毕竟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农民阶级不能提出或实现改造社会的蓝图、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极力追求政治革新，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并试图通过变法挽救民族危亡。这个阶级由于自身力量有限，便寄希望于一部分从封建士大夫群体中分化出来的开明人士代言。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遂成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意愿的群体。他们有感于几十年前处于落后地位的日本，通过学习西方变法维新迅速崛起，从而主张效仿日本走维新道路，促使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在中国汹涌而起。
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以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他们提出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但是，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变法理论和完整的政治纲领。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明确提出实行变法，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按照西方的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积极上书，争取光绪皇帝及其身边政要的支持，自上而下实行维新变法。他们的立论主要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变法要以进化论为指导。康有为针对当时严峻的民族危机，尖锐地指出：变法事关国家兴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严复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论证了变法的必要性。他在为其译着《天演论》写的序文中指出：只有顺应“天演”规律变法，中国才能变弱为强，否则将亡国亡种。这种用生物进化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虽然并不科学，但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时代，却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由于维新派在理论上坚持循序渐变，反对突变，在实践上必然崇尚改良，否定革命，对于变革封建社会所能提出的终极奋斗目标充其量是君主立宪。
第二，变法要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维新派针对“君权神授”的传统观点，反其道而行，对君主的起源做了新的解释。严复指出，远古社会本无君，后来的君由民“共举”，由民“共废”，“人人可以居之”。因此，他反对君主专制，赞成振兴民权。但是又主张“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即先为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士绅争政治地位，以实现“治国之大经”
的君主立宪制度。梁启超阐述民权有无与国家强弱的关系时指出：此权“全”则国家强，“缺”则国家弱，“无”则国家亡。但是，他又主张兴民权要首先“开官智”，然后“开绅智”，最后“开民智”。如此，才能保证君主立宪制的实现。
维新派变法的主要途径是：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1898年6月11日，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赞同维新派部分变法主张、但手无实权的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实行变法。按中国干支纪年法，这一年为“戊戌年”，史称“戊戌维新”。此后，光绪皇帝陆续颁布多项维新政令：经济上，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和路矿总局，开垦荒地，发展实业，兴办铁路邮政，奖励发明创造，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政治上，允许官民向皇帝上书言事，裁汰冗员，澄清吏治，精简机构等；文化教育上，废除八股取士，改设新学，开办京师大学堂，成立译书局，派人出国留学，允许自由办报和成立学会等；军事上，裁减绿营，仿照西洋军制训练新军等。但是，对维新派一再呼吁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重要政治主张，未被采用。即使如此，维新变法运动仍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扼杀。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先将光绪皇帝软禁，继之大肆搜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出逃香港和日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喋血刑场，变法维新运动如昙花一现，仅仅兴旺了103天即告失败。除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被保留下来，其余维新措施均被废除。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却有重要意义。它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进行的首次爱国救亡运动、政治改革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不从根本上变革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只想通过政治改革使中国走上民族独立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尝试，反映了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为了国家前途和命运进行的不懈追求和艰难探索。尽管这种追求和探索还不够成熟，但维新派一些人表现的为改革而献身的精神，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唤起了更多人投身社会变革。如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戊戌维新运动通过办报纸、兴学会，宣传西方政治学说和民主思想，把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铁壁打开了无法弥补的缺口，在中国人民的思想深处引起了巨大震撼，推动了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也为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从反面说明了一个真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试图以封建政权为依托，进行改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戊戌维新运动之所以失败，在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自身软弱。代表这个阶级的维新派既不想也不敢彻底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只希望有一个开明皇帝牵头推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维新派中大多数人采取移花接木的形式，从古代圣贤的思想库里寻找变法维新的根据，附会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变革思想和政治学说，虽然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却不能撼动和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在关键时刻，只能叹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第一次表演就如此败下阵来，说明它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严重的先天不足。
戊戌维新运动之所以失败，还在于中国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政权一直掌握在专制集权的皇帝、宗室和官僚手中。清政府在反对维新的慈禧太后周围，聚集着盘根错节的大大小小政治集团，当它们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必然要联合起来拼死维护。而维新派又期望不通过暴力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而用改良方式促使封建统治者放弃专制，结果只能是与虎谋皮，必败无疑。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引发了其后有识之士的反思和觉醒，促使他们放弃改良主张而走上革命道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