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公开亮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将为数有限的工农武装和国民革命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秋收起义以夺取长沙为目标，于9月9日发动，一度攻占了醴陵、浏阳等县城，进攻长沙遭到严重挫折。9月19日，部队在浏阳文家市集中，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决定放弃原定部署，向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农村转移。部队于9月29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进行休整和改编，将现有的三个团缩编为一个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奠定了党指挥枪、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制度基础。10月3日到达江西宁冈古城，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并争取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武装，将其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10月27日，部队到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此后，便在井冈山周围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先后攻克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城，成立了工农兵政府，初步形成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权的最早雏形。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湘南农民起义军，与毛泽东所部在宁冈砻市会师，史称井冈山会师，两支队伍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给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为了打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连续“会剿”和经济封锁，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向赣西南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1930年6月，活动在赣南、闽西的红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和政治委员。8月，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后来，赣南、闽西根据地，发展成中央革命根据地。
从1928年到1930年，除毛泽东等领导建立的中央根据地外，重要的革命根据地还有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广西左右江、陕甘等。
1928年，贺龙、周逸群等先后到湘西桑植地区和湖北洪湖地区开展武装革命。1929年2月，将湘鄂边工农革命军改编为红四军。1930年7月，与洪湖地区游击队改编的红六军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洪湖、湘鄂西两区连成一片，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后来，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合，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司令员，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927年先后在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成立的三个革命根据地，随着鄂豫皖边特委的成立，三地红军合编为红一军，郭述申任书记，许继慎、徐向前为正、副军长，曹大骏为政治委员。三个地区至此连成一片，形成鄂豫皖根据地。1931年初，红一军改编为红四军。11月红四军又扩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1928年1月，方志敏领导弋阳、横峰武装起义后，开辟了赣东北根据地，后扩大到浙西地区。1930年7月与闽北根据地合并，两地红军合编为红十军，形成了闽浙赣根据地。
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发动平江起义，领导红五军活动在湘鄂赣边地区。后在此基础上，会合当地游击队，扩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创立了湘鄂赣根据地。
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于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先后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组建红七军和红八军，李明瑞任两军总指挥，张云逸、俞作豫分别任军长，邓小平任两军政治委员，创立了左、右江根据地。
1928年前后，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先后发动清涧、渭华（渭南、华县）和旬邑起义，开展游击战争。1932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开辟了以南梁（今甘肃华池县境内）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又将陕北各地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开辟了包括安定（今陕西子长县）、清涧、绥德、吴堡、神府（今陕西神木县）等县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同年7月，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协同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在西北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保安（今陕西志丹县）、靖边等县，使陕甘、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随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上述根据地的建立，雄辩地说明：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选择什么道路是首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来没有遇到的难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失误和教训告诫人们，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以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和开辟出一条独特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如他后来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说：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毛泽东不仅集中主要精力领导武装斗争，而且把斗争重点放在农村，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并从理论上阐明武装斗争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
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充分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他指出：第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分散的地区性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剥削政策，造成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和战争，为红色政权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二，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于经受过革命洗礼、并有群众基础的地区；第三，地方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能否向前发展；第四，具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除上述条件外，最要紧的是共产党组织有力量和它的政策正确。与此同时，他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红色政权就是“工农武装割据”，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重要思想。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又强调，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最重要因素。
毛泽东阐明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井冈山根据地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反映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和必然走向。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复兴革命和争取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立足中国革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正是遵循这个理论指引的方向，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和工农民主政权才能在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与包围中建立、巩固和壮大。
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过程，也是领导中国人民创立和建设新型工农民主政权的过程。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曾试图通过城市暴动建立革命政权。
1927年12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就是这样一次尝试。但是，这种努力遭到了失败。退出广州市的起义军，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坚持斗争，一部分进入广西左右江一带同农民起义军汇合。
自1927年8月以来的一年多时间，类似广州起义的武装暴动和结局，全国不下百余起。严酷的事实说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只有把斗争重心转向反革命统治势力鞭长莫及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开展武装斗争才是出路。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斗争在这条路上跨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1927年11月28日，在井冈山根据地的茶陵县，成立了谭震林任主席的第一个县级工农兵政府。随后，遂川、宁冈两县成立了工农兵政府。
这三县革命政权的成立，标志着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形成。此后，新建的革命政权，不再称工农兵政府，改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到1928年6月，先后成立的茶陵、遂川、宁冈、永新、酃县、莲花六县革命政权，以及各县下属的区、乡革命政权连成一片，壮大了井冈山根据地。
有了根据地，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就有了落脚点和出发点。但是，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还要与土地革命同步发展。因为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农民的力量就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要取得革命胜利，就必须开展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求，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于是，1928年5月至7月，湘赣边地区各县掀起了分田热潮。12月，毛泽东总结井冈山地区分田经验，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是废除几千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第一个土地法，为后来在各个革命时期制定土地法和进行土地改革积累了经验。
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之后，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会剿”，毛泽东等率红军主力于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向赣西南、闽西进军，从1930年10月至1931年7月，连续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围剿”，把红色政权建设推向广阔的地区，成立了江西、福建两个省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建立起拥有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土地和250万人口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是在这个革命根据地诞生的。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建立统一的全国性苏维埃政权，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于1930年2月4日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68号通告。同年5月，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筹备委员会在上海秘密召开，确定了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和策略。9月，中央筹备委员会从上海迁往赣南，推选毛泽东、项英等9人为常务委员，领导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来自各革命根据地、各革命团体、各红军部队的610名代表出席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红军问题决议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献，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选举产生了由63人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简称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建人民委员会，即临时中央政府，下设外交、军事、内务、教育、财政、司法、工农检查等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最高法院等办事机构。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同时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在此之前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工农是组成政府机构的主体。在这个机构中，工人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红军占百分之十至十五，农民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贫民及其他占百分之五。
共和国的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凡16岁以上的人，不论男女、民族、宗教，皆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掌握政权的管理。全国工农兵苏维埃大会为最高政权机关。大会闭会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地方政权实行议行合一制，由工农兵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行使各项职权。各级政权机关通过民主选举的代表大会产生，人民群众依法享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权利，可以运用各种形式对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和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