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在他1981年写的回忆着作中写道：“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浓厚的兴趣，讲过这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多次要大家读，说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
第四节山雨欲来风满“红楼”
一、《红楼梦》的研究文章引起毛泽东注意
毛泽东不仅读《红楼梦》，还特别注意当时研究《红楼梦》的学术成果。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读了相当一部分红学着作，有周汝昌的，有俞平伯的，还有一些青年学者的论文，如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他仔细研究各学者研究《红楼梦》的着作，并在文字之间进行批注和圈画。
1952年，红学专家俞平伯将他此前出版过的《红楼梦辨》修订之后，改名为《红楼梦研究》，由棠棣出版社重新出版。在此前，毛泽东就仔细阅读过俞平伯所着的《红楼梦辨》一书。《红楼梦研究》出版后，毛泽东很快就读到了俞的这部书。已经多次读过《红楼梦》的毛泽东，已经对《红楼梦》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他对俞的许多观点是不赞成的。俞着中的一些话，毛泽东都画了杠杠，还画了不少问号。但毛泽东对于他潜心研究《红楼梦》的态度还是肯定的。不久，他把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徐冰找来，向他们详细了解俞的情况。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最初是1923年4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全书共三卷，七十篇。是作者与顾颉刚于1921年4月到7月之间通信讨论《红楼梦》的有关文章的结集。但那个时候，毛泽东并没有看到此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俞平伯将此书修正后，由棠棣出版社于1952年9月出版，毛泽东才第一次接触到这部着作。从这以后，毛泽东把这本书读了多遍，贯穿文章始终都布满了毛泽东的批画，并且在很多地方画上了问号，共五十多处。
在该书中，“作者底态度”、“《红楼梦》底风格”两节，毛泽东批画得最多，他对这两部分最不满意，认为这本书“错误思想集中”。
1954年3月，《新建设》杂志又发表了“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俞在文中总结了自己对《红楼梦》研究的心得，这些内容与他原来的作品——《红楼梦辨》的核心思想是基本一致的。
从根源上说，俞平伯在红学方面受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启发而产生的《红楼梦辨》，无论是讨论的论题、提出的观点，还是运用的方法，都和《红楼梦考证》如出一辙，甚至连对《红楼梦》中许多具体问题的论点，也是共执一词。即使读者不是从严谨的学术角度对照，只是看俞平伯《红楼梦辨》中的词句，也很容易发现他引用了很多胡适的文字，并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胡适的赞同与推崇。
二、毛泽东将《红楼梦》研究与思想斗争联系起来
在当时，学术氛围与今天截然不同，特别是有关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学科，研究必须依托时代背景，顺应政治大环境，把握宣传与教育的需求。
1954年，中共中央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公布，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全面而深入地展开了。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上层建筑领域也跟着变革，但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仍然留有一些秉持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文学艺术、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倾向。对此，毛泽东非常警惕，他认为，既然资产阶级作为正在被逐步消灭的阶级，那么，清理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就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胡适就是当时受到批判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身体力行的带动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古典文学名着的文学评论方式逐渐发展，《红楼梦》研究领域的各种观点，新的与旧的，开始不断发生冲突。
第五节李希凡与蓝翎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下檄文”
一、《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李希凡与蓝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与毛泽东从根本上一致的，他们从这一新的视角出发，批判俞平伯的观点，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
李希凡是《文艺报》的通讯员，他先是给《文艺报》写信询问能否采用这篇文章，但没有得到答复。接着又向自己的母校山东大学的刊物《文史哲》投稿，得到了支持，1954年9月，《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文史哲》发表。
不久，时任中宣部电影处副处长的江青向《人民日报》提出转载李、蓝文章的请求，被婉言谢绝。后来江青出面请《文艺报》转载。《文艺报》在1954年9月30日的半月刊第18期转载了这篇文章。毛泽东看了这一期《文艺报》，并在文章旁边写下了批语，在作者署名“李希凡、蓝翎”的旁边批注“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二十六岁”。毛泽东对这么年轻的革命青年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充满欣喜之情，但他深感不满的是此文前面主编冯雪峰所加的编者按：
这篇文章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九期上面。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因此，征得作者的同意，把它转载在这里，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在转载时，曾由作者改正了一些错字和由编者改动了一二字句，但完全保存作者原来的意见。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且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毛泽东对这个编者按很不满意，他在编者按旁边写了一些批语。
针对编者按中“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旁批道：“不过是小人物？”
针对编者按中“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一句，毛泽东在“试着”二字旁画了两道竖线，并批注道：“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针对编者按中“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一句批注道：“对两青年的缺点则绝不绕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针对编者按中“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几句，毛泽东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与“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边，画了两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批注道：“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二、毛泽东详细阅读《评〈红楼梦研究〉》
毛泽东的支持让两位青年有了更大的创作热情。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与前面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样，这两篇文章都是批评俞平伯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评论的观点的。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也进行了详细的阅读，并且从头到尾作了圈画，在一些地方还写了批注文字。虽然这篇文章与他的价值观和视角是一致的，但他在赞同之余，仍对文章本身一些不够完善的细节提出了批评。
《评〈红楼梦研究〉》的第一节，两青年先是对俞平伯的学术成果进行了适度的肯定：
俞平伯先生所写的“红楼梦研究”，在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论着非常缺少的现在，是颇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一本书。这部书对研究红楼梦的主要贡献，正像文怀沙先生在“跋”中所指出的是“辨伪”与“存真”的工作。作者用较多的篇幅全面地讨论了后四十回的问题，以确切不疑的论据，揭穿了高鹗、程伟元续书的骗局，指出后四十回确系伪作，但同时也肯定了高鹗的续书能在情节上保持红楼梦的悲剧结局。因而帮助了红楼梦流传的功绩。并由此涉及中国封建文人续书的弊病，从作者思想与作品内容统一的观点上论证了续书的不妥善处。
同时，作者对前八十回红楼梦残缺的情形，也作了精密的考证，对几个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作了比较，如高本与戚本的比较等，从比较中发现各本的所长所短，以及在文字上的优缺点。
总之，这些属于考证学范畴的成绩，都是俞平伯先生三十年来最可珍贵的劳动成果，对于红楼梦的读者是有很大帮助的。
第二节开始，话锋一转，又开始了对俞平伯的系统批判：
如果对红楼梦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局部问题的考证上，不能从理论上作出全面的评价，应该说，这还不能算做研究工作的主要部分。
……
“红楼梦研究”虽然偏重考证，然而它却也涉及而且也不可能不涉及对待红楼梦的基本观点。正是在曹雪芹所阐发的现实主义文学见解上，俞平伯先生走向了歧路。俞平伯先生以其考证学观点，只取其中局部的字句，如“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亦是实录其事”“竟不如我半世亲见的这几个女子”“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从而把红楼梦这样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还原为事实的“真的记录”，认为这部作品只是作者被动地毫无选择地写出自己所经历的某些事实。这样引申下去，红楼梦就成为曹雪芹的自传，因而处处将书中人物与作者的身世混为一谈，二而一的互相引证，其结果就产生了一些原则性的错误。
……
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贾氏的衰败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最基本的是社会的经济的原因。作为高度发展了的封建社会的官僚地主阶级，愈来愈趋向奢侈腐化的物质享受。
毛泽东对这一段批注道：“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
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已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地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真实地描写了这个发展规律，黑山村的租银、家存的银两、借债和抵押，都不能满足贾家的豪华享受。作者一再以生动的生活事件，强调、描写这个发展规律，绝不是没有原因的。至于抄家，这倒是个别的偶然的原因，并不是封建官僚地主阶级覆灭的根本的原因。所谓贾氏内部的自相残杀，应该说这反映了即将崩溃的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真面目，它不是属于一个家庭的，而是属于整个阶级的。
毛泽东在这段话旁画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批注道：“这一点讲得有缺点。”
……
俞平伯先生把贾氏从当时的社会发展的及它所隶属的阶级孤立开来去考察它的破败是没有意义的，最后只能说明这一家庭灭亡的事实，而不能回答它究竟为什么必然要灭亡，亦即是它的社会原因是什么，而这却恰恰是红楼梦所反映的“真实”的历史情势。
同样的，俞平伯先生对于红楼梦中人物的考证，也是脱离了它的社会内容和作者的身世孤立起来去考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贾宝玉结局问题的讨论。俞平伯先生在这一问题上虽然批判了高鹗以庸俗的封建功利主义的结局歪曲了贾宝玉的性格，但是他自己也并没有给这个光辉的艺术形象应有的结局以确切的解答。按照俞平伯先生的意见，贾宝玉应是贫穷而后出家。以消极地遁入空门、无法应付穷困而出家，这才是贾宝玉应有的结局，原因是“雪芹的晚年，亦是穷得不堪的”。但雪芹却终未因贫穷而出家。实际上，俞平伯先生这样煞费苦心所搜求得的结论，却完全否定了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的积极意义，抽掉了它的富有生命力的社会内容。
……
从此可见，俞平伯先生所推断的宝玉贫穷而后出家的结局，就失去了这样的社会内容，也抽掉了它的积极意义，使贾宝玉从一个反封建的英雄变成为逃避贫穷而遁入空门的市侩。这对这个光辉的艺术形象，是一个显着的歪曲。
俞平伯先生对于宝钗、黛玉两个形象的考证，也同样地抽掉了她们的社会内容，从钗黛合为一影，推断出两者实为一人。
到了第三节，两青年又以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阅读《红楼梦》的方针为标准，批判俞平伯的文学评论原则：
俞平伯先生这些见解的形成，自然不能不涉及文学批评的原则问题。为此，我们也就必须进一步去探讨俞平伯先生是从哪些原则去研究红楼梦，他对文学批评的见解如何？
“红楼梦研究”中有一段话很可以说明俞平伯先生对文学批评的见解。他说：“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芝麻拌韭菜，各人心里爱”。这也就是说文学批评是没有什么客观标准的，凭主观好恶。
对俞平伯来讲，最不妙的是，毛泽东在“甲是乙非，了无标准”、“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两句旁分别画了竖线，并批注道：“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