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耳闻这样的高论，说西方世界通过新教的改革，已经完成了世俗生活与神圣生活的分离，从上帝那里划出了恺撒的领地；东方的宗教却迟迟未能如此。对于这种比对，鄙人不尽苟同。
就佛教而言，一开始就没有对世俗权力的觊觎，佛陀本人
也是自愿放弃了王权走进森林的。虽然后来的历史出现过个别地区宗教权威与世俗权威结合的案例（这其实是出自世俗权力的需要而非佛教的内在逻辑），然整体上并没有欧洲中世纪神权凌驾于人权乃至王权之上的情况。上帝创造并统治整个世界，而佛不执着任何东西，也不凌驾于任何事物之上，更不企图对人进行精神控制，他以平等之心尊重因果的缘起与个人的意愿。
他对世界的干预，只是在人们感到困惑与痛苦并且渴望帮助的时候，给他们指出一条解脱与超越的道路。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佛教拒绝了世俗的生活？
佛本来无法可说，其教化方便随世间因缘示现。因为诞生在具有印度教背景的国度，其原始形态小乘佛教带有浓郁的山林气息和强烈的出世倾向。大约在公元二世纪，龙树菩萨所开显的大乘佛教，在色空不二、真俗一如的觉悟下，将世俗生活与出世间生活打成一片。于是，一切法皆是佛法，得了芝麻不一定非要丢掉西瓜，丢了西瓜不一定就能够得到芝麻。世俗生活从原来要迫切逃离的火宅，变成了可以自由出入的场所。维摩诘大士就是这样一个范例。他拥有世间堪称荣华富贵的生活，但并不妨碍他成为具有菩萨果位的大成就者，连佛的大弟子都不敢与他对话，因为他所拥有的东西并不成为他内心的挂碍，也就是说，他其实并没有拥有任何东西，仍然保持着一无所有的赤贫。
在大乘的意义下，出家实质是心的出离，而不是身的出走。
倘若心能够于相离相，于世间出世间，在家即是出家，不一定要潜入山林洞穴；倘若心执着于种种事相，在其上建立种种自我与我所，横生许多分别计度，说是出家其实还是在家的俗人。
只要心不落在事相名相上有所建立，在哪还不都是一样！由菩提达摩传到中国并生根开花的禅，直指人心，只论明心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将《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意趣发挥得淋漓尽致，超拔了世间与出世间的界限与羁绊。在超然物外的前提下，无为之心可以跟任何世间事物结合而无有增减，并且有所作为。
当然，当佛法与世间法结合起来时，是将世间法摄入佛法，而不是将佛法摄入世间法，其指向仍然是无智亦无得的解脱，而不是世间有所得的成就。在这样的前提下，对于行者而言，世间法本身即是佛法修行的功课；对于证道者而言，世间法就是佛法本身。倘若将佛法摄入世间法，变着法子、拐个弯儿来谋求名闻利养等世间成就果报，则成了附佛的外道。
所谓世间法，具体说来主要是政治经济与伦理生活，是以身体存在为基点展开的生活世界。经济生活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层面，它充分体现了世间法的法则：以得到、聚集、占有、支配资源多少为成就。用佛教话语说，就是以获取越来越多的心外之物作为我所来放大自我。作为一个商人，置身于市场体系的旋涡之中，自然要顺应资本属性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以财富积累指数的攀升为自己追逐的目标，并且为能够跻身各种排行榜而骄傲；作为一个从政人员，也以政治身份的晋升为前途，以成为一个呼风唤雨、扭转乾坤的政治领袖为自豪。不管从政从商，都是通过揽取外在的事物把自己做大做强，抓住一根又一根杆子往上爬，让自己活得越来越占地方，越来越居高临下。
他们所做的都是一种加法，而且这种加法似乎是不能逆转的，一旦加法变成减法甚至除法，就被视为失败，就会出现灭顶的危机，就会有跳楼卧轨之类的事情发生。这时候真相才披露出来，原来他们其实活得身不由己，一直被所追逐的东西奴役着，直到最后被遗弃。
与世间法建立自我，并通过我所来放大自我的指向不同，佛法的意义在于超脱我所，灭度自我。佛法的成就在心的这边，而不在物的那头，以心能够放下多少物来衡量，以心没有一丝牵挂为最大的功德。正如《心经》里说的：“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盘。”它做的是一种减法，以心最终清空归零为最高成就。
然而，人心对于事物的贪恋、执着、追逐与争夺，已经演成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界大战。面对世间的财色名利，不是说放下就能够放下的。因为无法面对而选择躲避与拒绝，并不意味着内心的超脱。眼不看心不烦，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只是自我慰藉的一种策略。借用一套现成的观念，将自己未遂的情欲打入无意识的冷宫，不过是暗地里将其豢养起来并增强其势能，一旦触机爆发便不可收拾。真正意义的放下，必须到名利场中真刀真枪来演练，在切身利益的大起大落、大涨大跌中来检验，在生杀予夺中看菩提大定还有出入否，真如法性还有增减否？
这正是大乘佛教修行的困难与殊胜之所在，也是大雄超拔豪迈气度的来源。时下许多劝人为善的小册，都在示人如何放下，却忘了要把放下也放下，拿不起、不敢担当其实是放不下的一种最为常见的形态，彻底放下的人什么都拿得起，就看他愿不愿意。
将世间法摄入佛法，自然就赋予了世间法以生命修行的性质，就像《大学》所说的“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拿财色名利当石头来磨炼人，以获得心性上的成就。
这就是一种入世的佛教，或者说是佛教入世的方式。因为身体的存在，人必须从事经济政治的营生，处理由身体需要衍生的各种利益关系。在市场体系中生存的人，还得通过商业之火来完成自身的凤凰涅盘。今天，抱着佛教情怀经商的人为数不少，有的行人带着愤世嫉俗的意气，企图以高标绝俗的方式来行事，认为这才是符合佛法的精神。其实，作为一种入世的佛法，最好是没有任何行迹的，应当凭着不昧的良知随顺世缘，不好与世俗相逆，在世间法之外另立一法，也不需要对世间的游戏规则做画蛇添足的修改。关键在于在追求财富增值和处分财富的过程之中，如何实现心性对自我与我所的超越，同时也随缘成就别人。禅门有一句话：“不立一法，不破一法，有法皆立，无法不破。”参得透就是个大活人。
以身家性命为代价去成就财富功名，还是以财富功名为资粮来成就性命，是一个需要静下来思考的问题。一旦赋予生活修行的意义，就不能以成败得失论英雄，生杀予夺都成了一种度化的方便。对于一个真正意义的修行人，世间生活的价值在于提供一个烈火熊熊的道场，让他在得失、进退、沉浮、生死的烧灼中，能够释怀撒手，成就无所得的大心——这一烈火中绽放的莲花。不管财富、身份、地位、名望等世间稀有资源增加到无以复加，还是减少到无以复减，他都能够清退所有的正负数字，复归于零的自足自在，并且以此为安身立命的基点，去演算一切加减乘除、立方开方，做各种算术的游戏而不被游戏所游戏。
《修商成佛》所讲述的，大抵是这样一类有趣故事，既可以当作成功商人的传奇来欣赏，也可以视为禅宗的公案来参悟。
孔见（海南省作协主席，天涯杂志社社长）
2014年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