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香港取消遗产税的战略目标，主要在于维持和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维持和提升香港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地位，维持和提升香港在全球经济分工与合作中的核心竞争力和比较竞争优势。可以认为，香港取消遗产税，既适应了世界各国和地区取消或者降低遗产税税负的大趋势，又强化和巩固了香港简单税制和低税负担的税收制度特征。同时，为进一步改善和优化投资环境，增强香港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必将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和正面的影响。
客观上说，香港取消遗产税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和正面影响，可能已经或者正在逐步的显示出来。据调查，今年（2006年）一季度（1—3月），香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8%，第二季度（4—6月）增长了5.2%，高于过去10年3.9%的平均增长率。预计2006年全年，香港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将达到5%左右。香港2006年前两个季度的货物出口，分别比去年增长了14.6%和6.3%，香港的整个服务业维持着比较显著的增长势头。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跌至5%，约18万人，为近5年的低位。通货膨胀率仍然保持在比较温和的水平。金融服务业最具有生机与活力，香港的证券交易和恒生指数连创新高，使得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断得到维持和提升。香港经济的繁荣与活力，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是因为取消遗产税而产生的积极的或者正面的影响，或者取消遗产税因素对香港经济的持续繁荣与活力，到底做出了多大的贡献，目前尚难估量。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至少可以肯定，取消遗产税还没有对香港经济繁荣与发展产生什么明显的消极影响和负面效果，至少这种影响和效果尚不明显。从香港取消遗产税后，社会各界的广泛认知和平稳施行以及舆论的积极回应，还有近一个时期香港证券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的良性互动等情况来看，可以初步作出判断认为，香港取消遗产税的效果和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香港取消遗产税改革是比较平稳的、成功的。
四、香港取消遗产税的一些初步思考
我国历史上曾于1940年第一次开征遗产税，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历时共9年。据有关专家的考证，开征遗产税的效果并不理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和稳定的增长，居民收入不断提高，财富大量增长，国家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同时，发展不平衡问题开始凸现，贫富悬殊开始拉大，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这样，遗产税的征收问题引起社会各界普遍的关注和讨论。据有关学者估计，全国资产总量在1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已经超过1000万个，加之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因此主张尽快在我国开征遗产税。根据我们对香港和国际上其他国家开始逐渐取消遗产税和降低遗产税税负的大趋势的初步观察和了解，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感到，是否需要开征遗产税尚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遗产税制的具体设计和构建以及征收效果及其影响，尚需重新认识和评估。
——开征遗产税可能难以真正有效的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 。据有关学者观察，虽然全世界大约有2/3的国家和地区征收遗产税，但其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一直非常小，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的下降。我国当前还处在一个资本创造的时期，中国人的财富水平远远没有达到西方那些开征遗产税国家当时的水平。现阶段征收遗产税，尚不能形成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或者，通过开征遗产税以改进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的考虑，恐怕还缺乏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支撑。
——开征遗产税可能会对资本要素和人才资源的流入产生负面效应。据观察，开征遗产税的西方发达国家，纳税人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逃避缴纳遗产税。通过改变经营行业，使得这些国家原有的一些高税种行业的税源收入大大缩水。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后发现，遗产税的征收可以减少人们储蓄和投资的动力。目前，是否征收遗产税越来越成为各国争夺投资的武器。投资者通常选择那些税率较低、税负较轻、税制简单和公共服务较好的地区发展。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如果我国征收遗产税，在维持国内投资者、吸引外来投资者、特别是对一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长期投资者方面将可能处于劣势。开征遗产税还可能对民营经济的发展造成冲击，带来民间投资减少、引发畸形消费和生产积极性下降等负面影响。
——开征遗产税可能会对增加就业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国家通过征收遗产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然后通过公共投资创造就业机会，与富人再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到底哪个更有效率，目前还没有比较明确的科学结论。不少经济学家主张，与其将税收浪费在政府的官僚化运作过程中，不如取消遗产税以藏富于民，实现更有效率的民间投资，反而更能创造就业机会。一般认为，私人企业及其发展比政府公共工程更加稳定和持久，私人企业及其扩张会提供比公共工程更多和更持久的就业机会。换言之，开征遗产税，从总体上和长期来看，可能会对增加就业产生不利的影响。
——开征遗产税的征收成本可能会比较高。遗产税是一个信息量大、技术性高和政策性强的税种。遗产税的征收具有偶发性和一次性等特点。我国很多信息机制还不健全。受中国人自古以来“财不外露”的观念影响，我国公民的个人财产数量十分隐蔽，遗产数量因此很难予以确定。开征遗产税，需要投入较多的征税力量，设置专门的征收机构，聘请专业的征收人员，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核实、评估和征收。因此，在我国开征遗产税的成本可能会比较高，甚至不排除出现征税成本大于税收收入现象的可能性。
——开征遗产税的基础条件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一是目前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不是很强，家族观念根深蒂固，更多的人希望把财富最大限度地留给子孙后代。真正需要缴纳遗产税的高收入阶层，具有更加强烈的避税欲望和更加多样化的避税手段。在某些富裕地区出现的“娃娃业主”增多的现象及其发展，可能最终导致在中国无遗产税可以征收。二是我国现行民法和继承法中，对公民死亡后所遗留财产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分配顺序和方式，并未做出十分明确的规定。因此，开征遗产税需要对民法和继承法的相关内容作出修改和完善。否则，遗产税的征收将面临法律冲突的困境。开征遗产税还涉及户籍制度的改革，涉及公民死亡等诸多敏感信息的采集活动。对公民个人财产转移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也不是一件轻松和容易的工作。三是个人收入申报和财产登记制度的建立也绝非一日之功。中国目前个人相关信息还不完善，个人财产的来源、权属以及去向等都很难明确。开征遗产税，需要对个人储蓄存款及个人购买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全面实行实名制，以便使遗产的核实更加迅速和准确。显然，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工作的开展，是一件非常复杂、艰巨和长期的任务。
五、遗产税收制度选择的一个简单总结
遗产税的开征不是没有条件的。开征遗产税的社会经济后果，并不总是正面的和积极的。中国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还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数致富者主要都是创业者，其拥有的财富基本上是劳动和经营所得。这些致富者大多处于青壮年阶段，大多数的遗产继承人还只是潜在性的和未来性的。因此，即使开征遗产税，国家近期能征收的遗产税收入也不会太多，还可能对民营经济等的发展造成一定冲击，挫伤其生产积极性。遗产税的开征还可能弱化我国的投资环境和竞争优势，引起财富和资金的转移和外流。从我国目前税收制度改革的进程来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还处于方案讨论阶段，增值税转型还只在少数几个地区进行试点，而个人所得税改革仅仅在提高起征点上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在我国开征遗产税，可能还不完全具备条件，征收的法律环境、征收的历史时机远未成熟，缺乏全面征收遗产税的可行性。既然一些开征遗产税的国家和地区都已经逐步开始停止征收或准备停止征收，或者采取措施不断降低遗产税负担，并且这种趋势还有不断扩大和加深的国际大背景下，在开征遗产税的各项基本条件成熟前，暂不开征遗产税，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明智的选择。
（2006年12月7日）
资料来源及主要参考文献：
1、香港特区政府网站：www.info.gov.hk
2、香港特区立法会网站：www.legco.gov.hk
3、香港特区税务局网站：www.ird.gov.hk
4、香港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hkex.com.hk
5、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网站：www.isd.gov.hk
6、郇丽：《遗产税香港样板曲终 中国内地遗产税尚难以出台》《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03月14日
7、陈慧颖：《香港取消遗产税 存废之争集中于整体经济得失》 http：//finance.QQ.com 2005年11月17日
8、李北陵：《不征遗产税是明智的抉择》《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14日
9、郑博文：《遗产税为何纷纷停征》《国际金融报》2005年11月17日
10、徐孟洲主编：《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李建英 薛荣芳：《我国开征遗产税的理论分析与制度选择》，《税务研究》2000年第4期
12、刘隆亨著：《从“共同繁荣”看遗产税法制定实施》，《税收征纳》，2001年第7期
13、刘隆亨主编：《财产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4、刘剑文主编：《财产税收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5、刘佐主编：《遗产税制度研究》，中国财经出版社2003年版
16、向剑帼：《香港为吸引投资者正式取消遗产税》 新华社香港2005年2月11日电
第6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维持与提升
——一个初步的考察与思考
2006年，笔者获得了一个赴香港大学接受以政府财务与公共管理为主要内容的专题培训和学习考察机会。在学习和考察过程中，笔者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问题给予了比较多的关注。通过与主讲者和管理层的交流和探讨，使笔者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问题，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对如何进一步维持和提高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有了一些新的体会和思考。
一、香港经济发展的历史回顾与现代转型
香港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始终与祖国大陆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香港经济的兴衰和更替，始终同祖国大陆经济的发展与成长保持着密切的血肉般的关系。近代以来，在香港经济发展史上，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经济转型。香港的天然优势之一在于其优良的港口条件。香港是全球三大深水良港之一。自1841年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香港经济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对外贸易成为香港的主导产业，中国内地是香港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和禁运，香港被迫走上工业化道路，开始工业化进程。近几十年来，香港经济不断转型。香港经济从轻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转型。60—70年代，香港发展轻工业，发展纺织、成衣、玩具、电子钟表、鞋业等，成为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基地和中心。以轻工业带动工业化，并实现了经济的起飞，由此亚太地区经济亦跨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跃上了新的台阶，并带来许多发展的机会。同时，轻工业行业的发展也带来了租金上升、工资上升等生产成本上升。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内地开始改革开放，创设经济特区，香港的轻工业制造业逐渐转移到内地，从而租金、工资等成本开支下降，竞争力增强，经济开始了又一次转型。从以轻工业为主转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新形态。从前1/6的香港从业人员从事制造业，下降到现在的近1/60，生产制造基地向北转移，成就并支持了珠三角经济的繁荣和进步。
香港经济转型，给香港济济发展带来了可喜变化。香港成为亚洲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香港拥有世界上其中一个最繁忙的货柜码头；香港机场的国际货物吞吐量居世界首位。香港机场每周处理超过5200多架次的航班，飞往150多个目的地。同时，香港也是全球薪俸税率最低的地区之一。香港是世界全球第十大贸易经济体系；香港的股份筹资额，在亚洲处于龙头领导地位；香港还是亚洲主要资产管理中心。
以近年的变化为例，香港的金融市场已成为内地企业的重要集资渠道；香港的对外贸易逐步从转口贸易发展成为供应链管理以及高增值物流服务，同时经香港处理的离岸贸易也因此不断增加。发展高增值的商业、金融和专业服务，不仅可以带动会议展览，电子贸易，交通运输，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其他行业的增长，更可提高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