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省城求学积极上进
在武汉、上海求学期间，无论境遇如何，王竹溪总是手不释卷，博览群书，为日后继续深造及科研、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初期，荆江两岸水灾连年，潭子湾一带的私塾和公立学校停停办办，老师时来时去，王竹溪的学业受到影响。1922年夏天，二哥铭西从武昌学校回家，对父亲说：“四喜在家乡读书，实是荒废学业。”
“你们得给他想个办法，我也早就在考虑这件事了。”王才俊这样回答。他早就想让三儿子离开家乡，出门找个好的学校，求学上进。在他眼里，竹溪自小天资聪慧，好学上进，将来必大有作为。
1922年金秋时节，11岁的竹溪由二哥领着，带着几本书离开了家乡。他穿着一套青布制服，临行前，继母将他要用的衣物行李洗净收拾好，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并交代了一番。“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无私的母爱令竹溪感动不已。
姐妹们看到两个哥哥先后到大城市上“洋学堂”，现在四喜又将到省城就学，心里十分羡慕。
王竹溪想到现在自己将要外出求学，而姐妹又不能同去，心里很纳闷，他想：“女子为什么就不能出外求学？”
竹溪随二哥从公安县斗湖堤搭小火轮逆流而上。30公里的长江水路，两个多钟头就到了沙市。竹溪与二哥在洋码头靠岸，只见岸边停着无数轮船和木帆船，街上行人熙熙攘攘，两边商店货场琳琅满目，高楼大厦不少。根据1895年（清光绪21年）签订的不平等的中日《马关条约》，开放沙市、苏州、杭州为商埠，从此沙市渐渐繁华。当时，乡间有这样的俗语：“天下市，算沙市。天下口，算汉口。”当然，这只是乡间人坐井观天的见识。
王竹溪初次来沙市，感到处处都那样新鲜，一想还要到更大的码头汉口去，心中充满了憧憬。
第二天上午，竹溪随二哥又搭上了开往汉口的江轮，沿途停靠石首、岳阳、新堤、蒲圻等码头，饱览了长江风光。经过两天一夜的航行，忽然听一位乘客高呼：“汉口到了！”竹溪和很多人都朝远方望去，只见隐隐约约的高楼大厦一望无边，竖着高大烟筒的各式轮船、耸立桅杆的木船，连接天际。轮船继续前驶，前方两岸的景物越来越清晰了。一会儿，只见一座大楼耸立云端。从一位老乘客的话语中，大家得知到了江汉关。
小竹溪与二哥自沙市到汉口坐轮船一千余里，到汉口又坐小火轮渡江到武昌汉阳门，一路千帆尽舞，百舸争流，浩荡江水把各路英豪汇聚江城。王竹溪到武昌进了荆南中学，走进荆南中学一间小屋，里面坐着一位三十来岁身着长衫的老师，二哥向老师作了介绍，竹溪向老师行了一个鞠躬礼。
老师问：“为何要来武昌读书？”
竹溪随口答道：“到武昌读书见多识广，学的知识更多些。”
接着，老师还问了姓名、年龄、籍贯、原在哪个学校念书、读过哪些书等。王竹溪虽是初次从农村走出来，但举止大方，谈吐清楚，引起了这位老师的兴趣。
学校满意地接收了这个学生，确定先让他参加入学考试。阅卷后，学校认为他国语基础较好，但要补习数学、英文两科。于是，王竹溪被安排到初中己班补习班学习。
荆南中学是一所私办公助学校，面向全省招生，荆沙地区的老师、同学较多。公安县籍的同学有邓昌德、邹澄享、邱才进、甘露生等十多人。学校位于武昌城内牙里局街，东北面紧靠蛇山。武昌是辛亥革命的发祥地，学校老师和同学多数政治思想进步，学习气氛也相当浓厚。早在清末张之洞执政湖北期间，就注重兴办学校和培养人才，当时湖北籍出国留学的学生与全国各省比较，名列前茅。王竹溪由农村的私塾、小学步入大城市的新型中学，在思想境界和知识领域方面无疑是一次飞跃。
那时的班级按传统计数法排序，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年一循环，这有点像西方用A、B、C等来排序。二哥铭西1920年入学，在丁班，竹溪晚两年，是己班，按现在的叫法，就分别是20级和22级。年份是记录和描述历史的重要参数，纪年的方法当然是文化的一部分，从甲、乙、丙、丁到十进制的阿拉伯数字1、2、3、4，意味着我们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过渡，这个过渡的内容包含方方面面，已进行了一个多世纪。
当时，新的学制还处于摸索实验中，一开始实行的是中学四年一贯制，称旧制。铭西所在的丁班是春秋始业班，竹溪所在的是一个秋季始业班。此外，自1923年秋季入学的庚班开始，改为高中、初中分开的新制，荆南中学只办初中，学制三年。那是大变动的年代，铭西比竹溪大9岁，但只高两班，许多与竹溪同级的熟人，都比他大八九岁。王竹溪生逢其时，在这场变动中顺应天时与时俱进。
入初中一年级不久，王竹溪国文水平进一步得以提高，作文经常受到嘉奖。与此同时，他专心学习数学、英文等科目，特别对数学最感兴趣。数学课上，每当老师讲到重点、难点，他就像走入了一个知识的迷宫，探珠得宝的欲望不能自抑。课后，他认真思考，经常提出不懂的问题请教老师。星期天，他爱到武昌街上各种书店猎取自己喜欢的书籍，或者到湖北图书馆，有时还过江到汉口街上书店看书、买书，以摄取知识。
“东亚病夫，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吾辈学生必须洗刷干净！”一次，体育课上老师这样说。
下课后，王竹溪的脑海里仍在思索“东亚病夫”这四个字的含义。从此，他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打球、赛跑、跳高等样样都来，特别是对乒乓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懂得“名师出高徒”的道理，经常在课余时间找乒乓球高手对打，球技进步很快。另外，他还学会了下围棋。
1925年年底，王竹溪的父亲因事来汉口，同行的有同县周家场（距公安县王家台10公里）的一位叫周成武的老师。王竹溪闻讯，星期天即到汉口拜见父亲和周老师。他从交谈中了解到这位周老师很有学问，国语和数学根底都非常深，曾在武汉等地求过学，在乡里为人正派，教书、行医也颇有声望。王竹溪认为父亲以前的介绍都名不虚传，有相见恨晚之感。周老师也瞧得起这个少年，提出要与他结为“忘年之交”。
寒假期间，由父母备办了礼品，王竹溪专程前往周家场给周老师拜年。见面寒暄后，两人便谈起在校学习的功课来。王竹溪坦率地求教：“不定方程的解法，我还没有很好地掌握。”周老师把王竹溪引进书房，只见各种书籍层层堆积。他精心找到几本数学书，针对王竹溪提出的问题，深入浅出地解释，用笔演算，同时找出课本、参考书，指出难点、要点及解题方法。周家的人几次催他们吃饭，两人才走出书房。晚上，主人就安排客人住在书房。白天，王竹溪在书房里潜心查看有关数学书，反复演算，发现问题就从书中找出答案，碰到实在解不开的疑难处，再去请教周老师，直到弄懂为止。这次拜年，王竹溪就在周老师家痛痛快快地“玩”了三天。
事后，周老师对家人说：“王竹溪这个伢儿读书勤奋，又有知识，真是在大地方读过‘洋学堂’的学生。”
第二节 醉心珠算初识物理
春节过后，王竹溪回到学校，照例到武昌街上选购书籍，他看到一本程大位著的《算法统宗》，如获至宝。
珠算是使用算盘的计算术。欧洲古老的算盘是立式的，由串起来的多行串珠构成，每行有十颗算珠。20世纪中期在哈尔滨、大连等城市的俄国人商店（如秋林公司）中，店员算账还在使用这种古老、粗大、有一人高的欧式算盘。
中国的传统算盘是横式的，用一个横梁把每列分成两层，上面有两颗珠，比欧式算盘简化和先进。上层只用一颗珠，就是十进制，上面两颗珠都用，则可定位出更复杂的进位制。王竹溪的珠算是跟他的堂姐治英学的。伯父王才兴，膝下无儿，只有治英一女，竹溪自小过继给伯父，伯父在麻豪口镇开米行，治英协助管账，所以会珠算，竹溪1922年春上麻豪口小学时，就住在伯父家。
王竹溪在珠算学习中，逐渐发现“中国珠算的开方法与西洋笔算法实质上是一样的”。他把这种想法告诉数学老师，老师认为他的想法很对，也夸他的珠算功底深厚。这种珠算开方法给他的数学知识打下了良好基础。
从初中二年级起，学校增设了物理，还有化学等科目。开始的物理课，老师讲的是一些物理常识、物理现象的基本规律，如机械运动、发热、发声、发光、电和磁、原子等，老师有时还结合课本，引导学生做些简单实验。物理老师罗少玉给王竹溪多方面的开导。罗老师授课相当生动，常常结合最基础的物理原理，提出生活中极普遍、极平常的问题，让学生思考解答。例如，他讲授牛顿三定律时，提出两个盛满水的水桶，是用双手提着省力，还是用扁担挑着省力？用肩挑，是桶绳长省力，还是桶绳短省力？为什么？学生能回答出怎样省力的问题，但答不出为什么。罗老师肯定了学生正确的部分，却又别出心裁地道出了问题的所以然。聚精会神听讲的王竹溪极受启发，因而深深喜爱上了物理这门课。
读初中期间，王竹溪勤奋学习，获得了优异的成绩。1926年夏天，王竹溪从荆南中学毕业。
第三节 养病自学博闻强记
王竹溪从荆南中学毕业前，二哥已从上海南方大学毕业并留校工作，公安县同乡张海泉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留学，张耀先在上海沪江大学预科班学习。根据这些情况，二哥写信给父母，想让竹溪毕业后来上海读书，若竹溪同意，他即从上海赶到武昌接竹溪。
赴上海临行前，竹溪恋恋不舍地告别师友，特别是感谢罗少玉老师对他的谆谆教诲。罗老师勉励他为拯救国家危亡，继续升学，相信他前程远大。
赴沪途中，王竹溪在轮船上受到风寒，刚到上海就得了病，卧床不起，急得二哥团团转，初请医生在家诊治，后送入医院，同时急电禀告父母。家中得知后，万分焦急，特别是王竹溪的继母，有些相信迷信，出于爱子情深，又是敬神，又是许愿，还请人问卦算命，心想可不能同老大一样有个差错。王竹溪的父亲立即搭船经汉口到上海，亲往医院照顾。经过一个多月的医治，王竹溪的病情有所好转，出医院就住二哥友人鲍润生家（上海劳勃生路小沙渡路口），但入学的机会已耽误了。考虑到王竹溪大病初愈，身体还很虚弱，不能负担学习任务，经父亲、二哥及上海的公安县老乡商议，决定先让他回家调养。对此，王竹溪怅然若失，心中充满了酸甜苦辣。
由于久卧病床，王竹溪背上腿上又长了蛇盘疮，父母四处奔波背他求医，医治了两个多月才治愈。由于他总向右侧睡觉，使颈项留下了偏右的终身缺陷，仔细观察方能发现这一毛病。继母还庆贺地说：“四喜这伢儿，要不是破了相（头向右偏），就难得救了！”
王竹溪的病情好转后，他就看书，写字，做数学练习，父母劝阻，他就躲着悄悄学，好像读书比吃饭还重要。家里的书看完了，他就“温故知新”，并不时向先前的老师王弼臣借书，碰到问题就请教。王弼臣老师离开学校后，在麻豪口街上开了一家西药铺。他年轻时就爱读书，特别是有关“戊戌变法”的书，渴求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1925年，他卖掉家中的一切，到青岛拜康有为为师，对这位维新变法的领袖非常崇敬。王弼臣在青岛购买了大批新书和古书，回到家乡麻豪口一面读书，一面教书。王弼臣经常向王竹溪讲述康有为如何发起“公车上书”组织维新变法；悲痛地告诉他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慷慨就义，史称“戊戌六君子”；还向他介绍康有为学识渊博，著有《新学伪经考》、《大同书》等。王竹溪听了老师的介绍之后，坦率地谈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康有为组织维新变法是进步的，但变法失败后，拥护变法的人流了血，而康有为等人却组织保皇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并在1917年赞成军阀张勋复辟，这是倒退。王竹溪与老师对康有为的看法不一致，但出于对师长的尊敬与礼貌，也没有过分争执，只是保留自己的观点，他仍旧经常去借书、请教。
养病期间，王竹溪先后读了《汉魏丛书》、《礼记》、《荀子》、《庄子》、《老子》、《史记》、《汉书》，还看了《镜花缘》、《红楼梦》、《三国演义》、《说岳传》、《江湖奇侠传》、《笑林广记》、《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他手头有几本数学书，常做练习题，学习割圆法，即由外切和内接多边形求圆周率。他还经常练习王羲之的《黄庭经》小楷。他在学习中遇到难字就查阅《康熙字典》，渐渐发现该字典有解释不当和缺字的现象，同时感到偏旁部首错综复杂，四角号码查字也不方便，于是便萌生出编著一步新字典的想法。
1926年7月，北伐军分西、中、东三路从广东出发，节节胜利，到9月14日，北伐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贺龙、第二师师长杨其昌，分途从湖南境内挺进公安县，与北洋军阀吴佩孚的部队发生激战。
当时，麻豪口地区已有共产党员覃济川等人进行秘密活动，他们利用国民党（当时国共合作）特派员的身份公开进行工作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如散发《告湖北人民书》，张贴“打倒吴佩孚”、“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等标语。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人民组织农民协会，有效支援北伐前线。
就在北伐军进入公安县境内的前一天，王竹溪的父亲悄悄地对老伴说：“北伐军到来，可能对我们不利，我和竹溪还是到方便的地方躲一躲吧！”老伴同意，约定随时通报消息。
王才俊把这个打算告诉儿子，竹溪则反对说：“北伐战争是革命的，爸爸又没有做坏事。”竹溪此时已是初中毕业，懂得政治形势，知道南方政府是进步的，是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府，丧权辱国，和帝国主义是一个鼻孔出气。尽管竹溪说得有道理，父亲还是将信将疑，心想：“我大小也是个绅士，做过区团总，还是小心点好，做到有备无患。”王竹溪拗不过父亲，只好拿了几本书，连夜随父亲来到离家20里远的青吉泓岳父涂平阶家住下（王竹溪10岁时与涂家二姑娘圆已定亲），观察动静。住了几天，父亲还不放心，又雇了一只小船，将竹溪转移到长江北岸江陵马家寨的亲戚家躲避，离麻豪口有四十多里。在那里，王竹溪每天仍是坚持读书，父亲留在亲家涂平阶家里坐卧不安，常四处打听消息。
父子出门躲了半个多月，家里几次来人通报消息，农民协会说王秀才为人正直，经群众评议为“开明绅士”，没有没收他的财产。农民协会还派人到王家做工作，要他们父子早点回家。王竹溪随父亲回到家乡，家乡大变样：乡里组织了农民协会，与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农民组织起来向地主要求减租减息；镇上组织了儿童团，捣毁鸦片馆，宣传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不久，王竹溪也参加了儿童团，和团员们一道将吸鸦片的人弄到街上游街示众，沿途张贴标语。王竹溪干得很带劲儿，一来感到为革命作了宣传，二来操练了大字。这一年，竹溪的二姐出嫁，他参加送亲，在人群中还宣传北伐战争是正义的，北洋军阀应该打倒，土豪劣绅应当铲除，吸鸦片是坏习惯，害自己、害家庭、害民族、害国家。听者纷纷议论说：“这个伢儿从小就有出息，读了洋学堂的人，说得真有道理！”
王竹溪听乡亲们介绍，北伐军进公安县城（时在南平）的那一天，排着整齐的四路纵队，由军乐队做前导，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迈着雄健的步伐，穿着一色的灰布军装，打着绑腿，背着背包，佩戴着蓝底白边的臂章，肩上扛着钢枪，唱着革命歌曲，还不时高呼：“革命军，爱人民，不拉夫，不要钱！”“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城内大街小巷贴满了欢迎北伐军的标语，大小商店及各家门口都插上了五颜六色的旗子，市民们成群结队地迎候在街道两旁，一时锣鼓鞭炮齐鸣，狮子龙灯共舞，满城一派欢腾的景象。
王竹溪简直听得入了迷，遗憾的是没有亲眼见到北伐军进城的壮观场面。他曾耳闻目睹过去北洋军阀到处拉夫、要粮、要钱、抽鸦片、打牌赌博的情形。此次，北伐军进公安县，北洋军负隅顽抗，在王竹溪的家乡麻豪口及其附近的曾埠头、金猫口、黄金口一带发生激战。广大人民群众烧菜送饭，运送伤员，积极支持北伐军。仗打了五天五夜，北洋军死伤两千余人，残兵败将向长江北岸逃窜，北伐军越战越勇，乘胜渡江前进。战斗结束后，王竹溪还在家乡附近的战场凭吊了英勇牺牲的北伐军将士。
第四节 武大预科强烈求知
1927年春节后，王竹溪含着热泪告别了父母，赴上海求学。他从斗湖堤搭船到汉口，遇到先期到达的同学邓昌德。邓昌德是公安县麻豪口老乡，在荆南中学尚未毕业，缺钱交学费，王竹溪便将身边带的路费借给他交了学费。这样，王竹溪只好滞留汉口。此时又碰到公安县同乡张海泉，他从美国留学回国，将到武昌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
张海泉等同学、老乡商议：王竹溪不能停学，大家共同想办法让他在武昌就读。鉴于开学时间临近，众人都十分留心武汉地区招生信息。当得知武昌第二中山大学（现在武汉大学前身）理预科招生时，众人都极力支持王竹溪前去应考。王竹溪应考后被录取。该校地址在武昌东厂口，阅马场之东，大东门内，学校后面是蛇山，一部分校舍建在山坡上，荆南中学离此较近。蛇山横贯武昌城内东西，著名的黄鹤楼就在西头，濒临长江。
理预科主要设高中课程，王竹溪除爱好物理、数学外，对其他各科均不偏废。在校同室共有四人，除王竹溪以外，均为本科生，其中江陵同学汪翰成绩最好，王竹溪遇到问题就向汪翰请教。
第二中山大学由校长及校务委员会主持校务，其中有辛亥革命家詹大悲、李汉俊等，校内有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的秘密组织。入校不久，王竹溪由王佐才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入团的还有刘宗孔、陈辅汉（均为江西人）等，每周开一次会，大约有二十多人，分配给王竹溪的主要任务是用钢板刻写宣传品，内容是打倒北洋军阀的传单、口号等。学校成立了宣传队，王竹溪担任小队长。当时政治形势变化多端，汪精卫原来在武汉反对蒋介石，现在蒋汪合流，共同反对共产党，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宋庆龄在汉口发表宣言，谴责汪精卫违背了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
王竹溪经常关心时事的变化情况，但对学习丝毫没有放松，除了认真听课、做好作业外，还常到学校图书馆阅读课外书籍，以全面增加知识。他发现学校图书馆有三部破旧的英文打字机，感到这些东西还有用，就向图书馆借了一部较好的，利用课余时间学会了英文打字。自此以后，增加了他的外语拼写知识，为他以后的工作及英文撰稿带来了诸多好处。
就在这学期，王竹溪下肢生疮，学校体育老师发现后，用家传草药为其敷治，经过两个多月才医治好，但留下了疤痕。
开学前，王竹溪因将从家带来的学费借给同学邓昌德，不好意思再向家里要钱，而二哥又远在上海工作，一时经济上发生困难，多亏同学汪翰以师范公助的伙食费分用，维持了他的基本学习和生活所需。
第五节 麦伦书院精勤不倦
1927年暑假，王竹溪与二哥、二嫂宴棣华同回潭子湾。宴棣华是湖北枝江人，曾在汉阳训女书院读书，后来毕业于上海国民大学，1926年与铭西结婚，这是她第一次去公安县婆家。哥嫂对竹溪的生活、学习与成长关怀备至。竹溪和二嫂谈到求学的事，二嫂依旧要求竹溪一道去上海读书，并催他立即动身，他欣然答应。暑假尚未结束，王竹溪返回武昌办转学手续。当时，武昌形势更加严峻，到武昌第二中山大学去办转学手续没找到人，后来才由王佐才将转学证件寄到上海去。在赶往上海途中，因交通受阻，王竹溪的入学时间又耽误了。之后，二哥调到汉口工作，王竹溪和二嫂迁往上海提益桥二哥的一个姓卓的朋友家里。他决心不让时间虚度，继续自学文科和理科知识。在一起住的还有二哥的朋友洪涛、雷立品二人。他们在法租界开了一家书店，销售一些进步书刊，其中有《向导》周报，王竹溪成了他们的热心读者。那时，与王竹溪经常有来往的有张鹤村、陈缓荪等人，后来他们先后到南京考试院工作。通过阅读进步书刊、与进步人士接触，王竹溪的爱国主义思想逐渐萌发。
二哥凭着他在上海的人缘关系，很早就想要弟弟到麦伦书院（Medhurst College）求学。这是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1928年春季开学前，王竹溪到校拜见了校长夏晋麟，呈交了第二中山大学的转学证明，提出了入学要求。夏晋麟原是国民大学教授，与铭西有交往，经过学历审查和考试，确定王竹溪插入高中二上班就读。这下，王竹溪到上海求学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学校有一个礼拜堂，逢星期日上午做礼拜。每个学生必须参加，学唱赞美诗。王竹溪晚年回忆说：“我没有学会唱赞美诗，原因是我根本不信教”年轻的王竹溪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什么会让外国人办学校，强迫学生参加这样违心的活动？”
在麦伦书院的教师中，王竹溪接触最多的是白约翰（John Ban）先生。他是美国人，任三年级班主任，教英文、历史、英文作文、英文文学、化学。一次，上历史课时，白约翰问：“十九世纪什么人最伟大？”同学们回答是达尔文，白先生很不高兴。白先生曾多次劝与王竹溪要好的同学曹孚加入基督教，曹孚始终没有顺从。王竹溪很佩服这样的同学，认为他有自己的志向、志趣，不做违心的事。王竹溪后来毕业离校后还和白先生经常联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仍和他有书信来往。教物理的老师是张庭潮先生，教数学的是校长夏晋麟先生。王竹溪爱好数学、物理这两门课，也经常和这两位老师接触，请老师辅导功课，解答疑难。
王竹溪在麦伦书院除专心听老师授课外，还善于向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学习。他在晚年回忆录中写道：“在麦伦的同班同学中，学习成绩最好的曹孚，是上海北宝山县罗店镇人，我向他主要学习的是做中文作文。先在胸中把全部句子都想好，那要费大约一小时，然后提笔一气呵成，大约不要一小时。这样的作文一般比较好，多的可达两千字。我和曹孚感情很好，此后多年来一直通信。曹孚毕业后留校教书，到1933年才筹得钱进复旦大学学习教育，于抗战期间赴美留学，1949年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在教育研究所和教育行政学院工作，1968年1月患肺癌去世。”
在高中阶段，王竹溪和以前一样，除了认真完成学校的功课外，还注意阅读课外书籍。他先后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和《清代学术概论》。他后来回忆说：“我中文作文很受梁启超的影响。”那时他还读了许多新文艺作品，如鲁迅的《呐喊》、《彷徨》、《热风》、《华盖集》、《坟》、《野草》、《中国小说史略》等，还读过郭沫若的《女神》、老舍的《赵子曰》、《老张的哲学》、《猫城记》，读过茅盾的《幻灭》、《追求》、《子夜》，看过《创造》月刊和《语丝》上发表的文章。他记得成仿吾批评鲁迅《呐喊》中的《睡眼中之朦胧》和鲁迅在《语丝》上的回答，王竹溪当时同情鲁迅。他还看了郁达夫、蒋光慈和叶灵凤的小说，很喜欢读潘汉年发表的一些短文。他从这些书籍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为其以后成为百科全书式学者奠定了坚实的中文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