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辞世
在北京友谊医院，医生与护士对王竹溪进行了全力医治和护理。后来，他吞咽食物感到很费力，就和医生配合，忍痛插进三通管。他是多么希望将病治好，能为人民继续工作，为祖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继续作贡献。
不幸的是，1983年1月7日以后，王竹溪的病情恶化，先是吐血，然后又合并双叶肺炎，连续高烧多日，最后导致全身衰竭，大出血。经抢救无效，于1月30日下午1时10分停止了呼吸。
王竹溪病重期间，有关方面负责人周培源、严济慈、何东昌和北京大学领导曾多次前往医院探望。
全国各地一百多个单位和个人发来了唁电和信件，对王竹溪的逝世表示哀悼。著名美籍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张守廉、陈省身、聂华桐等发来了唁电。杨振宁的唁电说：“竹溪师生平勤实诚正，是朋友和学生都十分敬佩的。他造就了许多科技人才，我对统计物理的兴趣即是受了竹溪师的影响。”李政道的唁电说：“我极其悲痛地获悉王竹溪教授的逝世——世界上失去了一位大科学家，中国失去了一位良师。”
遵照王竹溪的遗嘱，丧事从简。2月7日上午，有关方面负责人、王竹溪生前友好及北京大学师生近六百人，来到八宝山，以悲痛的心情向他的遗体告别。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有关领导和学者有（按姓氏笔画为序）力一、马大猷、马石江、王力、王大珩、王天眷、王承书、王学珍、王淦昌、戈华、尹赞勋、白介夫、叶恭绍、史梦兰、朱光亚、朱洪元、乔培新、庄圻泰、刘达、严济慈、杜连耀、李荫远、李赋宁、杨晦、杨立铭、汪小川、沈同、沈克琦、何俊、何东昌、何泽慧、何祚庥、张萍、张维、张文裕、张龙翔、张光斗、张学书、张青莲、陆平、陈岱孙、季羡林、武衡、周林、周一良、周光召、周培源、孟昭英、赵忠尧、郑仁之、郑华炽、胡宁、胡济民、段学福、项子明、闻家驷、袁翰青、钱三强、钱学森、高沂、高铁、黄昆、黄辛白、曹宗巽、彭珮云、董纯才、傅承义、谢义炳、谢家麟、程民德、蒋南翔、虞富春、管惟炎、诸圣麟、樊弘、樊恭焦。
美籍物理学家任之恭也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正在香港讲学的杨振宁，听到王竹溪逝世的噩耗，立即发来唁电，接着于2月中旬专程来北京吊唁王竹溪，并看望慰问师母。2月17日下午，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杨振宁，他也感谢杨振宁专程来北京吊唁王竹溪教授逝世。他说：“王竹溪教授从事物理教学、科研工作四十多年，培养了大批物理学家，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王竹溪教授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精神更焕发，他对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方针是坚决拥护的。”这一番话，正代表了中央领导对王竹溪教授的评价。
与王竹溪一代相知的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北大校长周培源教授，在王竹溪逝世后著文《从爱国科学家到共产主义战士——悼念王竹溪同志》表示哀悼，全文如下。
竹溪和我们永别了，不幸的消息传来时，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听觉。
我和竹溪相识的时间很早，合作的时间也很长。从1930年以来的五十多年里，我们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同他可称得起是“一代相知”。
竹溪于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一年以后转入物理系学习。他听过我讲授的每一门理论物理的课程。我当时发现这位青年读书勤奋，善于思考，学习态度严肃认真，能深入理解物理概念并具有数学计算的特殊才能。1933年夏，竹溪大学毕业后继续在物理系当研究生，他是我最早的一位具有杰出才华的研究生。1935年，他考取了清华出国公费留学生，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在统计物理学的领域内开始进行学习与研究工作。
1938年秋，竹溪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毅然回到了昆明，担任清华大学（这时的清华大学是西南联大三成员之一）教授。当时，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尚未发动侵略战争，而祖国的大片土地已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所践踏。如果竹溪图安逸，贪享受，那么以他的才华与学术水平，他完全有条件在西方国家里找到一个教学或科研工作。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在昆明的几年里，竹溪和西南联大其他同事一样，过着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竹溪安之若素，他除了完成物理系的教学任务之外，还到工学院任课，此外还坚持科学研究，完成了有关热力学、统计物理学等方面的多篇科学论文，发表在《中国物理学报》和国内外其他科学刊物上。他在困难面前不动摇，勤勤恳恳地坚持岗位工作，对中国人民抗战前途具有充分的信心。
1949年1月9日，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清华大学。5月，成立了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竹溪被军管会任命为物理系主任。1952年，北京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他转到北京大学，任物理系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理论物理研究室成立后，他又兼任室主任。1962年，国务院任命他兼副校长。
竹溪在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领域做过重要的研究工作。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他在热力学、统计物理等领域先后发表了三十多篇科学论文，受到了国际上的重视。在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同时，竹溪也积极从事科学普及工作。
竹溪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学生也要求严格。经过他的循循善诱和耐心培养，再通过他们自己的实践和发展，他的很多位学生已经成为我国理论物理学界的著名学者和骨干力量。在他指导的研究生中，最有名望的是杨振宁教授。杨振宁教授在后来写的回顾自己科学工作的一篇著作中，特别提到，是竹溪引他进入统计物理的领域，使统计物理成为他深感兴趣的学科。他们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自1971年起，杨振宁教授每次回国访问到北京都要看望竹溪。今年年初，正在香港讲学的杨振宁教授听到竹溪去世的噩耗，专程来北京看望师母，表示哀悼与慰问。在京期间，赵紫阳总理会见了杨教授，向他介绍说：王竹溪同志在政治上与党中央力求一致，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方针。在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四十多年中，培养了大批物理学家，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赵总理这一评价，对广大知识分子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955年，竹溪正式提出入党申请。竹溪这个人不轻易产生一个信念，而一旦产生了就坚持到底，这是他的特点。自从提出入党申请后，他对共产党的信任始终不渝，尽管中间经过几次大的风浪，他的信心和决心丝毫没有动摇。
竹溪一直坚持一位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从不随风倒，不随大流。记得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总是怎么认识就怎么讲，不哗众取宠。1958年“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时，学校里有些人对他写的《热力学》进行批判，错误地给他戴上了“理论脱离实际”等几顶帽子，当时他处境困难，但仍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好各项工作，直到1962年才平反。
竹溪为人刚正不阿，作风正派。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江青沽名钓誉，跑到北大“慰问”，一帮吹鼓手搞什么“感谢首长关怀”的吹拍活动。在“接见”会上，竹溪冷漠地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之后，有人问他被“接见”的情况，他表示了冷淡和轻蔑。“批林批孔”时大肆宣传什么“柳下跖痛斥孔老二”，连某些中国哲学史专家也违背史实跟着乱讲。但是，竹溪在小组会上公开地说：“柳下跖比孔子晚生一百多年，根本谈不上什么‘痛斥’的事”。他敢于坚持真理、不趋炎附势的精神使我敬佩。打倒“四人帮”以后，竹溪再次向党提出自己坚决争取入党的要求。1979年，他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
竹溪和我们永别了。这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但我坚信，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在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实践中，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像王竹溪同志那样的科学工作者一定会成千上万地涌现出来。
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王祖洽、周光召、何祚庥亦著文《物理学史与物理学家业绩永存》以示缅怀，全文（载于1983年《物理》第12卷第7期）如下。
王竹溪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授，执教多年。历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副校长等职务，并被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科学院的学部委员。竹溪同志，湖北公安人，早年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是著名的统计物理开拓者之一的福勒教授的学生。回国后，仍致力于热力学和统计物理的研究，对于热力学和统计物理的基础理论及其应用，有很多重大的贡献，特别是在多元复相的平衡及稳定性问题上，尤有独到之处。
王竹溪同志的突出贡献，在于他直接、间接地培育了一大批有成就的后辈理论物理工作者，的确是桃李满天下。例如，国际著名理论物理学者、规范场论的创始人、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发现者杨振宁教授，就是王竹溪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的研究生。杨振宁教授就曾多次谈到，他对统计物理的兴趣，直接受到竹溪师的启发和影响。竹溪同志在治学方面的严谨严密、一丝不苟的学风，也直接影响到杨振宁教授的治学。又如，我国科学战线上著名的“铁人”，对我国的断裂力学、金属物理及钢铁冶金事业有很多贡献的已故著名学者陈篪同志，也是在他直接影响下的一位优秀学者。一些后辈学生在背后谈起来，常说陈篪同志的治学就像他的老师一样。
竹溪同志在研究各种学问时所做的大量笔记，是学生们的宝贵参考书。竹溪在科学上涉猎极广，特别是古典物理和古典数学方面，有极深的造诣。他每涉猎过一个新的领域，就一定整理成一本本很厚但又很工整的笔记。这不仅促使竹溪同志在他所涉猎的领域达到很深的水平，而且也极大地启迪了后辈。他著名的热力学著作、统计物理的著作及他和郭敦仁同志合著的特殊函数的著作，就是根据他的笔记加以整理和发展而成的。其实，远在这些笔记正式成书以前，就已经发挥了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学生的作用。在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物理系，历代学生相传一条重要经验：谁要学习理论物理学，一条方便的道路就是直接借阅竹溪先生的笔记。除上面提到的热力学和统计物理方面的笔记以外，他的电动力学笔记、量子力学笔记都是历代弟子“必读”的“参考资料”。这一情况，现在的年轻同志是很难想象的。那时，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既谈不上什么科学建设，也谈不上什么教育建设，甚至当时的学生不仅没有可读的中文书籍，而且也没有可供阅读的英文书籍。应该说，竹溪同志的笔记是他给我们留下的一笔珍贵的科学遗产。我们希望北京大学的同志们能够注意收集、整理他的笔记，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出版。
竹溪同志对中国物理学还有两大贡献。一是他长期主持《物理学报》的编辑工作，前后达四十年之久。《物理学报》是迄今为止对国内外影响最大、成绩最卓著、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推动我国物理前进的刊物。竹溪同志审阅稿件的细心、周到是人们所知的。竹溪同志对中国物理学的另一大贡献是他对物理学名词的翻译和审定。把物理学的名词译成汉语，这是我国物理学家对中国物理学的一大贡献，是许多前辈物理学家集体创造的结晶。已故著名学者陆学善就是其中的一位，竹溪同志也是其中最有贡献的一位，并由他博采众议，集诸家之长而最后定稿的。把物理学名词译成汉语，也许有的同志认为这算不上什么科学工作，其实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不仅要准确地表达物理学的内容，而且还要符合汉语的文字发展规律，使人家易学、易懂、易记。竹溪同志在审定这些科学名词时，总是把各种不同的译法反复推敲，考虑它的得失而最后确定。1981年，本文作者之一曾有机会去印度访问。印度学者问我们：“在中国如何教授物理学？是用英语还是用汉语？”我们回答：“在解放前，曾有些地方用英语，但在解放后，就一律改用汉语教学了。”他们听了很惊讶，又问我们：“教科书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我们回答：“解放后一律用中文教科书。解放以来，我们花了很大精力，或翻译或重新编写了中文教科书，现在就用中文教科书教学。”他们又问：“物理学名词如何处理？”我们回答：“一一译成中文。”他们听了更是惊讶，说在印度就做不到这一点，除了因为印度没有统一的语系（有好几十种之多）外，还因为如果把科学名词译成印度文字，如印度语，那么不仅普通老百姓看不懂，连专业的科学人员也看不懂，因此在印度很难普及科学知识，要学物理学就只好学英语。我们听了这一情况以后，就深感到我国把科学名词一一译成汉语，实在是对中国科学的一大贡献，也是对汉语的一大贡献，这大长了我们民族的志气。这充分表明汉语及相应的文字，实在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一种语言文字。
竹溪同志除对物理学有多方面的贡献外，他的另一贡献就是他独自编了一部字典。这部字典收集了所有的方块字，包括历史上的一切僻字、冷字及新创造的汉字，一一注上拼音，并给予简明的解释。他还发明了一种简明的检字法，易学易用。为了编这部字典，他花了极大精力，每天工作到深夜，我们曾担心他在生前不能完成这部巨著。他的统计物理的研究曾影响到很多学生，可以说很多弟子都可以继续他所开展的研究工作，但是如果编一部字典，那么就找不出一个学生可以继承他这一工作了。在现代中国，像他那样既精通现代自然科学（不限于物理学），又精通中国的历史文化、古文字学，并旁及中国的文献、文物、典章制度的学者，实在找不出第二位。值得欣慰的是，这样一件工程浩繁的工作，终于在他的生前完成了。虽然他来不及目睹这部字典的出版，但既然已成为定稿，就总有可以和读者见面的一天。我们很希望有关部门能抓紧这一工作，促其实现。
王竹溪同志律己极严，是严守中国固有美德的典范。他是我国的科学前辈，在北京大学有好几代的门生弟子，又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但他从不利用地位为个人谋求什么特殊权利。长期以来，仅住在两三间不大的房子里，他还动员他的老伴不要为他去争取宽裕房子，只是当北京大学的宿舍比较宽裕以后，他的住房条件才稍有改善。正因为王竹溪同志的这些美德，他终于通过自己的科学实践而通向了共产主义——于1979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里的一员。
竹溪同志在和周围的同志相处时，对师长对学生均十分谦和，但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始终大节凛然，一丝不苟。
竹溪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在科学工作上的业绩，将永远流传下去。
王竹溪亲属对于这位逝去的亲人亦表达了自己深切的怀念之情。王竹溪的子女王世瑚、王世琏、王世珍在《九三北京社讯》（1983年第2期）撰文《怀念爸爸王竹溪》以示怀念。
1983年1月30日，爸爸和我们永别了。爸爸是被肝病夺去生命的。十二年前，在林彪、“四人帮”横行之时，爸爸同北大许多教职员一起去江西鲤鱼洲劳动。从那时起，爸爸就染上了肝大、下肢浮肿的毛病。多年来肝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旺盛的工作精神又使他常常忘记自己的病。他很少想到自己的身体，一心只想着工作，经常不辞辛苦地工作到夜里11点多。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爸爸精神更加焕发，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多年操劳，疾病渐重。1981年11月底，爸爸正在开全国政协会议，会议医务组的大夫发现他巩膜黄染，将他送至医院，经医院检查，确诊为肝硬化。他的病床上挂上了“病重”的牌子。护士对他说：“王教授，您不会关心自己，您的病看晚了。”爸爸说：“从江西鲤鱼洲回来后，转氨酶400，大夫说没什么，所以我还照常工作。”护士又说：“有的人没多大病，不是还小病大养吗？”爸爸立刻说：“我不是那种人！”的确，爸爸不是那种无病呻吟、小病大养的人，他是勤奋刻苦、忘我工作的人，他一生的心血都操在祖国教育、科学事业上了。
爸爸严于治学，不但在物理的教学和科研中达到很深造诣，培养了大批物理学人才，而且兴趣广泛，博览文字学、历史学等书籍。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四十年来钻研文字，辛勤劳动编纂了《新部首大字典》。这部字典共收字5万一千余个，比《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收字还多。《新部首大字典》收字如此之多，除了爸爸广博收集书本资料以外，还在于他虚心向群众学习。例如，报纸上提到哪个地方的地名，其中有的字在已有的字典中查不到，爸爸就寄信给那个地方，询问该字的发音及意义。这样，他先后给内蒙古土右旗吴坝公社小厂库伦大队、山西省蒲县寨子生产大队等地发信询问。开人代会时，他遇到大寨大队的贾存锁同志，也向他请教报上登大寨公社消息时出现的当时字典上未收入的字。对于电话号码簿上出现的字典中未收入的字，爸爸也向有关的同志发函请教。通过广泛地向群众学习，排除了编纂字典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爸爸在学术上一丝不苟，在政治上也积极上进。全国解放不久，爸爸就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由于当时未被批准，他加入了九三学社，并积极靠拢中国共产党。他购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等马克思主义书籍，还注意学习钻研党的文件。他在家里经常向亲属讲党的文件中关于国内外形势的论述和党的政策。无论是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还是在风云突变的“文革”期间，他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信社会主义道路，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记得1981年的一天，家里的人边吃饭边谈时事、政治等问题，爸爸说：“一个人应该有信仰，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坚信科学，这样才有正确的方向和无穷的力量。”这些话正是爸爸一生思想和行为的写照。
爸爸不仅在政治、学术、工作等大事上严格要求自己，也不拒绝做小事情。记得我们家在中关村住时，离我们家数十米外的路旁有一个坑，人们夜间行走不便。下班休息时，爸爸拿上铁锹，领着我们去填土，一连三天利用休息时间填平了坑。
爸爸一生勤奋，把精力都用在工作上，生活却十分俭朴。他的衬衣穿了多年，破了补补接着穿。他30年代赴英留学时穿的两套西服，一直到80年代还在穿。妈妈在1958年买了一个买菜的篮子，常年使用已经破旧，1982年爸爸住院时，还一再叮嘱妈妈把篮子补好继续使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家里住房比较紧，我们从外地回家探亲时，爸爸就在沙发上睡觉。1979年，学校给爸爸分了一套较大的住房，爸爸考虑到当时很多教职工住房更紧张，就婉言谢绝了。过了一年多，学校又给爸爸分房，爸爸才搬入新居。
爸爸俭朴的生活作风、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为人诚挚的品德将永远激励着我们，鼓舞着我们，教导着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对待工作、生活和事业。
王竹溪的外甥樊明校撰文《怀念舅父王竹溪》。
舅父王竹溪是1983年1月30日逝世的，那几天我正为一批学生补课，突然接到表弟世瑚从北京寄来的讣告信。我看了信后，泪水像断线的珠子溅湿了我的前胸衣襟和一方毛巾。我拿着书信连忙送到我父亲樊希茂手里，我们全家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现在舅父已离开这个世界有十二年了。回忆起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宛然在目。记得我儿童时代，那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舅父从昆明西南联大复员北平，路过家乡，因在外祖父丧期，守制一年，他每天穿着一件青布长衫，左臂戴着黑纱，拜亲访友。有时坐在书房里读书写字。后来我听父亲讲，那时他正在着手编纂一部《新部首大字典》。直到舅父逝世后这部巨著问世，我才知道他凝聚了大半生心血，对汉字的科学运用，作出了前无古人的奉献。
舅父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学者，而且是一位感情内向、平易近人的长者。他对我们后辈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是不厌其烦的。1980年，我已是48岁的人了，一次我给他老人家写信，字迹不工整，他就来信要我把字写工整，说我信中有很多不规范的字，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写字规范是很重要的。事后我回信感谢他对我的教导时，字写得较工整，随心字也少了。他老人家又马上回信表扬了我。追忆到我青年时，舅父对我的教育和学习，更是关怀备至。解放初期，由于农村缺乏师资，我只读到初中二年级上学期就担起了教小学的担子。1952年冬，舅父为了让我能胜任小学教学，给我寄来了一套高中语文课本和一部《凯洛夫教育学》。当时我对《凯洛夫教育学》如获至宝，认真地读了好几遍。这对我的教学生涯，的确是奠定了较扎实的业务基础。后来他又给我寄来了很多书，诸如《古文观止》、《商君书》、《荀子》、《韩非子》、《袁中郎全集》、《栾城集》、《王羲之十七帖》及《毛泽东选集》（精装本）、《毛泽东诗词集解》、《马列主义原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源源不断寄来了不下百余本。只是我辜负了他老人家的希望，没有学好，一事无成。
舅父对我的教育更多的是热爱祖国和怎样做人。1955年5月，他给我来信说：“得知你已光荣加入共青团，作为一个团员，应该知道我们国家正处于经济恢复阶段和建设初期，青年人更应任劳任怨，艰苦朴素，把工作做得更出色。”我看信后想起了他老人家身着青布长衫的形象，这促成了我一生生活简朴的习惯。1973年，他给我的一封回信中谈到，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优秀的民族之一，在科学上的很多领域已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总有一天会赶上或超过世界发达国家的。我读了信后，那种民族自豪感不觉油然而生，兴奋之情久久不能平静。
舅父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也直接指导过我的工作。1981年，我正任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我给舅父去信，问到学生复习范围。舅父回信说：“不应搞花架子，老老实实引导学生学好课本，复习也不应离开课本。”我将这封信给校长看了，学校在复习期间没有超越课本搞题海战术，结果这一届毕业生升入大学的名额最多。
更使我敬佩的是1982年夏天，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他老人家，我说我一个朋友的儿子成绩很好，想考入北大后从事科研工作。在电话中，舅父很和蔼地说：“我不会开后门的，你如果认为他成绩很好，他也是可以报考北大的。”随着他又叮咛说：“你听清楚，我不会开后门的。”事后，我朋友的儿子报考清华被录取了。事实上，舅父把原则性和亲戚情是分得很严格的。从1958年到1982年，我给舅父介绍了很多从公安县考到北大的同学，他都热情地招待过他们，并且常在星期日将这些同学迎到家中做客。就是我的一位考入清华研究生班的学生陈明权，经我介绍之后，也成了舅父家中的常客。
实际上，舅父对我和我介绍的学生的感情，远远超过了亲戚之情。这是一位科学家的博大胸怀，也是对祖国青少年的真挚之情。
谁知1982年暑假我和舅父的一次电话竟成了永诀的电话。这十二年来，我一直深深地怀念着他老人家。
王竹溪的侄子王世新在《难忘的教诲——回忆伯父王竹溪二三事》一文中写道：
被誉为“清华四杰”之一的王竹溪教授与世长辞十一年了。每当我重温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记得1946年初夏，伯父借抗日胜利复员北平，顺道回公安县老家看望亲友。听说伯父已应国民党政府的公安县县长刘鲲生的邀请，在县城作了关于原子弹的演讲。我家当时住在离县城10公里的孟家溪张桥村，家里经济窘迫常揭不开锅，父亲王治贵正为无酒菜招待这位声名远扬、分别近二十年的兄长作难。哪知比父亲长两岁的伯父身着中山装，手拿黑布伞，踏着晨雾悄然走进我家的禾场，跟正在翻粪堆的父亲打招呼：“贵爹，这么早就在忙财呀！”父亲回头发现是自己日夜思念的亲人，连忙丢下手中的活计，去接伯父手中的雨伞，心情激动地答道：“是大先生！大先生您好啊！”
伯父在父亲的陪同下，逐一察看了猪圈、牛栏和菜园、竹园，连声称赞我父母勤劳，会持家。伯父指着我们姐弟三个说：“孩子们上学了吗？”父亲叹了一口气，说：“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读书啰！”伯父说：“贵爹呀，眼前困难点，即使亏点账，也要让他们读书啊！要不做父母的就会耽误子女一辈子。”接着，伯父介绍自己1935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期间的见闻，他说：“英国农村实现机械化耕种，科学种田，一个农民可耕种20～30石（一石合5亩）土地，产量普遍比中国的高，流的汗水、花的力气普遍比中国农民少。”父亲听了这番天方夜谭般的讲述，表示一定设法让孩子上学。伯父在离开我们家时，抚摸着我和哥哥的头语重心长地对我父亲说：“贵爹，苦日子就快结束了，千万别忘记送孩子们读书识字啊！”
在“文化大革命”中，伯父被批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在写给家乡王槐青侄子的信中仍详细地询问了我们兄弟读书的事，当他了解到幺弟世全认为“读书无用”时，又及时要王槐青转告我们：“目前社会上部分人鼓吹‘停课闹革命’，是违背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教导的。”他还告诫我们：“青少年时期是学知识、长才干的黄金时期，如果都走张铁生交白卷的那条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后继无人的。”伯父的谆谆教诲像春风一样驱散了我们心中的迷雾，如雨露一般滋润着我们的心田。幺弟世全也高兴地背起了书包。在伯父“兴教育才”思想的熏陶下，我们下一辈叔伯四兄弟六姊妹共有子女二十二人，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大都受到初中以上教育，其中我的三个子女还完成了大专学业。
粉碎“四人帮”后，我先后任郑公区委副书记、武装部长，将我碰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八方面的问题写了一封长信，请伯父指导。1979年6月5日他在复信中指出：“贤侄等区社基层干部提出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误解，还可能受到一些小道消息的影响。”他写道：“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一年来，是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聪明才智重新获得尊重的一年，同时全社会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可以说是近些年思想理论战线收获最大的一年。”他强调：“现在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过去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死的教条，把毛主席讲过的话，作为封建帝王的圣旨。这样就把普遍真理性、科学性的毛泽东思想偶像化、神秘化了，从而恰恰把毛泽东思想孕育的基础——革命实践割裂开来了，使毛泽东思想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还写道：“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可以说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对世界人民的贡献无与伦比，在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毛主席，没有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中国革命还可能处于摸索和苦斗之中……然而同所有伟大的人物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缺陷和错误一样，毛主席在晚年也确实出现过决策上失误和理论上过错。比如，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一论断就不切实际。”
后来，我接受伯父的建议，带着农村改革开放中存在的诸多疑虑，先后到广东、海南和江浙一带参观考察，对所谓“败家子”、“洋买办”逐步有了认识。
1979年4月，我托好友谭训章赴北京学习之机，看望了伯父及家人，捎去几包公安雨前紫荆茶。伯父见到家乡的亲人格外高兴。谭在京学习期间，几次被邀请到家做客，伯父亲自陪同在北大校园参观。谭回公安后说：“王竹溪教授是著名的物理学家，身为北大副校长，兼任诸多的协会、理事会的学术头衔，在国内外学术界、教育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但给人的第一印象，只是一位和蔼可亲、知识渊博的长者。在衣食住行方面和普通北京市民没有两样。”
同年秋天，我因公进京抽空去北大蔚秀园看望伯父全家。在热情的交谈之余我留心打量了一下他家的摆设，家具桌椅都是“老字号”，几口褐色衣箱还是伯母出嫁时的嫁妆，家用电器除了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一部袖珍收音机之外，再无其他。伯父指着满架满架的图书对我说：“贤侄啊，我一生的收入和精力都花在这些书上了，所以在其他消费上只好搞‘小米加步枪’了！”伯母接着补充说：“你伯父一生正直清白，歪门邪道的钱半个也不要。最近一些团体要拉他做编委、评委，许以可观的报酬，还有一些出版社的人要高价买你伯父花几十年心血编成的《新部首大字典》著作权，他没有答应。我也赞成他的想法。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就行了，钱都是身外之物，弄得不好，还要害人。你伯父经常告诫孩子们，现在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传统可不能丢。”
我长时间凝视客厅里悬挂的“淡泊以明志”的条幅，深深地怀念着伯父王竹溪教授的丰功伟绩，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一名北大附中的学生张冉亦在《九三北京社讯》（1983年第2期）撰文怀念王爷爷。
1983年1月30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天，像无数个假日一样，孩子们依旧在屋前阳光下戏耍，大人们依旧料理着积攒了一周的家务事。可是从来没有休过星期天的王爷爷——著名物理学家王竹溪教授，却在这一天的下午1点10分休息了，永远地休息了。王爷爷睡着了，睡得是那样安详，他太疲倦了……
噩耗传来，我被惊呆了。我问妈妈，巴望着妈妈说这不是真的。妈妈却说：“孩子，妈妈也不相信呀！但这是事实。”“不，这不是事实！我不相信这是事实，我不承认这是事实！”
泪水顿时蒙住了我的双眼，洗着我的面颊。我觉得王爷爷仍旧坐在那间俭朴而又丰富的书房里，披一件深褐色的旧皮大衣，头发稀少而银白。1976年地动山摇（指唐山大地震余震波及北京）的时刻王爷爷都能坐在那里看书写作，现在怎么能……不，这绝不可能！
1976年冬天，我就住在王爷爷家，天天看着他在桌前看书，累了就在茶几上摆牌。他睡在沙发上，我睡在行军床上，他把我当作一个忘年的朋友，给过我很多有益的教导。
记得有一次妈妈告诉我：“王爷爷要搬家了。”我怀着矛盾的心情来到王爷爷家，王奶奶说：“刚才你王爷爷说，已经把新房子的钥匙还给系里了，系里还有很多同志住房更挤，比我们更困难，不能因为是领导就先搬大房子，要等大家都住进大房子时我们再搬家。”
王爷爷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总是以自己高尚的行为影响着周围的人。他病倒在床上时，还带头认购五千元国库券。在他的带动下，物理系超额完成了任务。
我和王爷爷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0年夏天。王爷爷来我们家，顺便问起我上几年级的事，我说该上初二了。王爷爷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在我的印象中，你总是一个爱玩的孩子，现在你一定很爱学习吧？学习上有什么问题吗？”接着就给我讲起了学习数学的方法。在语言方面，王爷爷学的主要是梁启超的文章。他写文章不打草稿，想好后一气呵成写出来，让他再写一遍，可以一字不差。王爷爷的教导对我的影响很大。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和王爷爷的最后一面。此后，爸爸和妈妈几次去医院看望王爷爷，我都没有去成。
此刻，屋外飞着雪，洁白的雪花飘落在泛青的柳枝上，变成了晶莹的泪珠，妈妈又要去王爷爷家了，这次我一定要去，去看望王奶奶……
王竹溪逝世十一年后，他的姐姐王治静，在接受公安县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人员采访时曾口述以下资料（由杨民记录）。
竹溪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了。回忆他童年的一些事，我还像昨天一样记得一清二楚。我们家住在公安县麻豪口潭子湾王家台，是一座四合院天井大瓦屋，弟弟竹溪生于1911年6月7日，合农历辛亥年五月十一。他生下以后，接生婆高兴地对父亲说：“恭喜王二爷，是个大喜！”按照当时农村生儿育女的习俗，大喜就是添了儿子。那时，父亲王才俊本来已经有了两男两女（我排行第四，比弟弟竹溪大3岁），父亲已有秀才科名，也有田地，算是家发人兴，这时正值父亲年满40周岁，因此父母就给刚生的弟弟取乳名：“四喜”。
四喜弟长到三四岁以后，听到哥哥、姐姐读书，他也学着读书，慢慢地背熟了《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等书中许多语句。看到哥哥、姐姐写字，他也学着写字。有一年春节，我们家客人看到邻居的很多小孩都在放鞭炮，做游戏，我们家的小孩却在读书、习字。这时，一个四五岁的男孩手握粉笔，正聚精会神地在墙上照着对联描字，而且字迹工整，笔画秀丽，客人们感到惊异。有个客人向前问道：“你这个伢儿在写什么？”伢儿向客人看了一眼，一本正经地答道：“白日莫闲过，青春不再来。窗前勤苦学，马上锦衣回。”
这个伢儿就是我弟弟四喜，当时受到客人们的称赞。
在晚上，兄弟姐妹们除了温习功课外，就猜谜语，讲故事。久而久之，都说四喜破谜语快，讲的故事动听。他从小思维敏捷，语言表达能力很强。
四喜自正式启蒙上学以后，由父亲按王家排行取学名治淇，号竹溪，是引用《诗经·国风》中“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的意思。以后上了洋学堂，都叫他竹溪。
不幸的是1919年（农历己未年）夏天，比竹溪大13岁、做过他启蒙老师的大哥治昆因患伤寒急症，后转痢疾，在武昌农业学院学习期间去世了。俗话说：“祸不单行。”我父母黎雨生的痨病（即肺病）也在次年7月大发作，经过一个月的诊治无效，她亲手栽种的胡椒、茄子还没有收获完毕，就丢下六个儿女（小妹治珍只有两岁多）离开了我们。我和竹溪兄弟姐妹都一时无心读书、写字，吃不下饭，只悲痛伤心。父亲既要当爹，又要当妈，真是操心劳神。就在母亲去世的这年年底，由于亲友们的劝说，继母聂玉秀来到了我们家，使我们兄弟姐妹重新享受到了母爱。
1922年（农历壬戌年）春，弟弟竹溪正式入麻豪口小学，这时他已11岁，学习新课本国语、算术。他学习很专心，有时走路也抱着书看。在此以前，他在私塾先后读过《论语》、《诗经》、《孟子》、《唐诗三百首》、《增广贤文》等。每到春节，或逢喜庆，街上的人就请竹溪写对联。学校、街坊都赞赏竹溪是个有出息的孩子。他上了小学，还不晓得乡里一些骂人丑话、脏话。有一次，我和他一道出门，看到两个妇女正在吵架，互相谩骂，骂的都是一类不进耳的话。弟弟问我：“二姐，他们说些什么？”我说：“不去听这些话，也不要去学它！”
记得还有一次，给我的印象很深。竹溪放学回家，家里来了客人，继母让他上街买瓶酱油来，等到家里的人将饭做好了，菜也切好了，却不见买酱油回来。继母着了急，要我去找弟弟，我却在没有卖酱油的街上找到了他，只见他一手捧书，一手提着一个空瓶子，一动也不动，原来他看书着了迷。我上前看到这一情况，就将他手上空瓶子夺了过去，买了酱油就回家去了。
晚上，父亲和继母都批评了竹溪，说他不要做书呆子，书呆子是没有出息的。这件事对弟弟竹溪的影响很大。
弟弟竹溪大约10岁时，与长江边上青吉泓涂家台涂家二姑娘圆订了婚。涂家台距我们王家台约10公里。这门亲事是双方父母做的主。父亲王才俊和圆的父亲涂平阶为同窗好友。1933年（农历癸酉年）7月，竹溪和圆在农村结婚。结婚后，弟弟将弟媳的名字改为福玉。在此之前，我和继母聂氏还先到涂家商量过他们的婚姻大事。新婚只有七天，夫妻俩就分别了，竹溪回到北平清华大学学习，后来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弟媳涂福玉留在了农村。
直到1939年（农历己卯年）夏天，弟弟竹溪从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回到昆明，当了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家里得到了信，说他不能回家来。在这一年9月的一天，福玉就决定一人上昆明。记得我和涂家大姐大秀、妹妹圆英一伙人还到斗湖堤送她上轮船。这样夫妻就团聚了。
第二节 纪念
王竹溪教授学识渊博，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物理学人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两弹元勋”邓稼先、断裂力学和金属物理开拓者之一陈篪、中国核物理学会常务理事王正行都是王竹溪的杰出弟子。他虽已去世多年，但人们仍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纪念他，缅怀他对中国教学与科研作出的巨大贡献。
1998年4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建立“王竹溪物理学讲习基金”，以纪念王竹溪对提高我国物理教学和教材质量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2000年1月，由湖北省公安县政协主编的《王竹溪传》，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旨在效法先贤，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和莘莘学子“科教兴国”、“振兴中华”的热情。
2003年9月，北京大学五位物理大师铜像揭幕仪式在北大物理大楼举行，著名科学家李政道、朱光亚、周光召应邀出席，王竹溪位列被纪念的五位大师之中。
2006年11月26日，由湖北省公安县教育局主办、公安一中承办的王竹溪纪念馆举行开馆仪式，以纪念这位名震中外的科坛明星。纪念馆位于公安一中科技楼七层，与三袁纪念馆并立而建。王竹溪纪念馆有一幅用仿宋体镌刻的对联：师也物理巨匠徒也物理巨匠，王氏师徒一脉物理巨匠影响中外物理学；昆也文学豪杰仲也文学豪杰，袁氏昆仲一门文学豪杰推动古今文学史。
对联精辟地阐述了王竹溪、杨振宁等在物理学及袁氏三兄弟在文学史上卓越的地位与贡献。
“王竹溪纪念馆”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显得端庄秀丽、挺拔大方。此六字系王竹溪先生高足、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亲笔题写。进入馆内，人们将看到王竹溪教授生前各个时期的照片、证件、手稿和著作。展览共分清贫家世、求学之路、学术专著、桃李芬芳、社会影响五个部分，较为完善地反映了王竹溪先生的杰出贡献和高尚品德。
2008年4月，王竹溪弟子、原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教授王正行所著的反映王竹溪学术生涯的《严谨与简洁之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1年12月31日上午10时，王竹溪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中华厅隆重举行。杨振宁、黄祖洽、何祚庥、徐至展、陈佳洱、叶铭汉、郝柏林、甘子钊、陆埮、张宗烨、冼鼎昌、张焕乔、杨应昌、秦国刚、赵光达、陈难先、杨国桢、周又元、张仁和、侯朝焕、夏建白、解思深、陈创天、陈和生、曾庆存、丑纪范、王乃彦、薛其坤、王恩哥等三十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出席大会。北大老领导沈克琦、王义遒，王竹溪先生家属王世瑚、盛淑兰、薛用芳，北大物理学院教师、学生、校友代表逾两百人参加会议。大会由北大物理学院院长谢心澄教授主持。
著名科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王恩哥院士首先致辞，他从王竹溪先生的成长经历、治学为人、学术贡献等方面全面回顾了先生光辉不凡的一生。王恩哥副校长指出，先生倾其毕生献身物理，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见证了中国物理学研究的发展与壮大；当前，北京大学正处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时期，与会师生应共同努力，自觉学习王竹溪先生热爱教育、乐为人师的奉献精神，学习先生严谨求实、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更要学习以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和历史责任感，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王副校长的致辞全文如下。
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我们汇聚于此，隆重纪念我国一代物理宗师、杰出物理学家王竹溪先生诞辰100周年。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大学，向与会的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以及王竹溪先生的亲属，表示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问候！
王竹溪先生1911年出生，今年正值先生百年诞辰。王先生9岁读“四书”，10岁读《左传》、《唐诗三百首》和《古唐诗合解》，18岁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周培源先生当时评价他：“对物理概念理解深入，并具有数学计算的特殊才能。”1935年，王先生公派赴剑桥深造，1938年博士毕业，正值国难当头，27岁的王先生立即回国，任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为中国的物理学研究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1952年开始，王先生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1962年由国务院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先生1978年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和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1983年1月30日，王先生与世长辞，享年71岁。
王先生一生的科学研究，涉及理论物理众多领域，尤以统计物理和热力学见长。他编著的《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导论》等教材已经成为物理教科书的传世之作。他与郭敦仁先生合著的《特殊函数概论》在海外翻译为英文出版，作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家，这本数学专著使王竹溪以他深厚的数学造诣而享誉国际数学界。王先生终生致力于物理学研究及物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王先生一生执教于三所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三所大学培养的几代中国物理学家都曾经受教于王先生，数千学生遍及中国物理学研究各岗位。
先生1951年至1983年主编《物理学报》，在他的严格要求、精益求精下该报成为我国最高水平的物理学学术刊物。先生主持审定物理学名词2.2万余条，为中国物理学名词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王先生作为一代宗师、物理大家，对物理学的发展与对物理教育的诸多贡献已经载入史册。
王竹溪先生一生兴趣广泛，不仅是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而且有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的根底。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就开始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1943年发明了汉字新部首检字法，并于1979年进一步提出汉字检索新方案，成为研究汉字检索机器化之先锋。
王竹溪先生才思敏锐，更勇于实践。他在提出新部首检字法的基础上，又花费四十多年心血，以其博学多才、治学严谨的长处，孜孜不倦、无间寒暑，在前人编纂的《康熙字典》等辞书的基础上，广泛收集，在定音、释义上逐字推敲，编纂了《新部首大字典》，收字逾5.1万，是目前收字最多的字典之一，其篇幅达250万字之巨。由于收入的许多字没有现成的铅字，如果刻铸字模，需耗资上百万元，投资过于高昂，以至于王竹溪在生前一直未能找到愿担此任的出版社。直到他去世五年之后，才由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和电子工业出版社联合，采用工楷缮写胶版印制方式出版。王竹溪以一人之力独立完成此巨著，表现出他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而且具有超乎常人的勇气和毅力，这种精神堪为后辈楷模。
老师们，同学们，北大物理将于2013年迎来百年，北大物理百年的历史见证了中国高等物理教育的起源与发展，见证了中国物理学学术研究的起源与发展。百年来北大物理在王先生等前辈宗师带领下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为中国科学、教育和社会的进步，为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回首百年，追思先贤，王竹溪先生虽然已故去多年，但是他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细致入微的治学精神却永存于世。作为一名优秀的物理学家、教育家，王先生毕生奉献于物理事业，秉持爱国情怀、科学精神，长期坚持不懈地探索书写了老一辈物理学家的不朽篇章。
今天，我们隆重纪念并深切缅怀王竹溪先生，首先要学习王竹溪先生等老一辈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历史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精神。
卢沟桥事变后，国家处于危难。王竹溪先生1938年夏天博士毕业，旋即接受了西南联大的任教聘书，立刻起程回国。抗战时期国家物质匮乏，民众颠沛流离，王先生一家也难以安稳度日，王先生的两个孩子因为战火而先后夭折。但是，先生和当时联大的教授们无论多么艰苦，一直坚守在联大的课堂上，坚守在科研的殿堂，率先垂范了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抗战八年，是王先生学术研究最为光彩的八年，他在此期间的学术贡献为国内多个领域开拓了一片新天地。
王先生在抗战时期满怀爱国热情，无私奉献坚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埋首编写物理学教材，审定物理学名词，编写词典，献身学术和教育事业，努力为国家培养物理人才。他的这种朴素淡泊的高尚品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生，许多后来的科学家、科研工作者正是当年受到了先生的学识熏陶、人格感召和精神感染而毫不犹豫地献身科学事业的。
王先生和前辈在艰苦的环境下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源自他们坚强的爱国信念和奋斗精神。今天的社会物质极大丰富，国家为科学研究和教育提供的支持力度极大提升，北京大学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也正在逐渐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我们在这里回顾北京大学与国家命运共进退的历史的同时，更要反思我们现在和将来可以为国家、民族回报什么，做什么。我们要学习传承前辈爱国传统，教育报国、科学报国，进一步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民族精神，提升民族的科学、文明水平，作出无愧于历史的奉献。
其次，我们要学习王竹溪先生热爱教育、重视人才培养、乐为人师的精神，提倡教师乐于教学，进一步提高我校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
王竹溪先生等一代宗师高度重视学生的培养，他博闻强记，知识体系严密，在长期的教学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王先生上课从不带课本，课堂上却能将教学内容一字不落的书写在黑板上，其严密的逻辑和系统化的板书让学生叹服，他的教学真正达到了令学生“如坐春风”。这种效果源自先生渊博深厚的学识修养，也表现出王先生严谨认真的教学态度。
除了课堂教学，王竹溪先生开放、谦和、平等的思想在指导学生进行研究方面充分展示出他作为一代物理大师的人格魅力，他以适当的方式指导学生但却不约束他们的创造空间。先生特别鼓励学术的讨论和辩论，他主动做出表率，经常与学生进行讨论，甚至有时这种争论非常激烈，但在任何时候这样的交流都是非常公平和自由的。学术只有经过反复的思考和不断的讨论，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所推进。今天，北京大学要完成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争取在2020年前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做出具有标志性的成果，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潜力，给学生充分自由的空间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培育学术交流和讨论的良好氛围，师生共同努力，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我们要学习王竹溪先生孜孜不倦、永不停止的学习精神和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认认真真做学问，踏踏实实做人。
王竹溪先生敏而好学，学生时代就习惯于将老师所讲、自己所学的内容及时整理和归纳，他学的每一门课和涉猎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认真、详细的笔记，经常反复思考琢磨。王竹溪先生这样的好习惯一直保留下来，西南联大时期的授课教案和课后笔记最终形成了以《热力学》为代表的经典教学著作。王先生27岁获得博士学位就任清华大学教授，此后长期活跃在科研和教学前沿，兴趣广泛，所研究的领域从物理学、数学到语言学。王先生在诸多领域的杰出贡献足以证明先生一生孜孜不倦，具有永不停止的好奇心和求索精神，具有持之以恒的惊人毅力。今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未知世界的探索不断延伸，北大师生要秉承老一辈科学家的求索精神和治学态度，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树立浩然正气，满腔热情地投入我们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老师们，同学们，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已经进入教育部试点学院名单，要在未来十年内建成世界一流的物理学科，在国内物理学界起到骨干引领和示范作用，并力争成为国际物理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基地。为了顺利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依靠他们影响并培育更多的杰出人才，推动国家教育、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和缅怀王竹溪先生，希望借此机会重温历史，回顾先贤所走过的历程，以此激励我们继承和发扬以王竹溪先生为代表的优秀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传承他们坚强的信念和精神，传承他们严谨求精的治学理念和教育思想，继续为北京大学及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成就更大的伟业！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深情回忆了当年他向先生问教求学的点滴轶事。先生扎实深厚的学术基础和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与发展提供了很多帮助。杨振宁先生还特别谈到，当年受教于王竹溪先生，在许多方面都得到先生的亲自指导，这些对提高自己的学术素养、确立正确的思考方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黄祖洽院士对王竹溪先生的生平事迹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他提及先生当时对他们青年学生的关心，回忆并分享了当年受邀去先生家里做客的温馨场景。先生对他的照顾与关心让他深受感动，促使其将物理学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
中科院理论物理所郝柏林院士当年曾担任过王竹溪先生的助手，他向在场师生讲述并介绍了王竹溪先生的研究情况，并指出理论物理所正是在王竹溪先生的大力推动下才得以成立，先生对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倾注了全部心血，让人深表钦佩。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徐锡申先生当年由电机系转到物理系，后师从王竹溪先生，深为先生的学术素养所折服，期间多次得到先生的指导和帮助，给了他很大鼓舞。
王竹溪先生格外重视学生在学习中的讨论与思辨，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徐至展院士对此颇有感触。他在讲话中提到，先生常与学生互相讨论，情景之热烈令人难忘，而他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理解也就在这些讨论和辩论中逐渐清晰。
其后，高校代表、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薛其坤院士，校友代表、北大物理系77级校友牛谦，家乡代表、湖北省公安县县委副书记陈立贵，教师代表、北大理论物理研究所朱世琳，学生代表、北大物理学院2009级本科生刘慎修等也先后发言。他们纷纷表达了对王竹溪先生的追思怀念之情，一致认为先生博学慎思、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应当成为青年师生的精神标杆和学习榜样。来自王竹溪先生故里的公安县县委副书记陈立贵满怀崇敬的心情发表了讲话，全文如下。
尊敬的杨振宁先生，尊敬的王恩哥副校长，朋友们，同志们：
一百年前，王竹溪先生出生在长江之滨的湖北省公安县。今天，我作为家乡代表，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参加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公安县委、县政府及百万公安人民，向精心举办此次活动的北京大学物理学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县因“左公刘备在此安营扎寨”而得名，曾经诞生了“囊萤苦读”的晋朝名臣车胤，孕育了“独抒灵性”的晚明“三袁”文化，谱写了贺龙、周逸群领导的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壮丽诗篇。家乡深厚的人文底蕴和重学兴教的优良传统，造就了青年时代的王竹溪，使之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作为王竹溪先生家乡的公安人民，我们倍感光荣，倍感骄傲，倍感自豪！
王竹溪先生走出公安后，仍然心系桑梓、情牵故里，多次写信勉励家乡学子读书成才、报效祖国，几次到火车站迎接考入北大的家乡学生。在王竹溪先生的影响和熏陶下，我县青年学子偏爱读书、志存高远，每年高考一本上线一千多人，仅今年就向北大、清华输送了九名高才生，是享誉湖北的教育强县，先后走出了国家大法官万鄂湘、中科院院士张启发、经济学家田国强等一批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
王竹溪先生留下的丰硕科学成果和崇高精神风范，是激励后人、建设家乡的宝贵财富。近年来，我们先后建起了“王竹溪纪念馆”、“竹溪小学”、“竹溪街”，并主编了《王竹溪传》，激励青年学子勤奋学习、成才成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我们将秉承王竹溪先生勤学严谨、开放包容、勇于担当的高贵品质，凝心聚力，跨越发展，加快建设富裕、文明、幸福新公安。在此，我衷心希望王竹溪先生的生前好友和北大的各位领导、教授，抽空到我县踏寻先生的足迹，指导全县的产业发展和社会建设，为完成王竹溪先生回报家乡、建设家乡的遗志，给予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最后，衷心祝愿各位来宾身体健康、新年愉快、事业有成，祝愿北京大学、北大物理学院培养更多的国家栋梁，成就更大的伟业！
谢谢大家！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学生刘慎修满怀敬意，作为学生代表发了言。
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我很荣幸能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作为物理学院的学生代表发言。
作为一个晚辈，我对王竹溪先生的了解是从进入大学时开始的。第一次看到物理学院门前的铜像，介绍牌上“北大物理六宗师”、“北京大学副校长”、“理论物理学家”这些华丽的字眼已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王先生那和善的笑容更是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虽遗憾无缘亲闻授业，但想必王先生会是一位可亲可敬又平易近人的导师。今天各位前辈的讲述着实让我对王先生更添了几分敬意。
在大学两年多的学习中，许多课程总是会与王先生的著作不期而遇，从热力学到统计力学，还有那横跨三个学期的数学物理方法及专题课程。记得《热力学》那丝丝入扣的推导就曾让我着迷，偶然从旧书摊上淘到的《统计物理学导论》也让我如获至宝，至于百科全书一般的《特殊函数概论》更是让人高山仰止。而在这些教科书中，王先生字字严肃小心，从没有半句含糊其词，学起来总能十分清晰明了，让人不留困惑。每念及此，王先生治学和教育的严谨认真态度就让我叹服不已，正是我们年轻一辈学习的楷模。
后来又知道，除了物理，王先生在语言文字上的造诣也非同寻常，幼年即熟读“四书”、《左传》，而王先生在自然科学中的严谨求实作风也同样被他带到了对语言文字的钻研中，他独力编纂的《新部首大字典》则更是目前收字最多的字典。王先生的文理兼通总是令我辈慨叹和敬服，未曾想一个人的智慧和博闻竟能到如此的境界。除了钦叹，他的风范也在不断地点醒着我们，科学精神从无文理之分，无论今后从事什么行业，或是处理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不能片刻丢弃像我们学物理时需要的那种勤谨之风。
于我们的人生，大学可算是走向生活的开始。走出校园后，或是投身科研，或是奔赴职场，但不管走向何方所做何事，王先生总是我们工作学习的精神标杆，敦促着我们像他平日做到的那样，以谦逊、博学、严谨、务实的科学精神来要求自己，像他所自咏的那样，“耿耿忠心效桑梓”。
谢谢大家！
大会最后，北大物理学院谢心澄院长向与会来宾表示感谢，并希望在座的青年师生能够发扬并继承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和风骨，为国家未来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物理系、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北京大学微纳电子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政府等多家单位的代表参加了纪念大会。
鲁迅曾将古往今来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称为“中国的脊梁”，王竹溪正是这样的脊梁。
作为享誉世界的百科全书式学者，王竹溪正如其名：“竹”，有节而正直不变；“溪”，涓流而哺育两岸。
2006年，在公安一中建立了王竹溪纪念馆。麻豪口镇驻地先后修建竹溪街、竹溪大厦和竹溪广场，以纪念这位世界物理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