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遣返俘虏的专用火车进站了，施韦泽搭上这载满俘虏的车子，经过瑞士再驶抵德国。沿途每靠一站，便会有大批俘虏下车返乡。这条路非常长，不知停了多少站，一列一列的车厢逐次卸下，最后，只剩下几节了。7月15日清晨，火车驶近瑞士某一个城市的车站，突然听到有人在喊：“施韦泽先生！施韦泽先生！”
施韦泽循着声音望去，啊，那不是神学教授阿诺尔德·迈耶以及歌唱家考夫曼等一群老友吗？他们向他挥手，大喊他的名字，迎着他走了过来。
不久，车子又发动了，在驶往康斯坦茨（德国国境上的一座城市）的路上，车窗外呈现出一片荒凉的景象，原有的田园风光消失得无影无踪。战祸波及之处，不知毁灭了多少生灵，只留下了饥荒与悲怆。
康斯坦茨的街道受到炮火的洗礼，处处是断垣残壁，似乎还可以闻到火药的味道。目光所及是一张张清瘦的面孔，拖着蹒跚的步子，好像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
施韦泽在康斯坦茨受到岳父岳母的招待后，随后又起程前往斯特拉斯堡。抵达斯特拉斯堡时已近傍晚，为了预防空袭，城里的灯火受到管制，街上一片漆黑，只能借着月光赶路。施韦泽和妻子在此必须暂时分手，他妻子到附近亲戚家借宿，他到托玛斯教堂旁的一位朋友家暂住。
施韦泽父亲的住宅在京斯巴赫，现正处于交战区，必须要有出入许可证才可以进入。几天后，他终于拿到许可证，兴冲冲地立刻上路，火车只能驶到京斯巴赫，剩下的15公里要靠步行。由于受到战火的洗礼，已辨别不出昔日的影子了。1922年他们离开这里前往非洲时，此地还是一片宁静祥和，如今已面目全非，蒙上一层灰色的阴影，不时听到从远处山区中传来阵阵的大炮轰击声。许多地方都安上了机关枪架，房屋全都被破坏，繁茂的树林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稀稀落落地竖在那儿。到处都贴着标语，警告大家要随身携带防毒口罩，可是，村里人好像已忘记了战争这回事，各忙各的，仿佛完全脱离了战争险境似的。
父亲对于炮击视若无睹，埋首于书案毫不动容，村里有许多军人进进出出，牧师公馆也驻扎了军队。农民们对于战争已经麻木，他们只关心农作物的收成。由于很久没有下雨，农作物都枯萎凋零，牧草也是一片干黄，不时从养家畜的小屋中传来一阵阵悲鸣声。
施韦泽太太的通行证也领到了，她随即赶到京斯巴赫与施韦泽会合。他在圣雷米拘留所的时候，曾发高烧，迄今未见起色。8月底，体温又上升，当时感染上的痢疾也还没有痊愈，施韦泽非常痛苦。在妻子的陪同下，他来到斯特拉斯堡接受斯托尔策医学教授的治疗。体力恢复以后，由斯特拉斯堡市长介绍，施韦泽担任市立医院的助手兼任圣尼古拉教堂的副牧师，重回到圣坛上传道。
不久，战争终于结束，阿尔萨斯再度从德国手中转为法国领土。
演讲与演奏
1920年复活节后，施韦泽接受了瑞典乌帕撒拉大学的邀请，到那儿去演讲。第一次大战结束后，施韦泽长时间地隐居在斯特拉斯堡，只有一次曾去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演奏管风琴，他全然没想到会有这次的邀请。
第二年，由于施韦泽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所以需要妻子在旁照顾，陪伴他一起去乌帕撒拉。他们在乌帕撒拉受到瑟德布罗姆大主教的照顾，他负责解决他们的住宿问题。由于这个城市有新鲜的空气和大主教的殷勤关照，施韦泽的病已完全康复，又恢复到以前那种精神饱满的状态。
不过，唯一令人担忧的是，在战争时期，施韦泽为了经营医院而从各方贷来的款项，还没有还清。有一天，在散步的时候，施韦泽对大主教提起了这件事。“既然如此，为何不在瑞典举行几次管风琴演奏和演讲会，不知你意下如何？因为战后的瑞典已成为比较富裕的国家了。”大主教说完后，随即代他向四处寄出推荐函。
施韦泽在几次演奏和介绍兰巴雷内的演讲会中，募得相当多的款项，总算能将最担心的贷款问题解决掉了。
7月中旬，施韦泽离开瑞典。当时他下定决心：誓必再回到兰巴雷内，继续从事医疗工作。在这以前，他曾想再次回到大学从事教职，因为他当时获得了苏黎世大学神学院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从瑞典回来后不久，施韦泽便着手写《水与丛林之间》的非洲回忆录。这本书隔年被翻译成瑞典语出版了，紧接着德语版、英语版、荷兰语版、法语版、丹麦语版、芬兰语版均相继出版。这本书所采用的珍贵照片，是在以前进入集中营时，帮他带药品的克拉逊到兰巴雷内买木材时所拍摄的。
1921年4月，施韦泽辞去了斯特拉斯堡市立医院和圣尼古拉教堂的工作，决定以写文章和管风琴演奏维持生活。
为了整理自在非洲时期持续不断写作的《文化哲学》文稿，施韦泽带着妻子和两岁的女儿移居到京斯巴赫的牧师宿舍。随后，他不得不经常赴各地的大学去讲授哲学及宗教道理，并介绍一些有关兰巴雷内医院的事情，有时还举行管风琴演奏会，目的是筹募重办医院的资金。
从1921年秋到第二年春天，施韦泽探访了瑞士、瑞典、英国，然后再到瑞典，归国后随即又到瑞士去。
施韦泽决心继续做在那段原始森林当医生时期断绝了的三件事。那就是：管风琴的演奏、大学教授、使自己的经济能够独立。现在他就开始做这三件事。
托巴黎巴赫协会的福，施韦泽得到一架附带有脚踏板可作为管风琴用的钢琴，因而使他的管风琴技术并未受到在原始森林生活了四年半的影响而有所退步。他辞去了大学的教授职位后，在欧洲各地大学讲学。而且写文章和管风琴演奏的收入，使他的经济情况恢复独立。这些工作不断地激励着他克服了战后的种种困难，并给予他莫大的生存勇气。
1923年春天，施韦泽完成了《文化哲学》的第二卷《文化和伦理》，并予出版。当校正《文化和伦理》之际，他又着手第二次赴非洲的准备，同时开始写《我的青少年时代》，于1924年出版。
施韦泽写《我的青少年时代》是有原因的。1923年初夏，他从瑞士西部前往东部的途中，曾经去拜访老朋友菲斯特博士。他一边为施韦泽倒饮料一边对施韦泽说：“少年杂志希望获得关于你的传记，你为什么不叙述一下自己的童年生活？”于是，施韦泽就记忆所及，给他讲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他随即用速记记录下来，经过整理后再寄到施韦泽的住处。当时，施韦泽曾拜托博士暂时不要在杂志上发表。接到博士寄来的草稿后，施韦泽才开始写成《我的青少年时代》一书。
再次赴非洲
1924年2月14日，施韦泽又前往非洲。施韦泽太太由于身体欠佳，没有同他一道去，于是他决定带学生基尔斯皮前往。
在波尔多乘船的时候，他遭到海关人员的怀疑：“带这么多信是怎么回事？”施韦泽携带着塞满了四个装马铃薯袋子的信。“因为还没有回信，所以打算在船上一一回复。”纵使他如此解释，对方仍不相信，一封一封地检查内容，好像是要检查有没有私藏禁用的纸币似的，检查人员大约花了一个半钟头的时间，好不容易检查了两袋，最后才摇着头，中止继续检查。
4月15日一大早，他们抵达兰巴雷内。医院的房子大部分都已腐朽。从医院到山丘上他从前居住的房子所必经的道路，几乎都被杂草淹没，难以辨认了。施韦泽首先迅速修理自己的房子及医院方面大致还能用的铅皮房和竹造房子。这期间他一边开始诊疗工作，一边着手医院的改建。
随后，施韦泽每天中午以前担任医生，下午则扮演着工头的角色，一点空闲都没有。建造工作却毫无进展，因为当时木材交易很兴盛，无法招集到伐木工人。施韦泽只好招集照料病人的人，以及已经康复的病人帮忙。结果，他们都不肯做这种工作，以致修建工作毫无进展。患者却逐渐增多，所以施韦泽又从欧洲请来两位医生和两位护士。
1925年秋天，医院的改建工程总算完成到一定程度，所以施韦泽每晚有时间写作《使徒保罗的神秘主义》。然而当时该地却发生了惊人的饥荒，同时还迅速地蔓延着痢疾。这次的饥荒是由于建材业过于兴盛造成的，人们把自己的田地荒废下来置之不顾，专心从事森林砍伐，导致粮食缺乏。患者没有食物，他们只好利用欧洲友人所赠送的两艘汽艇到远处去买米。
他们医院还没有传染病隔离室，痢疾患者也都放在一般病房里，因此，整个医院中散布着痢疾菌。另外也没有专设的精神病房，凡是具有危险性的精神病患者，就不得不拒绝接纳了。因此扩充医院是刻不容缓的事，可是限于该地区已没有场所可建，施韦泽不得不决定将新的医院建在河流上游三公里处的开阔地方。
他的新计划是为了防止洪水侵袭，准备在地面上打下木桩，然后在木桩上建几间钉铅皮而耐久的小屋子，最后形成一个小小的村落。此后一年多的时间，施韦泽把医疗部门的重责委托给其他医生负责，而他则全力监督建造工程。
这次的建造工程仍决定招募前来照顾患者的人，以及从复原的病人中征求愿意帮忙的人，所以除了原有的老手外，其他的新人很难指挥。黑人木匠默涅沙利则非常勤奋地帮施韦泽工作，如果没有他，这项工作几乎无法进行下去。工作进行到将要完毕时，才从瑞士来了一位年轻的木匠。
1927年1月21日，新医院的一部分完成了，施韦泽便把患者移到这儿，最后让护士们用船装载着精神病患者，护士们反复地告诉病人：“以后不必在睡到潮湿的地面上了，因为新房子里已铺上木板床，这不是很好吗？”
当晚施韦泽在病房四周散步时，听到患者高兴地说：“医生，这里的房子很好，真是好极了！”直到现在才让他们住进像样的房子里，施韦泽心里不免感到歉疚。
为了改善病房的环境，施韦泽还计划在医院的四周开辟果园。将原始森林杂木砍伐后，就在原地种植了许多木瓜、芒果、椰子等果树。木瓜树非新植不可，不过芒果、椰子树原来已繁植了一大片，只要把四周的杂树铲掉，就可成为纯粹而壮观的果园了。1927年4月，请来帮忙的拉塞尔夫人到了，施韦泽就将建设果园的工作委托她负责。黑人们很听她的话，由此他才了解到他们实在比白人男人更加尊重女性。
不久，病房的建筑工程已完全落成，即使有200名以上的患者，也不必担忧了。不但痢疾患者的隔离室完成，就连精神病房也有了着落。于是，施韦泽把之后的事情交由其他的医生负责，打算再度回国。1927年7月，他离开了兰巴雷内。
施韦泽回到欧洲后的两年期间，四处作管风琴演奏和演讲。在1927年和1928年间，他探访了瑞典、丹麦、荷兰、英国、瑞士、德国、捷克等国，于1929年又在德国举行了几场演奏会。
旅行期间，施韦泽在德国的楷尼非斯斐尔特、苏特拉斯布尔克与妻子和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但在这期间，假如有兰巴雷内的医生或护士辞职，他就不得不立即寻找替代的人去接任。他虽送了四位医生和一位女医生到兰巴雷内去，但不幸的是有一位医生竟在途中因急症而去世。
施韦泽一有空闲，就写作《使徒保罗的神秘主义》，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是在1929年12月赴非洲的船上完成的，它的序文还是在圣诞节第二天赴兰巴雷内的轮船甲板上写的。
此次非洲之行，施韦泽太太也一同前往。施韦泽抵达兰巴雷内后，又不得不作扩建医院的打算了。他不在的期间，流行痢疾，隔离室已不够用，于是施韦泽决定把患者送到精神病患的病房，再另建新的精神病房。
他一边做医院的工作，一边请先前的木匠默涅沙利帮忙。在一年内，除了建造新的精神病房外，也建了罹患重症者的病房和食品仓库，以及照顾病患的人所住的宿舍。阿尔萨斯年轻木材商芝贝尔也出了大力来帮忙完成这些工程。他不仅就有关种种建筑事务给予建议，而且寄赠了拌混凝土用的容器，连作为餐厅兼居所用的那栋混凝土造的雄伟房子也帮忙建好了。
不过，施韦泽太太由于在原始森林中生活，身体状况转坏，于1930年复活节又回欧洲去了。
施韦泽医院的声名连数百公里以外的人都知道，有人竟从用独木舟需花几个礼拜时间才能抵达的地方，把需要动手术的病人送来。幸得欧洲各位友人的好意协助，施韦泽现在已建成完备的手术室，也配备了热带病所需要的贵重药品，对贫困患者所准备的食物也能充分地供应。
医生、护士等人员都很健全，所以就不再像先前那样劳累了。今天能够由原先鸡笼式的病房，改建成现在这般雄伟的病房，对那些给予他们鼎力支持的热心人士，施韦泽不知道要怎样感谢他们才好！
此后，施韦泽坚持不懈地为非洲的医疗事业做贡献。有时为了募资，他仍到大城市中演奏他最拿手的风琴。1952年，施韦泽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代表多年来全世界人民对他的尊敬和推崇。施韦泽毫无保留地把全部奖金及演讲、演奏所得的钱用来增盖兰巴雷内的麻风病院。
1965年，施韦泽90岁了，他的生命旅程将要终结。他说：“上帝啊！该跑的路我跑过了，尽力了，我一生扎实地活过了。”施韦泽从三十几岁初到非洲，在蛮荒、贫穷、落后的地区为他素不相识、语言不通的非洲居民奉献他所有的精力、智慧和爱心，最后在兰巴雷内逝世。爱因斯坦称赞他说：“像阿尔贝特·施韦泽这样理想地集善和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