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人心惶惶的时期，只要一通匿名电话或者一封黑信，就可以在深夜里把盖世太保引到家门前。毕加索的住处也不断地受到侵扰。德国人总是找到借口来制造麻烦，每隔几天，就有一群身穿制服的人，装模作样，东看西瞧，总想嗅出点异常来。他们来盘问他的犹太朋友是不是待在这儿，还有他自己是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会搜查整个房屋。毕加索一向很小心地把所有文件准备齐全，以免被他们抓到把柄。也许因为无知或顾忌他的盛名，盖世太保并未像对许多别的人那样对他勒索、压榨。
并不是所有来拜访的德国人都是来搜索的，有些是半官方的中间人，向他暗示种种特权，如煤炭和额外的口粮。另外一些人则自称是艺术的爱好者，他们的奉承对毕加索毫无作用，这些人什么也没得到，除了《格尔尼卡》的明信片。毕加索把这些送到他们手里，嘴里说：“纪念品，纪念品。”
有一个故事是关于德国的大使阿贝兹的。有一天，阿贝兹来拜访毕加索，为了使自己显得讨人喜欢，他看着那幅伟大画作的复制品。
他说：“原来这是你的作品，毕加索先生。”
“不，”毕加索回答，“是你们的。”
尽管毕加索如此作弄德国人，他却从不曾被德国人或维希政府指控，这显示了他受敬重的程度。也就是在这个阴郁的冬天，毕加索开始为他的一座铸像画草图，这件作品就是《抱着羊的人》，他最初考虑过几种不同的形式，像木刻、石版或是绘画。然而当他进一步沉浸在这主题里，且草图的数量越来越多时，他看出这件物品必须无碍地立在空间中，它必须是一尊雕像。不过一直到年底以前，他都没有着手去找所需的大量黏土，跟所有其他物品一样，这种东西在战时是很难弄到的。
1943年是有希望的一年，但是对巴黎来说，这种希望十分渺茫。盟军虽然在1942年年末登陆北非，但两天之后德国人就侵入南区，占领了整个法国。随着反抗活动的滋长，镇压行动也日益加强。
食物供应更为短缺，常常会停电，毕加索只好像年轻时那样靠着烛光来工作。一个多月以来，毕加索都在盯着那座用来支撑黏土的金属骨架，他已经把整个大于真人的架构安排妥当，现在只剩下最后的细节了。他早就准备好黏土，不过他还是让那些金属棒站在那儿，等待他观念的完全成熟。
《男人与绵羊》
而后，在这寒冷、黑暗的2月里的一天，毕加索开始工作。他十分清楚自己要做的是什么，他不需要模特儿，所有的细节，甚至连羊鼻子的弧形他都清清楚楚，毕加索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完成了作品——一座不像毕加索过去或未来任何作品的伟大塑像。
一个高而有力、瘦削、秃顶、有胡须的中年男人，他的一双腿又长又直，大脚牢牢地抓紧地面，抱着一只要刈毛的大绵羊向前行进。他在平衡自己体重时的姿态是如此完美、直接、简洁；那只绵羊也是一样，它把头扭向那人的外侧，就跟真的绵羊在人的手臂中的动作一样。他的右手放在它的臀部下方，托着它；他的左手抓住它的脚，像奥尔塔的耕农；他的脸孔肃穆、坚定、实事求是，不知道自己有多么高贵。
毕加索把这尊塑像做成了石膏模型，可是只要有德国人在，就不可能找到足够的铜来铸它，因此《男人与绵羊》就一直站在他的画室里，直到战争结束。
当时有很多人去看过这尊塑像，虽然对于它要表达的意思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但大家一致同意这座塑像代表了一种希望，一种信心，而在这两者都欠缺的时候，它赋予了那些看到它的人无限的勇气。
1943年，整个世界局势都改观了。德国人被赶出了北非，他们在苏联也开始全面撤退。盟军已经深入意大利，而墨索里尼的军队濒临瓦解。在法国，反抗组织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他们不断进攻德军，送出军政情报，并且利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来保存国家的精神，当然包括了秘密刊物。在巴黎，艺术活动也焕发了生机。
毕加索的内心也因为一次邂逅而更加欢欣。5月的一个晚上，他和多拉·玛尔以及其他一些朋友在加泰罗尼亚餐馆吃饭，他注意到另外一张桌上坐着两位好看的年轻女孩，正和他认识的一个演员在一起。毕加索素来对好看的女孩子有兴趣，于是他拿起一碗樱桃走过去，请求那个演员朋友为他介绍。两个女孩说她们是画画的，于是他邀请她们到他的画室来。后来她们果真去了，第一次两个一起去，第二次只有其中一个去，她就是弗朗索瓦丝·吉洛，当时21岁。弗朗索瓦丝比毕加索的儿子保罗还小9个月，她的父亲是农业工程师，酷爱文学，大量的藏书也成了弗朗索瓦丝的精神营养，她在文学和哲学方面的理解力令人惊讶。不过，她只是他生活中愉快的插曲，并不是特别重要。
1943年9月，毕加索的精神活泼无比。整个城市都有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意大利投降了，俄国人已经进到了第聂伯河，盟军随时可能出现在法国。
冬天到来时，毕加索旅行到卢瓦尔河畔的圣伯努瓦去探望麦克斯·雅各布。他从1936年就开始住在离那儿的修道院不远的地方。毕加索发现他的朋友老了，而且十分悲伤，他的哥哥和妹妹被逮捕了，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自己倒是不害怕，因为他的信仰支持着他，给他力量。见到毕加索后，他的精神又振奋起来，他把自己作的胶彩画拿给毕加索看，两人猜测着，如果盟军逼近巴黎的话，德国人肯定会摧残这个城市，并在被赶走之前消灭大部分的人口。
德国人没有想到巴黎人民有这么大的力量。在坦克抵达郊区之前，整个城市都揭竿而起，一夜之间，防御工事全都筑了起来，一批批隐藏的武器全都冒了出来，远比德国人所预料的要多——他们只有乘着坦克才能移动，而即使坦克也常常在街上被焚毁。成千上万的男女都参加了战斗，警察、铁路工作员、秘书、公务员、反抗组织的全部成员都出动了。
战事日益激烈，外出是极危险的，毕加索有一次只向窗外张望了一下，一颗子弹就从他头边不到一寸的地方飞了过去。不管怎样，他还是出发前往玛丽·泰蕾兹的寓所去，那儿是战况极惨重的地区。在那儿，他为小女儿仔细画了两幅画，她现在已是个极甜美的小女孩。
日子一天天过去，而战争仍然猛烈有加，他开始临摹普桑的《酒神节的狂欢》。他在这幅画中加入了自己的创作，工具就是手边现有的水彩和胶彩。他用了极为鲜明的色调，画画时用最大的声音唱歌，大概是想掩盖外边重炮的怒吼、坦克的隆隆声、玻璃的碎裂声，以及步枪的射击声。
普桑的原画是一个森林小神在拥抱一个大笑着的林泽仙女，另一个仙女的鼻子像嗜酒者的那么红，她用力挤着一串葡萄，挤出的汁液像酒般落进两个脚步蹒跚的小天使碗中。普桑画的牧羊神的凯旋庆功起码还有个限度，毕加索的那一场欢宴却是狂放到极点，一大群人，在爱与音乐，以及大量的食物、水果和酒之间彻底地解脱了。
晚年生活
1944年8月24日早晨，外面枪炮声大作，还有坦克开动的声音，轰隆轰隆非常刺耳。毕加索警觉地打开窗户，问楼下的人是怎么回事。人们告诉他：德国兵在撤退！巴黎解放了！
战争结束后不久，毕加索开始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创作中，他为世界和平会议创作了“和平之鸽”海报，还创作了油画《战争》与《和平》。
1961年，毕加索摹仿了马奈的名作《草地上的午餐》，这组变体画数量之多令人惊讶，共170多幅，其中油画27幅，素描138幅。
毕加索是那个时代最长寿的画家，在他的生命中，他绝大部分时候都处在艺术的巅峰状态，没有超乎常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衰老和死亡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当毕加索发现自己一天天失去力量的时候，他变得像个暴君。他开始创作组画《骑马斗牛士的罗曼采罗》。画中，那位斗牛士被贬成了一个无动于衷的毫无生命力的家伙。这组画反映了毕加索的生活好像干涸了一样。
他又买了一座叫“维埃圣母院”的别墅。这所房子位于一座小山上，是一所与世隔绝的普罗旺斯式别墅，周围种满了柏树和橄榄树。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这里。房子年久失修，但内部已修葺一新，备有许多现代化的洗澡间，毕加索很喜欢，立刻搬了进去。
但他毕竟也是一副血肉之躯，他的头发日渐稀疏，面孔上布满了皱纹，手脚开始迟钝，身体也慢慢有一些异样。他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总是抱怨时间太少，恨不得把一切都投入到艺术之中去，但有限的精力却不允许他这样做。这种痛苦折磨着毕加索，他以惊人的毅力坚忍着，作一幅画要花很长的日子，一月、半年、一年……但他从来没有停止。在毕加索80岁生日时，他所居住的瓦劳利市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这次祝寿可以比做“文艺复兴时代的圣筵”。他收到无数的礼物，听了许多赞扬他的伟大和人道主义的演说，他出席了戛纳棕榈滩游乐场为他举行的招待会。
1966年10月，为了庆祝毕加索85岁大寿，巴黎举办了一次场面宏大的毕加索作品展览会，会上展示了大量的油画、雕塑、陶制品、版画以及其他画种的作品。前来参观展览的人数达80多万。让·雷马在展览图录的导言中写道：“毕加索统辖了本世纪，正如米开朗琪罗统辖了他那个世纪一样。肯定还有更多的东西有待人们去认识，他名字的三个音节回荡在我们的世纪中，而他这颗巨星至今还没有停止使我们震惊，没有停止对我们施以魔法。”
当进入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毕加索决定把散存在西班牙各地家属中的作品送给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其中包括82幅油画、681幅版画和21幅其他艺术作品，此外，还有17本素描册，4册附有大量边画的书（毕加索在这些书的空白边页上画了不少插画和草图）和5件有纪念意义的实物。上述素描册共有五百多页，正反两面都画满了素描。
接着，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馆长还亲自到法国访问毕加索，把毕加索家里的许多有纪念意义的东西都拍摄下来带给毕加索看。毕加索很高兴。
毕加索站在自家的花园中，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但是，当馆长问毕加索何时会返回西班牙的时候，毕加索的脸立刻沉了下来。他的祖国还在佛朗哥的独裁统治下，他告诉馆长，只要佛朗哥不下台，他就不回西班牙。
毕加索越来越孤寂，他不见任何人，包括他的孩子们。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作画。他好像在跟死神争分夺秒，在他还能画的时候，任何人都阻止不了他。每天晚上，他都待在画室，直到深夜。
在1970年12月31日至1971年2月4日之间，他便画出了57幅画以及其他大量的素描，产量之大令人咂舌。
直到1973年春天，毕加索仍然在努力地工作。他在起居室隔壁幽暗的画室里，完成了伦勃朗《驯鹰者》一画的变体，毕加索称它为《玩鸟的人》。
但是，在1973年的4月，毕加索还是病倒了。4月8日，92岁的毕加索逝世于戛纳。
在他死后，有人写道：“他让人想起了一段传奇，在这段传奇中，有个声音大声地宣布了异教时代的结束，基督教时代由此开始：‘潘，伟大的潘死了！’这究竟是一个世界的结束，还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