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者的角度来说，这一时期小说作家议论时政的意识也比其他历史时期显得更为强烈。崇祯初期产生的这几部描写魏忠贤事件和辽东事件的小说，实际上都是小说作者对时政大事所发表的个人品评，只是这种品评同时又代表着当时大多数民众（即小说读者和潜在的读者）的品评。
魏忠贤作恶多年，早已引起有正义感的士人和民众的强烈不满，只是无力反抗。魏忠贤倒台后，人们终于可以声讨魏忠贤的恶行，可以追问魏忠贤得以肆意作恶的原因，描写魏忠贤身世并声讨其罪行的时事小说相继出现。辽东事件（主要是毛文龙和袁崇焕之间的是非恩怨）也是当时引人注目的重大时事，人们急于了解其中详情。于是，参照当时的邸报等资料，四部描写辽东事件的时事小说也相继产生。崇祯初年出现的《镇海春秋》、《辽海丹忠录》、《近报丛谭平虏传》，加上天启年间出现的《辽东传》，共是四部。这四部小说总体心态都是同情毛文龙、谴责袁崇焕，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对毛、袁冲突的看法。
小说作者迎合读者的关注点，及时进行创作，书商也紧跟人们的需求，迅速将小说作品推向市场。在读者、作者、出版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崇祯初年的小说文坛，形成以时事小说创作为主导内容的特点。此时的时事小说处于兴起并逐步繁盛的阶段，有的作品清新可读，有的则堆砌奏章，文辞鄙陋，可读性不强。
二、崇祯中后期
即崇祯六年（1633）到崇祯十七年（1644）。这一时期，时事小说的创作热潮逐渐淡去，历史演义小说重霸文坛。尤其是崇祯末年，小说创作涉及领域较广，有历史演义小说、世情小说、神怪小说、才子佳人小说，还出现了几部比较优秀的话本小说集。
此时创作和刊刻的章回小说作品，目前可知的有：《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扫魅敦伦东度记》、《孙庞演义》、《开辟衍绎通俗志传》、《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七十二朝人物演义》、《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岳武穆精忠报国传》、《新列国志》、《醋葫芦》、《西游补》、《后西游记》、《春柳莺》、《山水情传》；话本小说集有《欢喜冤家》、《鼓掌绝尘》、《西湖二集》、《石点头》等。
这一时期，魏忠贤事件和辽东事件带给人们心灵和生活的巨大震动逐渐平息，士人们对这些事件的反思已深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士人们在探求这些事件背后的深刻原因：为什么会出现太监独霸朝政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边关危机、守将自相残杀？怎样才能避免这些事件？历史上有过哪些可资借鉴的事情？顺应读者的需求，小说作者也开始创作反思历史的题材，创作了一批特色独具的历史演义小说。
在取材上，这一时期的历史演义小说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在此之前，利用历史素材改编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做法，在明朝万历前后就曾经形成一次潮流，出现了署名为“东原贯中罗本编辑”的《隋唐两朝志传》、熊大木编集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和《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余绍鱼编集的《列国志传》等多部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标榜为“羽翼信史”之作，偏重于讲述历史，不注重文辞修饰，文学性较差。崇祯前期出现的一些历史演义小说，如《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等，在取材方面有了变化。这些作品吸取了野史笔记以及民间传说的内容，突破了“按鉴演义”的窠臼，文学色彩有所增强。尤其是《隋史遗文》，取材的重心已经突破以帝王为中心的惯例，着意渲染秦琼等草泽英雄的“奇情侠气，逸韵英风”，将描写的中心转向下层英雄人物。《隋史遗文》代表了这一时期历史演义小说在取材上的一大变化。
在体例上，这一时期的历史演义小说也有新的特色，即体现出与其他流派小说风格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势。多种流派风格的相互融合是明清之际小说创作比较普遍的特征。出现于崇祯前期的《扫魅敦伦东度记》可以说是这种心态的一个代表。《扫魅敦伦东度记》既是比较典型的神魔小说，同时也像方汝浩的其他两部通俗小说《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一样，人情世态描写比较细腻。受此风潮的影响，历史演义小说也出现了和神怪小说、世情小说相互交融的心态。如《孙庞演义》就不是非常注重“史”和“实”，而是掺杂大量神怪描写，用以增加趣味、扩充情节。《开辟衍绎通俗志传》、《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这几部作品，都是根据神话传说演绎成篇，并且按照历史顺序，在内容上有连续性，自成系列。文辞朴实，遵循的是比较正统的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的路子。《七十二朝人物演义》分为四十二卷，每卷演绎一个历史人物的事迹，在历史演义小说中应当属于结构比较松散的一类。该书在结构上类似类书、集书的体例，但从每卷的创作风格和内容上看，还是应当属于历史演义类的小说。
这一时期的小说，以描写人情世态为主。不但此时的历史演义小说偏重于人物传记，就连神怪小说如《西游补》的描写也开始偏重于讽喻世情。世情小说中《醋葫芦》文笔颇佳，才子佳人小说本来就是以描写人情为主，几部话本小说集的作品都是描写世态人情的。
在世态人情的描写之中，此时的小说显现出比较浓重的时事情结。此时没有时事小说，小说作家的时事情结渗入在历史演义小说、世情小说以及话本小说之中，使得此时小说创作的面貌不同于其他时期。
此时的作品内容有两个趋势：一是从描写社会政治历史转向注重描写世俗人生；二是从对生活外在的描写转向对主人公内在心灵、理想、幻想的描写。此时创作的一部世情小说、两部才子佳人小说、两部神怪小说、七部话本小说集，都比较关注世俗生活的描写，注重人物“情”的演绎。由于作者侧重于描写作品主人公（很大程度上代表作者自己）的心中理想和人生幻想，此时的小说作品表现出个人化和虚幻化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乱世和末世心态的表现。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活跃的专业作家，如天花藏主人、天花才子等。其他作家如西子湖伏雌教主、董说、西湖渔隐主人、古吴金木散人、钱塘陆人龙、周楫、天然痴叟席浪仙和冯梦龙等人，也表现出比较空灵的文学个性。
从作家群体上说，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家与以前的小说作家相比，在创作风格上表现出一种从“史”到“文”的趋势。
三、顺治前期
即顺治元年（1644）到顺治八年（1651），包括南明短命的弘光朝和隆武朝。此时创作和刊刻的作品主要有《甲申痛史》、《新编剿闯小说》、《海角遗篇》、《七峰遗编》、《新世弘勋》、《清夜钟》等。目前确切知道出现在南明时期的小说有《清夜钟》和《新编剿闯小说》。《清夜钟》刻于南明隆武年间，《新编剿闯小说》当写于弘光元年（1645）。
出现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小说，几乎全是记录亡国痛史的时事小说，但具体内容又有所不同。《甲申痛史》、《海角遗篇》、《七峰遗编》痛诉国亡经过，其中《甲申痛史》以崇祯为永乐后身、以流寇为建文靖难诸臣后身，宣扬转世报仇的因果轮回；《海角遗篇》着意描写南明军队战斗情况的时事记录；《七峰遗编》则兼顾乱世争斗之中的百姓之苦。《新编剿闯小说》总结亡国原因，寄寓亡国隐痛。《新世弘勋》则站在新朝廷的立场上记录易代时事。话本小说集《清夜钟》残存的十回（原有十六回）中有三回记录崇祯末年和弘光时期的时事。这一时期的作品风格，总的来说如急管繁弦，吟唱着动荡时代中的激昂凄切的音响。
四、顺治后期
即顺治九年（1652）到顺治十八年（1661）。此时创作和刊刻的小说作品主要有《樵史通俗演义》、《铁冠图》、《梼杌闲评》、《历代神仙通鉴》、《吕祖全传》、《混元盒五毒全传》、《玉娇梨》、《平山冷燕》、《玉支玑》、《好逑传》、《续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后水浒传》、《水浒后传》等，其中时事小说三部，才子佳人小说四部，英雄传奇和世情小说的续书共三部，神仙怪异类小说三部。另外，还有李渔等人的话本小说集数部。
此时，清王朝的统治已趋稳定，大部分国土已从战乱状态过渡到和平状态。饱经战乱之苦的天下苍生渴望重新过上安定的生活，人心思治。除少数坚定的明朝遗民外，大多数民众对新王朝的抵触情绪和恢复故国的愿望都逐渐淡化。对那些立志复国的明遗民来说，也逐渐明了事不可为，前途黯淡，从积极的斗争逐渐变为消极的隐居。
这时的小说作家都是遗民，描写时事的手法变得曲折隐晦。此时的三部时事小说，都是对明清易代之际重大事件比较客观的全面总结与回顾，斗争锋芒渐淡至无。“古宋遗民”陈忱的作品《水浒后传》，充满了深沉哀婉的故国之思，但表现方式已经改为托古讽今，委婉多了。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实际上是对明清易代之际灾害战乱情景的记录和描述，却也将故事的背景假托在宋金之际。李渔的话本小说集《十二楼》和《连城璧》中的一些作品，把隐隐的故国之思包蕴在奇巧的生活场景中。几部才子佳人小说，是崇祯后期小说创作中表达个人理想心态的回归。此时出现的一些风花雪月式的话本小说，如《宜春香质》、《龙阳逸史》等，似乎又是战乱之后沉沦世态的反映（战争、乱世似乎总与情欲的泛滥连在一起）。
综上可知，明清之际是继明朝中后期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小说创作和刊刻的高峰。此时创作和刊刻的章回小说约有五十八种，其中崇祯时约三十五种，顺治时约二十三种；话本小说约三十余种，其中崇祯时约十二种，顺治时约二十余种。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不仅数量众多，种类和流派也很丰富，与以前的小说作品相比，个性特色比较突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独具风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