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传之来尚矣，易世而其风滋盛，果取振励世俗之故欤，抑主娱悦耳目而然欤？识者多谓拿空捉影，吹波助澜，奇其事以猎观，巧其名以渔利。嗟乎！曾是一传出，费几许推求，用几许结撰，区区作此种生涯，不亦悲夫！
余友东方裔也，素饶侠烈，复富才艺，托姓借字，构《艳史》一编，盖即隋炀帝事而详谱之云。其间描写情态，布置景物，不能无靡丽慆淫荡心佚志之处，而要知极张阿摩之侈政，以暗伤隋祀之绝，暗伤隋祀之绝，还以明彰世人之鉴见。明崇祯间人瑞堂刊本《隋炀帝艳史》，现藏于大连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他认为《隋炀帝艳史》创作过程非常艰苦，作者付出这么大的心力，仅仅为了“猎观”、“渔利”，很是得不偿失。委蛇居士从作者的品格和作品内容两个方面，说明这部小说是“有关世俗，大裨风教”的。他认为，这部小说描述的是很“艳”的故事，但告诉人们的道理却是“乐不可极，用不可纵，言不可盈，父子兄弟之伦，尤不可灭裂如斯也”。因此，它的存在不是为“娱悦耳目”，而是要“振励世俗”。
一些小说作家也在作品中表现出呼唤英雄的心理需求。完成于崇祯六年（1633）的《隋史遗文》，从体裁上说，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但吉衣主人袁于令在作品中，却没有像以前的历史演义小说一样，叙述朝代兴亡的故事，而主要描写了秦琼等几位草莽英雄的事迹。
袁于令在《隋史遗文·序》中，感叹“奇情侠气，逸韵英风，史不胜书者，卒多湮没无闻”，故为之撰文传世。他所歌颂的英雄，是江湖义士般的英雄：“烈士雄心，不关朝宇；壮夫意气，笃于朋友”；而且还都是一些失败的“英雄”：“义不图报，忠不谋身，才奇招嫉，运厄多艰”。这与传统历史演义小说主要演述帝王将相的故事有所不同。
袁于令的小说观与前人有别。他不再强调小说的警世、劝世等教化作用，而是坦言自己的追求目标是“惊俚耳”和“快俗人”。他说：“顾个中有慷慨足惊俚耳，而不必谐于情；奇幻足快俗人，而不必根于理。”
袁于令的说法，与崇祯三年（1630）委蛇居士在《隋炀帝艳史·题辞》中标榜小说要“振励世俗”的目的相比，意味已经完全不同。崇祯元年（1628）陆云龙在《辽海丹忠录·序》中也强调：“词之宁雅而不俚，事之宁核而不诞，不剽袭于陈言，不借吻于俗笔。”
崇祯五年（1632）以后，直到顺治元年（1644）甲申事变之前，似乎已经很少见到“据实纪录”的时事小说。小说作家的心态，似从崇祯前期的比较关注政治风云，转而为中后期的更为贴近世态人情。而且，小说作家在作品中渐渐增加了越来越多的理想色彩，婉曲表达了他们在乱世之中的心理需求。
从文艺学的角度来看，似乎可以说，崇祯前期的小说作家基本上是“记录型”的，其创作以记录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故事为主；崇祯中后期的小说作家中有一些是属于“实验型”的，他们往往在作品中描述一些没有真实发生过的故事，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思想。
崇祯前期小说作品以时事小说为主流。时事小说与政治风云紧密联系的特性，决定了时事小说作品的纪实性。从目前可知的资料看，除六部时事小说之外，只有一部世情小说《玉闺红》，一部神怪小说《禅真后史》，似乎还有三部演述前朝历史的历史演义小说《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这三部历史演义小说在内容上有一定的连续性，目前只知刊刻于崇祯初期，具体年份不详。
崇祯中后期的小说作品中，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怪小说、世情小说和话本小说集从数量上说平分秋色，但艺术上较有成就的是世情小说中的《醋葫芦》、神怪小说中的《东度记》和几部话本小说集。世情小说不像历史演义那样有“史”可据，虽然是“描摹”当时世态，但作家发挥想象的余地要大一些。神怪小说一般是借助故事宣扬某种佛道观念，除去一些宗教人物的传记外，一般也要靠作家“凭空”构建故事。
崇祯年间还出现了两部才子佳人小说——《春柳莺》和《山水情传》。才子佳人小说描述作家心中的“白日梦”，是比较典型的“实验型”文学作品。而此时艳情小说的一度泛滥，是明末开放的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作者及时行乐的末世心态。
第二节顺治年间的小说作家心态
顺治年间小说作家的心态流变，是颇耐人寻味的。顺治八年（1651）以前，小说作家还敢于在作品中记录易代之际的惨烈时事，谴责、痛骂流民义军和满清军队，表现出关注时政的时事情结；顺治九年（1652）之后，新朝统治渐渐加固，天下民心也久乱思治，许多人渐渐接受了新朝统治，隐世心态风行，但人们在内心深处却仍然怀恋故国，悲悼亡明。这些心态在小说作品中都有具体生动的再现。
一、顺治初期小说作家的时事情结
顺治初期的小说作家和崇祯初期的小说作家一样，在创作中表现出浓厚的时事情结。但崇祯初期小说作家的时事情结侧重于表现对时局的看法，而顺治初期小说作家的时事情结则侧重于表达亡国之痛。前者以慷慨激昂的情绪为主，后者则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感伤情调。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顺军进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而死，明朝灭亡。四月，辽东总兵吴三桂打着为君父复仇的旗号引领清军入关；李自成大顺军退出北京。五月，清军进入北京；南明弘光皇帝在南京宣布取代崇祯皇帝的皇位。九月，顺治皇帝福临进入北京，宣布改元为顺治元年，接着颁布改换衣冠令、圈田令和严禁逃人令，引起汉人的反感和武力反抗。顺治二年（1645），清军镇压江南敢于反抗“三大令”的汉人，血洗城池，发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两大人间惨剧；弘光帝被杀于北京；隆武帝在福州建国。顺治三年（1646）年，隆武帝被杀于汀州，永历帝在肇庆即位，郑成功从福建起兵抗清。此后，义军将领和南明将领时分时合，共同抗击清军。
甲申之变，在当时士人心中引起遭受强烈地震般的感受。早在万历年间，一些有识之士已经产生民族危亡的预感。东林党人顾允成就曾惊呼：“吾叹今之学者，凭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是讲学耳！”崇祯十七年，“天崩地陷”的预感成为残酷的现实。明亡后，士人们尽力追究明亡的真正原因。为什么流民义军（在正统的儒士看来，流民义军只是一群乌合之众）能够打进紫禁城、逼死崇祯帝？为什么满清王朝可以霸居北京，并且能在逐步往南扩大统治范围的过程中轻易取得节节胜利？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在追究明亡原因的问题上，都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清初学术集中在明亡原因追究上，此时的学术家、小说作家、诗人、戏曲家大多都是明遗民。
小说作家对甲申事变的反应也极为强烈。事变之前，就有一些作家卷入战争之中。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的一支军队来到房村，当时任徐州通判的凌濛初登城抗拒，在四面楚歌中忧愤交加、呕血身亡。丁耀亢也曾为抗击山东义军，倾其家资招募乡勇，解安邱之围，自己的生活境遇一落千丈。
甲申事变之后，相当一部分小说作家直接参与了反清复明的战斗。
崇祯十七年三月，丁耀亢“溯海而南”，向南明当政者提出联合义军共同抗清的主张，未被采用；九月，作为抗清将领刘泽清的幕客，被授以行军赞画之职。后来以纪监司理的身份同王遵坦共屯东海水营。第二年，弘光帝投降，刘泽清解甲，丁耀亢拒绝降清“叙用”，回到家乡诸城。此时乱世无主，诸城滥杀无辜，为避家难，丁耀亢辗转四方，顺治五年（1648）入京。
和丁耀亢一样，冯梦龙也曾战斗在抗清的前沿。顺治二年（1645）南京陷落之后，冯梦龙就跟随据守福州的唐王，进行抗清斗争，并以老臣身份集刊了《甲申纪事》、《中兴实录》、《中兴伟略》等，议论崇祯朝政治弊端。为挽救前明，年迈的冯梦龙奔波于杭州和石梁天姥之间。沈自晋《重定南词全谱凡例续记》和王挺《挽冯犹龙》诗中都有记载。
还有一些小说作家在明清易代之后，选择了不与新朝合作的隐逸方式，曲折表达其反抗情绪。如陈忱与顾炎武、归庄等人“相率为惊隐诗社，四方同志咸集”。
沈彤《震泽县志》详细描写了陈忱等人当时的行迹：“于时定乱已四五年，迹其始起，盖在顺治庚寅。诸君以故国遗民，绝意仕进，相与遁迹林泉，优游文酒，角巾方袍，时往来于五湖三泖之间。”
顺治六年（1650），此时“定乱”已久，陈忱等人还敢于“角巾方袍”，穿戴明朝的服装，反抗新朝的心迹彰显于外。陈忱后来在《水浒后传·序》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心迹：“肝肠如雪，意气如云，秉志忠贞，不甘阿附。”他创作的《水浒后传》“得《离骚》之哀”，抒发了作者“亡国孤臣空饮恨，读残青史暗销魂”的深隐剧痛。
惊隐诗社又名“逃之盟”，表达了陈忱等人不甘接受新朝统治的心态。惊隐诗社后来受到庄廷栋“明史案”的株连，同社中有人罹法，社集遂散。
又如董说，顺治二年（1645）弘光朝廷覆亡之后，清军占领江南，二十五岁的董说“弃诸生”， 绝意仕进，隐居偏僻乡野，并改换姓名，“屏迹丰草庵”，平日“头巾道袍”、“足不越户”，“宗亲莫睹其面”。《南浔志》卷十八《董若雨传》。他此时著有《甲申乙酉诗歌》、《乙酉杂文》、《丙戌悲愤诗》各一卷，后来自己全部焚毁，仅在《丰草庵诗集》中留有“丰草自题茅屋榜，从来麋鹿性难驯”、“卦钱莫付书船去，留看前朝旧纪年”这样的诗句，可见那三部诗文集中必多不甘臣服的文字。清朝剃发令下达之时，董说和顾炎武等人一样，“剪发不剃头”。顾炎武在《流转》一诗中，记载自己在清军下令剃发归顺时的做法：“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
当时苏州灵岩寺的主持南岳和尚，颇具反清思想，身边聚集了一批愿以出家逃禅方式对抗清朝统治的前明士人，董说也在其中。顺治八年（1651），清朝政府迫害南岳和尚，兵围灵岩寺，寺中诸人俱四散逃命，而董说却在危难之际紧随南岳和尚左右，其高行大义，赢得了反清志士们的景仰。吴兴、刘承干《重刻董若雨诗文集跋尾》中记载，清军进入江南的时候，“其时志节之士，有托而逃，率以南岳和尚退翁为依归”；顺治八年清军围攻灵岩寺，“合寺星散，若雨独负策杖入山以从”，“由是东南名宿，益高其行”。
顺治十三年（1656），董说入苏州灵岩寺为僧，改名南潜，字月涵，号补樵，三十余年足不履城市，只与渔樵为友。
还有一些小说作家执意追究明亡原因，通过议论明朝得失寄托自己对亡明的哀思。西吴九十岁老人无竞氏在《剿闯小说·叙》中，认为明亡原因之一是群臣不力，举朝无一个“奇男子大丈夫”。他说：
甲申三月之变，天摧地裂，日月无光。举朝肉食之夫，既悠悠忽忽以酿此巨祸；迨乎溃败决裂，死者死，降者降，逃者逃，刑辱者刑辱。降者贪一日之荣，逃者侥一时之幸，刑辱者偷一夕之生，罪有重轻，关节则一。即死者亦仅了一身之局，而于国事何补？
国家养士近三百年，而食报区区若此，岂不痛哉！吴三桂舍孝取忠，弃家急国，效申胥依墙之泣，以遂秦哀逐吴之功。真正奇男子大丈夫作用。虽匡扶之局未结，而中兴之业已肇，是恶可无传！《剿闯小说》，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