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愤世心态
一些小说作家愤世嫉俗，以小说创作来发泄自己胸中的愤懑之情，或在小说中创造一个不同于俗世的理想世界，以表达对现实世界的否定。愤世心态在各个朝代的中国古代文人中都非常普遍，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也不例外。
明清之际开始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流派，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不同于俗世的理想世界，表达了存在于作家心中的、在当时现实中很难觅到的爱情和婚姻理想。这种理想，也可以说是小说作家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曲折的批评。因此，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是在借描写理想境界间接地表达他们的愤世心态。
还有一些小说作家则通过作品直接表达他们的愤世心态，而不像才子佳人小说作家那样隐秘曲折。崇祯年间编撰《西湖二集》的周楫才气横溢，却终生为贫穷所困。湖海士在《西湖二集序》中谈到周楫撰写小说时的愤世心态，曾说周楫创作小说的初衷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块”，抒发心中的郁闷之情，可谓切中肯綮之语。
陆云龙在《答朱懋三书》中谈到自己的愤世心态，尤有代表性。他说：
弟少颇自负，砺名行，尚气节，期退不歉伦常，进不缺于经济。雕虫小道，了不经心，特以舍是，无可致身，不得不间为从事。乃机缘之左，叹邓禹之笑人；时事之非，作刘卉之孤愤。今人无可告语，乃上而与陈死人作缘；更不庄语，乃妄而与齐谐之辈作伍。然非傲也，非诞也，一腔不得已。
他说自己自幼很有抱负，也颇具才华，却因“机缘之左”和“时事之非”而无所作为；本来认为“小说”是“雕虫小道”，可以“了不经心”，但除去创作小说之外，却不幸“无可致身”，没有另外的途径可以建功立业，只有通过创作小说，表达自己的胸襟抱负和“孤愤”之情。陆云龙在《制科策》一文中抨击明代取士用人制度；在《剿扶议》一文中分析流民暴动的原因是遭遇饥荒而统治者不知体恤；他对建州女真的逐渐强大非常担心，曾在《感怀》一诗中说：“十年辽海关心梦，数卷图书作客装。”用世之心颇热，而愤世之心益强。
同样，《豆棚闲话》的作者艾衲居士，也是科举不第，怀才不遇，穷途为文，以寄其抑郁不平之气。
艾衲居士在《豆棚闲话》中，对古今人事嬉笑怒骂，专门推翻世人定论，作翻案文章。天空啸鹤在“叙”中说他“莽将廿一史掀翻，另数芝麻账目”、“那趱旧闻，便李代桃僵，并声冤屈；倒颠成案，虽董帽薛戴，好像生成”，其原因是：“止因苏学士满腹不平，惹得东方生长嘴发讪。”正是胸中郁积的块垒，引发作者对历史进行不同凡响的反思，对一切人事的价值进行重新评判，因而不惜唐突古人、“圣人”和“贤人”。
《豆棚闲话》第八则《空青石蔚子开盲》中，写了两个中州的盲人，要求蔚蓝大仙医治双目，以便“开眼看那光明世界”。而当双目复明时，却见世上“许多孽海冤山，倒添入眼中无穷芒刺，反不如闭着眼的时节，倒也得清闲自在”，二人不愿再见这种世态，求蔚蓝大仙将他们置于杜康埕中，“但愿长醉不愿醒”了。艾衲居士的笔法亦庄亦谐，时时令人忍俊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他在此处所写的这两个最终沉溺美酒、不问世事的人，何尝不是当时那些不满现实却无力改变现实，只能以醇酒、妇人麻醉自己的士人的化身？紫髯狂客对艾衲居士的用意心领神会，他在此处评论道：“凡天事到无可如何处，惟醉可以销之，所以刘伶荷锸，阮籍一醉六十日，俱高人达见，不徒沉醉曲蘖而已。艾衲老人其亦别有万言于斯乎？”他将艾衲老人比作刘伶、阮籍，准确地把握住了艾衲居士的愤世心态。
五、隐世心态
这种心态在顺治年间多有流露，这与顺治年间的小说作家大多是明朝遗民有关。李渔在《十二楼·闻过楼》小说开头说：“予生半百之年，也曾在深山之中做过十年宰相，所以极谙乡居之乐。”他在小说中写到顾呆叟把别墅建在城乡结合部，城里和乡下两头都管不着，既不参与朝政，也不受乡村规矩的制约，颇感悠游自在。他阐述顾呆叟的志趣是：“况他性爱山居，一生厌薄城市，常有耕云钓月之想；就在荆溪之南去城四十余里，结了几间茅屋，买了几亩薄田，自为终老之计。”《十二楼·闻过楼》中顾呆叟这个人物形象，曲折地表达了李渔不耕读、不应试，而情愿“隐”于诗文戏曲创作之中的隐世心态。
中国古代士人从小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治国平天下”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理想抱负。如果能够“治国平天下”，则不但自己得以建功立业，还能“兼善天下”；如果没有机会“治国平天下”，就转而韬光养晦、避世隐居，只求“独善其身”。隐世心态多出现在政治黑暗或社会动荡的时代，迫不得已而隐居，在隐居生活中又心系乱世、盼望治世。因此，中国古代文人隐士中，有不少人对被迫隐居表现出一种不甘不愿、无可奈何的感情色彩。明清之际的一些小说作家就是如此。
顺治年间《樵史通俗演义》的作者江左樵子，曾这样描述自己颇为闲逸的隐世生活：
樵子日存山中，量晴较雨，或亦负薪行歌。每每晴则故人相过，携酒相慰劳。雨则闭门却扫，昂首看天。一切世情之厚薄，人事之得丧，仕路之升沉，非樵子之所敢知，况敢问时代之兴废哉！本段及下边两段引文亦出自《樵史通俗演义·樵子自序》，现藏于天津图书馆。
本来隐逸生活应当是心境散淡、不问世事的，而樵子心中却放不下世情。虽然他口中说“况敢问时代之兴废哉”，但这句话，却已明显透露出他念念不忘“时代之兴废”的隐衷。果然，在描述自己的隐逸生活之后，他接着说：
然樵子颇识字，闲则取《顺天胪笔》、《酌中志略》、《寇营纪略》、《甲申纪事》等书，销其岁月。或悄焉以悲，或戚焉以哀，或勃焉以怒，或抚焉以惜，竟失其喜乐之两情。久而樵之，以成野史。不樵草、樵木，而樵书史，因负之以售与爨者。
为消磨岁月，看什么书不好，偏要看记录明朝灭亡之际惨痛历史的记载。隐士们“闲”来读书，一般都会读有助于颐养心性的书，而樵子在读过这些书之后，心情又能如何呢？他自己描述是“悄焉以悲”、“戚焉以哀”、“勃焉以怒”、“抚焉以惜”。“悲”、“哀”、“怒”、“惜”，表达了“时代之兴废”在樵子心中留下的深沉创痛，以至于他再也不能感受到“喜”、“乐”这两种感情。一种情绪久蕴心中，总要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的。樵子的表达方式是著“野史”，创作小说。
创作小说，还不足以平复他心中的哀恸。隐逸山中的樵子始终难忘亡国的隐痛，在他“放声行歌”之时，歌中也常常出现与隐逸生活相左的心声。他唱道：
山径兮萧萧，山风兮刁刁。望旧都兮迢迢，思贤人兮焦焦。
舟子兮招招，须友兮聊聊。心旌动兮摇摇，樵斧荒兮翘翘。
醉起兮朝朝，醉眠兮宵宵。好鸟兮鸣条，好花兮未雕。
容与兮逍遥，聊且兮为此中之老樵。吁嗟乎！山中之老樵！
“望旧都”、“思贤人”，都与他自己标榜的不问世事、“昂首看天”的心境相矛盾。 “樵斧”都“荒”了，一定不是一个合格的“樵子”。最后一句感叹语，则隐约道出了樵子因故国沦亡、不愿出仕新朝而被迫隐世的不甘不愿、忧愤沉痛的复杂心态。
这五种心态之外，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还有人抱有一种“玩世”和“嘲世”的心态。崇祯四年（1631），闭户先生在《鼓掌绝尘·题辞》中，说“弄笔墨而谱风流，写宫商而翻情致”的小说家是“无意撩人，有心嘲世”。为《西湖二集》作序的湖海士将自己的书斋称为“玩世居”。
这五种心态类型的划分是相对的。作家心态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现象，一位作家同时具有两种以上心态的现象，也是很普遍的。
明清之际出现的二十几部时事小说，几乎都同时体现了作家警世、救世、劝世的心态。反映魏忠贤事件的几部时事小说，如《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等，通过对魏忠贤残酷迫害忠臣行径的描写，警醒世人要反对阉党专权；而对魏忠贤可耻下场的描写，又类似因果报应的故事，意在借此劝人为善。甲申事变之后的小说，如《樵史通俗演义》、《水浒后传》等，在警世、劝世之外，又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明朝灭亡的原因，试图开出一些救世的良方。
第二节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心态的生成
“生成”是一个表示动态的词。选择这个词，是因为作家的心态是一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开放性心理活动。心态的生成过程，就是作家审美心理结构的建构过程。
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是灵魂的历史。”从心理学的角度观照明清之际的小说作家心态，对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一阶段的小说史，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20世纪以来，心理学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心理学研究方法运用到其他学科领域，诞生了许多交叉学科，文学创作心理学就是其中之一。文学创作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作家对现实印象进行创造性加工的心理特点、作为创造者的个性心理、处于动态之中（从构思到作品完成）的艺术作品的创造过程的普遍和局部的规律，即研究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心理特点及其规律。文艺创作心理学深受心理学各派研究成果的启发和影响。
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发掘并证实了人们心中一个被有意无意压抑封锁的无意识心理世界的存在。无意识心理世界隐秘而且复杂，主要受一些非理性因素的控制。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说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很大，不但使文学创作者看到人的心理世界是多层次的、复杂的，而且对于研究文学创作者的创作动因很有启发。他认为作家、艺术家之所以进行创作，主要是受自然本能（主要是性的本能）的驱使。文学艺术作为无意识的升华，其本质是一种“白日梦”，是作家因本能欲望没有得到满足而寻求的一种“补偿”。人由于不满足而产生的幻想可以超越时空，游移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
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在乃师的理论基础上，又提出了“集体无意识”、“原始意象”等概念。他认为弗洛伊德所说 的“无意识”，是“个人无意识”，个人无意识不是来源于后天所得的个人经验，而是来源于先天就存在的“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是人脑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进化的产物。长期的社会实践经验经过无数人无数次的反复，在人脑结构中留下了生理痕迹，形成各种无意识的原型（原始意象），通过遗传而获得积淀，成为人人生而有之的一种本能。荣格认为艺术家具有二重性，现实中他是个人，一旦进入艺术创作，便成为“集体的人”。当作家头脑中潜在的原始意象被某种创作对象唤醒，他们就可以写出触及该作家民族之魂的作品。
继弗洛伊德、荣格之后，行为主义心理学派提出“刺激—反映”动因说，认为人的行为是受环境刺激的直接产物；认知心理学派提出“认知心理结构”说，认为人可以运用自己内在的认知心理结构去选择、同化外来信息；人本主义心理学派提出“需要层次”说，认为人的活动动机来自于人的基本需要，人的需要可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五个层次；格式塔心理学派提出“知觉整体论”和“异质同型说”，认为整体大于局部之和，客体物理的结构力“场”、人脑中的生物电力“场”、心理活动过程中的知觉力“场”三者是相互对应、相互感应的，存在着一种被称为“异质同型”的关系。
这些心理学派的研究成果，对文学创作心理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从文学创作心理学的角度观照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他们的心态以及心态的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