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周楫（字清原）可谓是贫困到极点的一位，或者可以说，他对贫困生活所带来的耻辱感体会得最为深刻。湖海士《西湖二集序》中说：
咄咄！清原！西湖之秀气将尽于公矣。乃谓余曰：“予贫，不能供客。客至，恐斫柱坐荐之不免。用是匿影寒庐，不敢与长者交游。败壁颓垣，星月穿漏，雪霰纷飞，几案为湿。盖原宪之桑枢，范丹之尘釜，交集于一身，予亦甘之。而所最不甘者，则司命之厄我过甚，而狐鼠之侮我无端。予是以望苍天而兴叹，抚龙泉而狂叫者也。”
余曰：“司命会有转局，狐鼠亦有败时。且天下不可与问，道不可与谋，子听之而已矣。”清原唯唯而去，逾时，而以《西湖说》见示。
予读其序而悲之。士怀材不遇，蹭蹬厄穷，而至愿为优伶，手琵琶以求知于世，且愿生生世世为一目不识丁之人，真令人慷慨悲歌、泣数行下也。
周楫自述贫困生活造成的交游上的尴尬、对贫困生活的甘于忍耐和对命运棱蹭、小人欺侮的愤慨，真是入骨三分。
《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也是一生潦倒，“穷饿以终”。光绪《乌程县志》有对陈忱生存手段、学识心境、身名状况的简略记载：
居贫，卖卜自给。究心经史，稗编野乘，无不贯穿。好作诗文，驱策典故，若数家珍，而无聊不平之气，时复盘旋于楮墨之上，乡荐绅咸推重之，身名俱隐，穷饿以终。
“卖卜自给”的生活朝不保夕而又遭人轻贱，陈忱能够做到“乡荐绅咸推重之”，是其才华使然。但他从不列当地乡绅之林，晚年更是贫病交加、孤苦零丁。他在《水浒后传序》中，描述自己的境遇是：“颠连痼疾，孤茕绝后”，“穷愁潦倒，满眼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
李渔的贫穷原因较为特殊。他谋生手段多样，应当常有盈余。按说，他一生开过几家书坊，再加上戏班的收入，应当不至于有穷愁之叹。但一则他家中人口众多，二则他的性格又富于艺术色彩，生活讲究情趣，艺术爱好非常丰富，故花费在艺术上的金钱较多，花费在赚钱上的时间必然有限。
他曾在《闲情偶寄·饮馔部·肉食第三·蟹》中，记载自己讲究的生活方式、众多的家中人口和羞涩的囊中境况：
予嗜此一生。每岁于蟹之未出时，即储钱以待，因家人笑予以蟹为命，即自呼其钱为“买命钱”。自初出之日始，至告竣之日止，未尝虚负一夕，缺陷一时。同人知予癖蟹，召者响者皆于此日，予因呼九月、十月为“蟹秋”。虑其易尽而难继，又命家人涤瓮酿酒，以备糟之醉之之用。糟名“蟹糟”，酒名“蟹酿”，瓮名“蟹瓮”。向有一婢，勤于事蟹，即易其名为“蟹奴”，今亡之矣。蟹乎！蟹乎！汝于吾之一生，殆相终始乎！所不能为汝生色者，未尝与有螃蟹无监州处作郡，出俸钱以供大嚼，仅以悭囊易汝。即使日购百筐，与五十口家人分食，然则入予腹者有几何哉？蟹乎！蟹乎！吾终有愧于汝矣。
李渔爱好园林建筑，以至于养成有钱时建楼（园）、无钱时卖楼（园）的习惯。
他先后建了伊山别业、芥子园等多处园林。李渔精心构筑的园林最终都卖给别人，其中伊山别业只住了三四年，芥子园也只住了八九年。他在诗文中多处提到卖楼。《李笠翁一家言》卷二有《卖山券》一文；卷六有《卖楼》和《再过武林旧居，时已再易其主》二诗；卷七有《卖楼徙居旧宅》一诗。他还把《卖楼》和《卖楼徙居旧宅》二诗作为《十二楼·三与楼》的开卷诗，并声称：“这首绝句与这首律诗，乃明朝一位高人为卖楼别产而作。卖楼是桩苦事，正该嗟叹不已……”自诩“明朝一位高人”，倾诉自己“卖楼别产”心境之苦。
小说作家的贫困化，与明清之际大多数士人的生活境遇相关。多次为李渔小说作序或评点的杜浚，是当时大名士之一。性情疏狂，落拓不偶。
杜浚曾在《复王于一》中，这样描绘自己的生活窘境：
承问穷愁何如往日，大约弟往日之穷，以不举火为奇；近日之穷，以举火为奇。此其变也。
明亡后，反清志士“易堂九子”也都陷于贫困。易堂九子之一的彭士望在《与陈少游书》中记载：“易堂诸子各以饥驱，游艺四方。”
明清之际士人的贫困似乎是必然的，原因有二：
首先，在古代士人的观念中，“不事生产”是清高脱俗的表现。在他们看来，“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们憧憬的谋生方式是“梅花香自苦寒来”，经历十年寒窗苦之后，中举出仕，则自然能得到“黄金屋”、“颜如玉”的报偿。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他们似乎都具有惊人的忍耐苦寒的能力，甚至以过苦寒的生活为荣耀。
其二，国变之后，一些志士抛家别业，隐居深山，生活陷于困境，如董说等人；还有相当多的士人本来家境富裕，如方以智、丁耀亢等人，但在动乱之中家产丧尽。
董说本出身吴兴显族，曾被人称为“华阀懿孙”，钮秀《觚剩续编》云：“吴兴董说，字若雨，华阀懿孙，才情恬恬……余幼时曾见其《西游补》一书，俱言孙悟空梦游事，凿天驱山，出入庄、老，而未来世界历日，先晦后朔，尤奇。”虽然自他父亲董斯张开始，家道已经衰落，但仍小有资产。国变后董说立意出家，还要求儿子们都放弃举业。他的儿子们恪守父训，都是布衣终身。董说出家之前家境已很穷蹇，他出家后自然不问家事，他的儿子们放弃举业后，其家境的困窘更是可想而知。出家后董说曾收到长子董樵的一封信，说是家中最后的七亩地也全被卖掉了。董说读后狂笑不已，连称大快。应当是快意于失去全部财产后，不必向新朝纳税，更能保持遗民身份吧。
安贫乐道似乎是士人自愿的选择。明清之际李确在穷愁潦倒时说：
吾本为长往之谋，顾蜡屐未能，乘桴又未能，至于今日，悔之无及，待死而已。
李确是那种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他人救济的精神上有“洁癖”的士人。魏禧曾在同道中倡议救助李确，深知李确为人的徐枋制止了他。徐枋说：“君意良厚，恐李先生不食他食。君子爱人以德，君力所不及，听其饿死可也。”李确最终死于穷饿。
孙奇逢在《彭饿夫墓石》一文中，记载同样穷饿而死的彭氏是：
少知识乏才技，以衣冠子贫窭不能自养，遂甘心一饿。
无力自养又清高不事俗物，致使士人普遍处于贫穷的生活境遇之中。崇祯年间，张履祥就曾批评过这种处事态度：
噫！贫士无田，不仕无禄，复欲讳言治生，以为谋道，是必蚓而后充其操也，否则必以和尚之托钵为义，坐关为修道也，亦可谓踵末之敝风习而不察矣！
张履祥此说是有感而发，他痛感于“崇祯庚辰，江南大饥，人相食，杭州诸生一夕无大小自经死”。
他认为士人贫困的原因是“朝廷空言取人，衣冠之子受书游庠序，咕哔而外无恒业以资俯仰”。
但士人中也有善于谋生者，譬如顾炎武。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记载顾炎武有“致富”的才能：
先生既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遂，而所至年小试之，垦田度地，累致千金，故随寓即饶足。
与贫困的生活和怀才不遇的境遇相连的，是疏狂放浪的生活态度。是前者造就了后者，还是后者导致了前者，这历来就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据记载，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有多位属于个性疏狂者，如丁耀亢、袁于令、艾衲居士等人。
袁于令的疏狂，已见前文。丁耀亢一生也是倜傥不羁，傲然超群。清人笔记中多有记载。王卓《今世说》中说丁耀亢“襟期旷朗，读书好奇节，高谭惊坐，目无古人”，并记载了他的两则轶事：
丁野鹤在椒邱，每晏起不冠，搦管倚树，高哦得佳句，呼酒秃发酣叫，旁若无人。间以示椒邱诸生，多不解，因抵地，直上床，蒙被而睡。
丁野鹤官椒邱广文，忽念京师旧游，策长耳驴，冒风雪，日驰三四百里，至华严寺陆舫中，召诸贵游山人琴师剑客，杂坐酣饮，笑谑怒骂，笔墨淋漓。兴尽策驴而返。
阮葵生《茶余客话》中也有一段记载：
丘海石、丁野鹤皆山左诗人。……二君平生友善。一日同饮铁沟园，论文不合，谩骂不已。邱拔壁上剑逐丁，丁急出上马逸去。邱追不及，乃返。山东人传为佳话。
这几段记载，写尽丁耀亢的超迈性格。如此个性，导致因“疏狂”而不能中举。
《豆棚闲话》的作者艾衲居士被称为“狂士”。仅从《豆棚闲话》中嬉笑怒骂的翻案文章中，就已可见作者不受羁绊的狂放个性。天空啸鹤《豆棚闲话·叙》中说：
有艾衲居士者，当今之韵人，在古曰狂士。七步八叉，真擅万身之才；一短二长，妙通三耳之智。一时咸呼为惊座，处众洵可为脱囊。乃者骄鸽弥矜，懒龙好戏。卖不去一肚诗云子曰，无妨别显神通；算将来许多社弟盟兄，何苦随人鬼诨。况这猢狲队子，断难寻别弄之蛇；兼之狼狈生涯，岂还待守株之兔。
收燕苓鸡壅于药囊，化嬉笑怒骂为文章。莽将廿一史掀翻，另数芝麻账目；学说十八尊因果，寻思橄榄甜头。那趱旧闻，便李代桃僵，不声冤屈；倒颠成案，虽董帽薛戴，好像生成。止因苏学士满腹不平，惹得东方生长嘴发讪。
看他解铃妙手，真会虎背上筋斗一番；比之穿缕精心，可通蚁鬓边连环九曲。忽啼忽笑，发深省处，胜海上人医病仙方；曰是曰非，当下凛然，似竹林里说法说偈。假使鼾呼宰我，正当谑浪，那思饭后伸腰；便是不笑阎罗，偶凑机缘，也向人前抚掌。迟迟昼永，真空下泉酝三升；习习风生，直得消雨茶一盏。谓余不信，请展斯编。
这段话说艾衲居士因科举不第，转而著述，这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有趣的是，此处谈到艾衲居士对同社盟友的态度，颇耐人寻味：“算将来许多社弟盟兄，何苦随人鬼诨。”将参加当时风行的文人社团称为“随人鬼诨”，真得居士特立独行的人格之真髓。
生活境遇的贫困化，对作家的创作心态影响很大。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创作小说的原因，大多是因科举不第，怀才不遇，借著述发泄苦闷，或因贫困聊以谋生。
总而言之，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绝大多数是科举不第的生员，他们的谋生之道多是纳贡出仕、教书处馆、卖文、从商等，许多人终生穷困潦倒。这种生活境遇对小说作家的心态有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