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灭宋，从公元1122年至公元1274年，全国人口从九千三百四十七万锐减至八百八百七万，折损百分之九十一。
明末混战，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五十年间，全国人口从一亿锐减至一千四百万人，折损百分之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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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如此触目惊心。“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与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延，南北朝并列，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王朝自此完”，在后世蒙童朗朗背诵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年表时，清脆无邪的童声中可知其中在每个字的转变与传递中，隐藏的是超过百分之六十的死亡率，这就是战争中的死亡，它不是一个个地倒下，而是一片片地倒下，一群群地倒下，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地倒下，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倒下……生命在战争面前如蝼蚁、如草芥，历史在由尸体堆积出的胜利与失败中，吟唱着“一将成名万骨枯”的哀歌。
这哀歌不仅仅是对坑杀战俘“杀有辜”的惋惜，更是对兵败屠城“杀无辜”的控诉，古代战争造成的死亡远远超过双方军队间对垒的人数，甚至可以说，若假设战败方将士的死亡是“死有余辜”，那么这“死有余辜”仅占战争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九十人口折损的小部分，而更大规模、更惨烈、更令人不忍闻睹的死亡不在战争本身，而在对战败方的屠城与灭族，项羽屠襄城、刘邦屠颍阳、曹操屠徐州、孙权屠江夏、姜维屠陇右、唐太宗屠夏县、嘉定三屠等，屠城的历史伴随战争的历史，屠城的残酷更甚于战争，其中以蒙满为甚。
元兵好屠城，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灭族，共屠数百城，整个西亚一片废墟。宋元递代之际，人口折损百分之九十一。北方百分之九十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人口由两千万锐减至八十万，几乎成了无人区。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纪录收录于1985年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清兵亦好屠城，努尔哈赤占领辽东后，担心当地穷人因穷造反而“杀穷鬼”，担心当地富人凭富反抗而“杀富户”，屠杀辽民三百万，辽东地区汉民殆尽；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破济南，城中积尸十三万；破扬州，南人引颈受戮，屠杀八十余万；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二三里外望如积雪”……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其中尤以嘉定三屠最为惨烈，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军再下剃发令，严令十日内全国百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嘉定人民反抗尤为顽强激烈，清军于同年六月十三日、六月十四日、八月十六日三次屠城，史称“嘉定三屠”。
人间炼狱，怎样的仇恨才能引发一个人群对另一个人群的全部毁灭？死亡在此处已经超越个体体量，而是以某个民族、某个城池为容积，将容括在其中的所有生命悉数屠戮，生命此时已经是个无痛无泪的符号，死亡不过眨眼间，理所应当，无须反抗，“战争”二字给了它最充分的理由，这是对生命最无谓的漠视。
实际如此，而中华文明的诡异之处在于其理论却非如此，试读盛唐李华《吊古战场文》：
浩浩乎平沙无垠，敻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虬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
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吾闻夫齐魏徭戍，荆韩召募，万里奔走，连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阔天长，不知归路。寄身锋刃，腷臆谁诉？秦汉而还，多事四夷，中州耗 ，无世无之！古称戎夏，不抗王师。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异于仁义，王道迂阔而莫为。
呜呼噫嘻！吾想夫北风振漠，胡兵伺便，主将骄敌，期门受战。野竖旄旗，川回组练；法重心骇，威尊命贱。利镞穿骨，惊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声折江河，势崩雷电。至若穷阴凝闭，凛冽海隅；积雪没胫，坚冰在须，鸷鸟休巢，征马踟蹰，缯纩无温，堕指裂肤。当此苦寒，天假强胡；凭陵杀气，以相翦屠。径截辎重，横攻士卒。都尉新降，将军覆没。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可胜言哉！鼓衰兮力尽，矢竭兮弦绝；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决。降矣哉，终身夷狄；战矣哉，暴骨沙砾。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伤心惨目，有如是耶？
吾闻夫牧用赵卒，大破林胡，开地千里，遁逃匈奴。汉倾天下，财殚力痡：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猃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师而还。饮至策熏，和乐且闲，穆穆棣棣，君臣之间。秦起长城，竟海为关，荼毒生灵，万里朱殷；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其存其殁，家莫闻知。人或有言，将信将疑；悁悁心目，寝寐见之。布奠倾觞，哭望天涯。天地为愁，草木凄悲。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离。呜呼噫嘻！时耶？命耶？从古如斯，为之奈何？守在四夷。
无论历史上战争如何残酷，中华文明主流文化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大致如此，在悲天悯人的情怀中蕴含强烈的道德批判，主张兴仁义之师，有征无战，肯定反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
中国自文明产生之初，即对战争秉持着人道主义式的否定态度，尽管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中华文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记录着西周年代的军歌，其中固然有《秦风·无衣》的慷慨与豪情：“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同时，也有《小雅·采薇》的怅然若失与思乡宛转：“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启居，狁之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就是中华文明柔情的另一面，它给将士以同袍同裳的情感关怀，它也允许将士在战斗中有牢骚，有思乡，有哀伤。面对战争，将士心中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雄心壮志，但更多的却是早日结束战斗，回归家园的期盼，这也许是重农社会结构所决定的战争态度，但也是这种态度为残酷惨烈的战争蒙上一抹温情与关怀。
延续着这温情与关怀，中华文明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中也演绎出“不战屈兵”“止戈为武”的辩证思维及对生命的尊重。
与重战争相适应的是国人重兵法，兵法无疑应传播战争的方法与技巧，但中国古代兵法中最高的境界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反战思维——《孙子兵法·谋攻篇》“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无论作者本意为何，这“不战屈兵”已被后世解读为中华文明反战态度的最佳代言，这种态度暗合儒家“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有征无战的战争态度，误读经典也在所难免。不仅如此，同时被误读的还有后人对“武”的解释，《左传·宣公十二年》“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沿用该解释，将“武”解释为会意字，从止从戈，止戈为武，继而成为后世人所遵循的准则。然而武的本义绝非如此，从甲骨文“武”字看，其最初表现形式为“足戈并立”，以象形取意，即“立足持戈”。
无论“不战屈兵”，抑或“止戈为武”，中华文明不遗余力地误读古代经典，并希冀从经典中寻找支撑与反抗：支撑其一以贯之的“修文德以来之”的反战态度；反抗那即使螳臂当车也背水一战的残酷战争事实。当理论无法阻挡实践，当这种反抗在征伐者的贪婪与暴虐中不值一提时，中华文明的视角由抽象的战争转向战争中所涉及的每个血肉鲜活的个体，让他们从被漠视的悲剧中走出，走向即使死亡也是被尊重的死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当诗圣杜甫在历史上首次将诗歌的视角从俯视百姓改为仰视百姓时，死亡，对每个个体来说，更有尊严，更有价值。
如今的山西高平市，全市大半被长平之战遗址覆盖，那距今2200年的惨烈战役，那45万飘荡未归的战争冤魂，讲述着中国古代战争的残忍及其对生命的漠视。历史不仅仅是历史，它仍警钟长鸣地响彻在这片充满血与杀的大地上，高平许多地名、村名都与战争相关，老百姓自觉地保留着2200年前那场战争的记忆：围城村，相传为赵军被秦军围困处；谷口村，相传为秦军白起坑杀赵军的地方，并因此得别名杀谷、哭头、省冤谷；骷髅王庙，始建于盛唐，唐玄宗李隆基尚为潞王时，曾巡幸至此，见白骨遍野，头颅成山，触目惊心，遂在头颅山旁修建骷髅王庙，“择其骷骨中巨者，立像封骷髅大王”，明代诗人于达真曾据此写道：“此地由来是战场，平沙漠漠野苍苍。恒多风雨幽魂泣，如在英灵古庙荒。赵将空余千载恨，秦兵何意再传亡？居然祠宇劳瞻拜，不信骷髅亦有王。”
第三节 士大夫的终极选择
——舍生取义
1953年，经历二战的满目疮痍后，十七国联合发起“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并提议在全球范围内确定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号召全世界人民缅怀纪念，波兰推举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推举作家佛朗索瓦·拉伯雷，古巴推举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何塞·马蒂，而中国则推举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
中华文明悠悠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值得尊敬、备受钦佩的名人繁如星辰，熠熠闪耀，而独独推举屈原，何故？翻开《离骚》，答案尽现，这首自传性政治抒情长诗中包含了诗人的人生选择与价值取向：深固难徙的国家观念，君臣相得的美政标准，独立不迁的人格准则，好修为常的道德规范，更包含了他为这人生选择与价值取向不惜赴死的纠结与矛盾——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诗人做出去楚决定是他保美质、为美政的唯一出路；但强烈的乡国留恋又始终使他狐疑犹豫，不忍离开，在“势在必行”这个理论基础上做出的“行而复止”的实践举动，剖明其无法化解的矛盾心迹，而在这举步维艰、进退难行的纷乱复杂中，诗人选择用死亡来成全——成全自己的道德标准，也成全自己对故国的爱恋，无怪乎被闻一多誉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名副其实。
自屈原起，在鱼与熊掌间，在生与义间，中国士大夫用生命继承、演绎了一脉舍生取义的选择传统，在道义与生存之间存在矛盾时，泰然赴死，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宣言，这是儒家开出的死亡拯救药方，也是中华文明历来所提倡的化解矛盾方式，尽管其代价是唯一的、无法重复的生命。然而，尽管代价惨重，中华文明的温情脉脉也有所补偿，有所慰藉：在用死亡去保全自己所认定的价值准则的同时，这被保全了的价值标准最终也成为个体名垂青史、超越死亡、臻于永恒的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