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鬼子打来了，国民党溃不成军。到处是战争的火海，同胞血流成河。血与火中，李四光对自己说：再苦再难，也得把地质研究搞下去。中国的明天，需要地质工作。
1．杨铨不死，杨铨永生
“嗒嗒，嗒嗒。”两下敲门声。
李四光放下汤勺，对夫人许淑彬说：“是杏佛，快去开门。”
许淑彬打开门，果然，杨铨笑眯眯地站在门外。“做什么好吃的？我闻到香味儿就赶快跑来了。”自从杨铨与李四光共事以来，两人成了好朋友。“清水炖平菇，麻婆豆腐。来吧，刚端上饭桌。”熙芝很喜欢杨伯伯，早把一副碗筷摆好，淑彬递来热乎乎的毛巾。
晚饭后，李四光和杨铨来到工作间。杨铨告诉他，他正在着手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政。
李四光感慨颇深：“中山先生仙逝近十年，中国形势每况愈下，日本人占去东三省，汉奸搞华北自治。那个蒋委员长不去抵抗外敌，却一门心思打内战，还时时标榜是中山先生的信徒，把个中国搞得乌烟瘴气。杏佛，你们组建民权保障同盟，我全力支持。只是希望你小心、谨慎。”
“谢谢你，仲揆兄。我们努力实现中山先生民主政治的遗愿。宋庆龄大姐、蔡元培和鲁迅先生是发起人，我的活动会多一些，目标大一些，但不会有什么事儿。一则是个民主组织，二则有宋大姐、蔡先生参与，三则总部设在法租界，谅他们不敢造次。哦，对了，还要告诉你一件事，中央庚款董事会成立，你是科学界的代表。这笔款子一到，务必尽快把它用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上，要不，又会叫那个委员长拿去买枪买炮，杀自己的同胞。”
李四光送杨铨远去，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久久不愿把目光收回。许淑彬走来，站在他身旁。半晌，轻声问：“你怎么啦？”
“我在想，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有希望。”
1933年初夏，很长时间没有杨铨的消息，李四光建议许淑彬到上海见见杨铨。淑彬说：“我也正想这事儿呢。杏佛先生一心搞民主事业，不知杨太太和小佛怎么样了。”熙芝在旁边插一句：“杨伯伯好长时间没来啦，我好想他。”
一家人来上海，专程拜访杨铨。
杨铨一家喜出望外，杨太太挽起淑彬的手，杨铨揪揪熙芝的羊角小辫，乐呵呵地说：“熙芝，你怎么突然长了这么一大截？刚到南京时，我一下能把你举得高高的，看，现在跟我肩膀一般高啦！”
熙芝忽闪着大眼睛，说：“杨伯伯，那时你爱用胡子扎我，现在，我还痛呢。”说完，捂起脸蛋，引得大家笑起来。
“小佛，你熙芝妹妹来了，放你一天假，你们兄妹俩好好玩儿吧。”
小佛飞也似的从里屋跑出来，两个人去商量怎么个玩法。杨太太与许淑彬走进里屋，客厅里只剩下李四光、杨铨两人。
杨铨饶有兴致地讲保障同盟会的活动，当讲到与蒋介石政府斗智斗勇时，李四光忍不住开怀大笑。
午饭很丰盛：京酱肉丝、宫保鸡丁、南京卤鸭、清蒸鳜鱼。
小佛口水都快流出来了：“熙芝妹，你是我们家的福星。”
杨太太脸色微微一红，说：“你们看我家小佛的馋相。也难怪，杏佛在外奔忙，一家人为他提着心，难得过一天舒心日子。今天，咱们好好放松放松。来，来，大家坐，我还存着一瓶桂花酒呢。”
“丁零零———”门铃响了。
小佛咽下口水跑去开门。拿着一封信转回，还说：“送信那人好凶呀，身穿蓝衣，一脸凶相。”
杨铨接过信，打开。“吧嗒”，两粒子弹落地。大家愣住了，杨太太微微一颤，淑彬忙扶她坐下。李四光脸色铁青，拿过信，只见里面是张白纸，信封上却写着：“地址，内详。”
杨铨弯腰捡起子弹，托在手里掂掂分量，笑了笑，说：“这算什么，吓唬人罢了。吃饭，吃饭，不能叫那帮人把咱们的胃口给搅和了。”
谁还有心思品味一桌子的佳肴？大家都是匆匆地吃几口。淑彬轻声排解杨太太的忧虑，小佛、熙芝悄悄地溜到一边儿。
李四光神色凝重：“杏佛兄，你要多多提防才是。”“局势很严峻。最近，国民党的蓝衣社活动很猖狂，蒋介石想一手遮天哪。前些年，他要对共产党斩尽杀绝。如今，对我们这些民主人士也要下毒手。仲揆，想想中山先生在天之灵，我这是欲罢不能啊。”
李四光脑海里闪出宋教仁的形象，他不知说什么才好，带着对杨铨的敬佩与担忧，离开了上海。
五天后，一张电文传来：“杨铨先生遇刺身亡。”
偌大的上海，沉浸在悲愤、伤悼之中。
李四光料理完后事回到南京。杨铨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一介书生，一位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不过喊出几句民众的心声，就要遭此毒手，民主何在？天理何在？中国希望何在？
逝者不复生，怎样让后代人知道30年代中国有这样一位民主人士，为推进民主事业而牺牲？李四光决定，把他刚刚鉴定出的科新属取名为“杨铨”。他挥毫写道：“杨铨的命名，是用以纪念中央研究院已故总干事杨铨先生。凡是为科学事业忠心服务的人，都不能不为这种令人沮丧的境遇而感到痛心。”
1934年12月，李四光收到英国剑桥、伯明翰等八所大学的邀请函，应邀赴英国讲学，时间是一年零五个月。
2．感情天平
通过在英国讲学，李四光在国际地质学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在那里，他的地质专著《中国地质学》一书出版。这部专著，理论之独到、分析之透彻、文笔之流畅、语言之简洁，令那些大英帝国的臣民刮目相看：这样图文并茂的书，是中国人写的？不错，封面上赫然写着“中国·李四光”。
告别伦敦教堂顶端的木钟，李四光横穿大西洋，来到美国。刚从经济危机中复苏过来的美国，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李四光的学生朱森正在美国学习，他陪着李四光在洛杉矶、旧金山等处考察。
1936年4月，李四光回国。为了进一步研究庐山第四纪冰川，李四光举家迁居庐山。
这个时候的庐山，与十年前李四光第一次带领学生到庐山实习时的情景，大相径庭。高山低谷之间，一座一座的小洋房错落有致，旅游景点星罗棋布，各类店铺鳞次栉比，熙熙攘攘的人流把庐山闹腾得不像样子，哪里还有原先宁静、寂远的神韵？
8月的一天，李四光在北大的同事丁绪贤的夫人来庐山造访。这位夫人还是他们的“红娘”呢！“红娘”来了怎好怠慢，李四光请她游览庐山，许淑彬陪同，自己则做她的导游。
许淑彬血压偏高，丁太太走不惯山路，李四光雇来三顶轿子。两位女士坐轿，李四光步行，还有一顶空着的轿子后随。
抬着空轿的轿夫很不安，年长的那一位说：“先生，你坐上吧，花钱雇轿，不能不坐呀。”“怕我走不得山路吗？讲力气，我比不过你们，论爬山，咱们可以比试比试。”
一位青年轿夫兴头十足：“我们个个都是铁脚板。”
李四光兴致很高：“来吧，看看谁能先到山顶。”
四位轿夫交换一下眼神：比就比。甩开大步一路小跑。一会儿工夫，把李四光落下好远。
李四光不急不躁，匀着劲儿往上走。一个时辰，赶上轿夫。青年轿夫撒腿还要往前跑，无奈，年长轿夫没了力气，咕哝一句：“要比你独自比去吧。”
李四光收住脚，忙说：“不比了，不比了，我也累了。老表，坐下歇歇，等等那两顶轿。来，吸支烟。”说着，给每人敬了一支。
轿夫心里很感激，开口道：“敢问先生，干什么差事，这般能爬山？”“跟你们一样，也是靠山吃饭。”看众人不解，李四光说，“搞地质的，就是把山上的石头敲开，看看里面是怎么一回事。”轿夫还是似懂非懂。李四光换了一个话题：“老表，你们就住在山下？”
“哪里，远着呢，离这儿三四百里呢。”“做轿夫能挣钱吗？”“挣啥子钱呀，挣累吧。”青年轿夫愤愤地说。年长者解释：“世道不太平呀。我们那里前些年闹红军。红军到，有田种啦，有饭吃啦。可好景不长，中央军一来，又烧又杀又抢。红军走了，田也没得啦，饭也没得啦，只好到这儿卖苦力。轿，是租来的，除去租金，我们每天挣得九角钱。”
李四光不再说什么。回来的路上，李四光采到两块岩石标本，放在轿里。
一次，李四光向许淑彬和熙芝谈起轿夫，叹了口气，说：“轿夫们苦啊。”不久，李四光得知，还有一群人比轿夫更苦。这是一群孩子，大的不过十五六，小的才十一二，长得没有扁担高。天一亮，他们就守候在路口，拿着绳索挑着箩筐，高声喊着：“挑担啰，挑担啰。”他们是在等人雇用啊。
有了雇主，孩子们一下子围住，争着揽生意。挑一担二三十斤重的煤炭，登上山顶，才挣两三角钱。那些长得稍高一些的孩子有可能被雇去，剩下骨瘦如柴的小个子，仍然尖着嗓子喊：“挑担啰，挑担啰，挑到山顶三角钱。”遇不到雇主，他们就把扁担藏好，伸出脏兮兮的小手向人讨口吃的。
许淑彬的身体时好时坏，李四光请许淑彬的弟弟许保钧来庐山，帮助料理家务。
冬日的一天，李四光、许保钧二人刚走出门，李四光一把拉住许保钧，说：“小弟，走，咱们走小路，翻山坡。”
许保钧纳闷，放着正路不走，干吗绕远道？李四光朝大路瞥一眼，说：“你没看见大人物来了吗？”
许保钧一看，果真是一顶八人抬的藏青色的大轿。“那是林森，南京政府主席。我们不去理睬他。”
不过，蒋介石政府却时不时地注意李四光。这也难怪，像他那样有很高国际声誉的专家，在中国有几个？
蒋介石需要装点门面。
1937年，中国上空弥漫着战争的阴云，日本要吞并中国。6月，蒋介石来到庐山，说是与教授、学者和各党派领袖共话抗战。
李四光收到蒋介石的邀请函。送函人献媚：“李先生，您是蒋总裁第一批邀请的客人哟。”可是李四光根本不屑一顾。许淑彬得知后说：“不去，不能去给他捧场。一想起杨太太、小佛，我就不能原谅他们。”
就在蒋介石牛气烘烘地高喊“决不丢弃一寸国土，愿杀身成仁”时，李四光轻蔑一笑。他开始着手撰写一部新的地质专著———《冰期之庐山》。
3．搬迁，搬迁，还得搬迁
时局愈加严峻。战争的硝烟已经飘到长江南岸。地质研究所人心惶惶，李四光却临危不惊，他告诉下属：“我们是搞地质的，生存一天，就要考虑自己的研究课题，不能被局势左右，无所事事。”他依然奋笔疾书，研究课题。
1937年3月的一天，李四光的学生孙殿卿来了，说：“先生，能让我做些什么吗？”
李四光对孙殿卿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还是在北京大学做兼职教授时，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消息传来，李四光立即想到北大的东北籍学生。他找到孙殿卿，问：“你的家在东北吗？”
“在东北哈尔滨。”“有家里人的消息吗？”
孙殿卿哽咽了，说：“没有。父母、弟弟、妹妹都没有逃出来，不知是死是活。”
“你的生活怎么安置？有困难说出来，我帮你。”“谢谢，谢谢先生。生活暂时没有问题。一位朋友帮我在中学找了一份差事，能维持。”
迁往南京前，李四光又嘱咐孙殿卿，有困难只管说出来。这会儿，孙殿卿来投奔他了。李四光让他在地质研究所帮忙。
7月7日，日军大举进犯，二十九路军抵挡不住，撤退下来。北平，这个中国近六百年的国都，落入日本人手中。
8月13日，日军攻打上海，激战中双方损失惨重，国民党军不敌日军飞机、大炮、装甲车，上海这个亚洲第一大都会沦陷了。
黄河在呜咽，长江在悲鸣，五千年华夏文明，遭到夷族他邦的蹂躏。
南京暴露在日本的炮口之下。
李四光接到政府一纸公文，鸡鸣寺的地质办公楼已被防空司令部征用，限期三天搬迁，届时禁止通行。
地质研究所的人员多在外地考察，这里的设备、标本、仪器、书籍、资料、图片、工具满满几屋子。怎么搬？搬到哪儿？
好在李四光两年前在庐山做些准备。他把所里的剩余人员，包括家属、孩子，都组织起来，不分昼夜，打包搬运。许淑彬也来帮忙，她身患重病，血压高得惊人。可大敌当前，顾不得身体，抢救资料要紧。
大件东西搬不走，李四光叫人安置到地下室。三天后，“人去楼空”。
空军司令部开过来了。蒋介石宣布：“誓与南京共存亡。”可是，开战才六天，他率先南逃。日本军占领南京后，开始屠城。到处是凶煞恶魔，到处是魑魅魍魉，到处是烧焦的尸体，到处都是流血、火光。三十万同胞惨死在日寇的刀枪下，南京成了人间地狱。
中央研究院迁到武汉，没有喘口气，又要随中央政府南迁。
“就这样尾随在蒋介石身后四处逃难？”李四光一再问自己。
“不能跟着蒋介石政府，一天也不能！”李四光当即决定到广西去。
广西是国民党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的地盘，李、白二人与蒋介石积怨很深。抗战开始，他们号召全国学人到广西发展。在此之前，马君武一再请李四光到广西桂林建立科学实验馆。
又一次大规模的搬迁。武汉沦陷在即，庐山乱作一团。官太太、娇小姐、公子哥带着他们的皮箱、细软、古玩、字画、猫啊、狗呀，挤满渡轮向南逃。李四光眼看着地质所的仪器、标本摆一地，却没有运输工具。
“船在哪儿？”为了找船，李四光急得嘴角出了一层白泡。他的学生邱捷是个商人，在九江出高价雇来两只船，缓解了李四光的燃眉之急。
船少东西多，李四光果断地做出决定：人员和必要的科研资料装上船，其他的舍弃。
已是初冬季节，天色阴沉，江面寒气逼人，江岸火光冲天。李四光和地质所的人，肩靠肩，背挨背，挤在一起。小船进入洞庭湖，驶向广西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