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商报赵梅
母亲的女儿、婴儿的母亲、丈夫的妻子、逃难的灾民、职业记者，这是我的身份。
地震后第一天起，28岁的我带着这五重身份，穿行于“5·12”汶川大地震后的四川废墟上。
25天，我在哭泣的城市和乡村，面对失去母亲的孩子、失去女儿的母亲、失去丈夫的妻子，感同身受，在余震不断的灾区心灵经受更剧烈的强震。
我用苍白的凝聚着汗水和泪水的文字记录25天的灾区经历。
同时将“记者”二字写在了废墟之上，谨以此来表达一位80后职业记者的社会责任感，来祭奠亡灵，激励生者！
“妈妈对不起”
女儿——我是妈妈的女儿，妈妈的希望，但是，地震后第一天，我第一时间站在了重灾区都江堰的废墟上，在接到妈妈担心不已的电话后，我在心里轻轻地说：“妈妈，对不起。”
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在距离震中汶川仅92公里的成都三槐树街6号小区门口。在地动山摇的陌生城市，站在如水般起伏的马路上，看着面目狰狞的高楼扭曲，在不断的强余震中，和奔跑、尖叫的成都市民一样惊魂未定。
地震发生后的第一天，我第一时间站在了都江堰的废墟上。
这座曾经山清水秀的城市已经千疮百孔，找不到一座完好的楼房，街道两旁的人行道上搭建起了简易遮雨棚，帐篷里极度悲伤的老人、孩子，社区里惊恐不安的市民，拖着行李在冷雨中无目的地行走着的人们，我的心揪结起来。
“女儿啊，你才21岁，你是救死扶伤的，怎么会就出不来了呢？”这位焦急等待在都江堰中医院门口的中年妇女，因为长期的哭泣双眼红肿，头发凌乱，整个人都是一副很疲惫的样子。
她不停地搓着双手来缓解自己的焦急情绪。她告诉我，她的女儿是都江堰市中医院妇产科的护士，今年21岁，从护校毕业后就在医院工作，已经3年时间了。
“这可让我怎么过啊？”嘶哑的哭腔透着万般的无奈。
她的家在崇义农村，只有这一个独生女儿。“你不知道我们农村的生活有多困难，女儿就是我们的全部希望啊！”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后她继续告诉我，她已经40多岁了，这个独生女儿是她唯一的希望，她省吃俭用，到处借钱供女儿读书，工作后，稍稍松了口气，可以好好地享受生活了。但是没想到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一下子就把她打蒙了，她不知所措。
她和女儿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五一，女儿回家看她，说等闲一些就带她到市里玩。她和老公分别守护在医院的两个出口，希望有奇迹发生。
“护士是救死扶伤的，不会就这样轻易走了。”她无力哭泣的脸上带着希望的表情。
面对这位已无力哭泣的母亲，我只能像安慰自己的母亲一样轻拍她的背，一语未出，泪千行。
我不知道，这座地动山摇的城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接到妈妈电话的时候我竭力平静地说：“妈妈，我还好．．．．．．”而在心里默默地对那些失去儿女的母亲和儿女们在灾区抢险、工作的母亲们说声：“妈妈，对不起。”
“孩子我爱你”
母亲——我是一位不满周岁孩子的年轻母亲，在家乡也发生地震的时候，在灾区废墟中穿行的空隙，心理几近崩溃的我只能给他写封他看不懂也听不懂的信。
在灾区，我最不愿意看到听到的，就是那些受伤的孩子和悲痛欲绝的父母。我不愿意去触及他们的伤处。因为我也是一位孩子的母亲。在地震发生的前6天，我不满周岁的儿子还扑闪着无邪地眼睛在我怀里吃奶。怀胎十月到他出生我几乎和他形影不离，和其他母亲一样，他成了我的全部，在他露出笑容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有了全世界，在他因为不适哭泣的时候我跟着他哭。我想把所有好的一切都给他，不管自己受多少苦，多少累。
但是，在坍塌的学校教学楼里，一具具孩子的尸体被抬了出来。在医院里，那些受伤的孩子无邪地笑……我忍受着疼痛去面对他们。
在华西附一，我见到了小玉烨，那个曾经很优秀的乖女孩，她失去了父亲，失去了自己的小臂，她的心灵受到了重创。旁边的志愿者告诉我，玉烨的烦躁让他不知所措。而她的母亲，在忍受丧夫之痛的同时面对疼痛和焦躁不安的女儿，面对女儿“爸爸为什么不来看我，爸爸为什么不来看我？”的问话，不知如何作答，她已经红肿的眼睛里已经流不出一滴泪了，她无助地看着我，那个眼神，我永远无法忘记，我不知道该向前走还是向后退，只要我向前一步，小玉烨就会大声喊叫，但是我的离开会让她的母亲更无助。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暂时离开。我能做的就是求助心理学家，将重建心灵家园的话题展开。
当我看到不满周岁的儿子的照片，听到电话中儿子的声音和他四处找我的消息后，我强忍泪水。又一次发生的余震让我不知所措，这么多天来，我都不敢去想他，我怕自己的情绪一旦决堤，无法控制……
“爱人原谅我”
妻子——我是一位深爱我的丈夫的妻子，当山崩地裂之时，我只能通过电波告诉他保重自己，听他轻轻地叹息。
“我就走了1个小时，怎么就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在都江堰中医医院门口左侧，一位七旬老妇人手里打着一个“我找张国昌”的纸牌子，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一名医护人员来到她身边告诉她，刚才救出来的人叫韩国昌，是不是她的家人时，她原本虚弱的脸上立刻来了精神，不停地询问，试图抬起已经麻木的双腿去辨认。但是，护士询问了她亲属的年龄后给了她否定答案，刚救出的人只有40多岁，不是她要找的人。老人不放弃丁点希望，她说她想说服自己和护士，确定被救出来的人就是她的老伴。
此刻，她也只能这样欺骗自己了。说着，布满皱纹的脸上留下两串清泪，她哽咽着告诉记者，她已经在此守候了近三天两夜的时间了，一次次地失望又一次次地抱有希望。
她告诉记者，她是柳街镇人。纸牌子上写的人是她的老伴，今年81岁，因为心脏病比较严重从柳街镇医院转入中医院的，才三四天时间。老伴说家里要做的事情比较多，让她回家，等需要的时候再找她。
她放心不下，还打电话让自己的儿子过来陪伴，但不想刚回家1小时后就发生了地震。等平静一些后得知中医院住院部坍塌的消息，她立即赶车上来，不想在这一片废墟中始终没有了她老伴的身影。她说她会继续守下去，直到见到老伴为止。
她不停地哀求记者，一定要帮她发布信息，帮助她找到老伴。没有了老伴，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继续活下去。她干裂的嘴唇里含糊不清地嘟囔着。
在医院看护学生的是映秀小学5年级1班教数学的李老师。
她的亲弟弟已经遇难，快8岁的侄女失去了左小臂，而她的丈夫，直到今天仍没有音信。她在成都已近8旬的公婆，她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告诉他们丈夫的去向。她的儿子今年高考。自始至终，我没有在她的脸上看到无助，那种隐隐言语中透出的坚强让我甚感欣慰，有时感觉她在平静地讲述别人的故事。
就在采访结束，我转身离开的时候，李老师追了上来，问我：“你说，我能回去看一眼吗？就看一眼也行？”我知道她放不下她的丈夫，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感到在她的个性里有太多与我相似的地方，她是老师、是母亲、是儿媳，她必须坚强，但是作为妻子，她的内心有多脆弱，只有我感同身受。
我想冲动地告诉她，“可以，你去吧，哪怕见一面。”但我还是拼命地让自己冷静下来，坚定地告诉她，不能回去，相信她的丈夫会没事，千万不要离开，因为余震不断，我们不能冲动，还有这么多的人需要她，我俩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她重重地点了点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是他们剩下的路要一个人走。
当走出住院部大门的时候，我仍沉浸在悲伤的氛围中，不能自拔，默默地替那些先走一步的丈夫们对自己的妻子说声：“爱人，原谅我！”。
“同胞不要怕”
灾民——在灾区风餐露宿25天的生活，使我体重剧减10斤，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灾民，我可以笑着拍拍灾区同胞的肩说：
“地震走了，别害怕！”
一次次发生的强余震，和我每天的工作内容让我的承受能力再次接受考验，我几近崩溃。5月19日晚上10点40分左右，成都电视台反复播放19日—20日有强余震的信息，提醒市民做好防备。那些失去母亲的孩子的画面在我眼前一闪而过，采访对象描述的场景在眼前频现，最终，我还是决定和大家一起去避难。
我们拿着自己仅有的必需品找到一个宽阔的露天停车场，里头除了停了十几辆车之外，到处都是碎石，散落的木板，而且已经有几十户成都市民安营扎寨了。我们选择了一个石子堆，因为石子隔潮。在大家的努力下，我们找到了一块长约两米宽一米的木板，垫平地面后铺上板子，再铺上报纸，我们7个人错落地躺在上面。“还是很舒服的啊！”我们这样安慰自己。天为被、地为床，抬头还能看见一轮明月，我们开始认真地赏月。
朋友发来短信说，据新华社报道，今晚最强余震可能是7级，一定要注意。
为了能安全渡过这个难挨的夜晚，做好了能做的一切不喂蚊子的工作，吃下了一片安眠药，盖上同事的床单，眼前的明月开始模糊。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凌晨5点了，发现周围的灾民们已经走了不少，我的同事们都起来了，他们说我睡得真香。至于昨晚震没震大家争论不休，没有结论。
采访、避难，从12号起，我的生活里就是这些内容，风餐露宿成了插曲，被晒得黝黑的皮肤和骨瘦如柴的身体已经让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灾民。我拍着老乡的肩膀告诉他们，灾难远去，不要怕。
“新闻我无悔”
记者——我是一名怀揣新闻理想的记者，在哭泣的地震灾区，我做出决定，一定要和灾区人民在一起。
我奔波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寻找着感动，和震撼人心的东西。用不同的文字堆积起悲惨、同情、敬仰、失望、希望等等各种不同的味道。
当我来到都江堰新建小学、都江堰中医院时，凄惨的哭声撕心裂肺、此起彼伏，不同的人都在告诉我同一个事实，这些坍塌的高楼的废墟下面埋着他们可爱的孩子，至亲的亲人。同时我也了解到，已经有上百具孩子的尸体被抬出来放在门口，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我喝下了两包板蓝根，戴上口罩、手套，全副武装后来到都江堰中医院救援现场，进门之前再次接受消毒处理，站在这个埋有很多鲜活生命和逝去生命的废墟上，混杂着浓重消毒水味和尸体腐臭味的空气几乎让人窒息。当搜救犬发出有生命迹象叫声的时候，我迅速地穿过废墟，冲动地想用自己的双手刨开废墟，我多么希望听到幸存者的声音，我希望多一个家属的脸上露出笑容。
已无力流泪的亲人，精疲力竭的医护人员，连续奋战的救援官兵，眼眶里充满着泪水，浑身流淌着汗水的志愿者，我只能将这些可爱的人们收入我的文字中，悲悯、同情等等多种情绪，错综复杂。
我在废墟中穿行，看到了断裂的双脚，淋漓的鲜血，我静静地守候，我用双眼和心灵期盼奇迹出现，看着一具具尸体从眼前抬走，眼看着一个个家庭的希望刹那间消逝，眼看着守候的亲人经历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面对那些一时间阴阳两隔、痛失亲人的人们，我抬起头，告诉他们不哭，我们还有希望。
写稿时，我再次忍住了即将留下的泪水，当那些救援的画面呈现在眼前时，我告诉自己不哭。因为我是一名职业的新闻人，我必须在这里。而那时，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找个地方大哭一场。
晚上，当采访结束的时候，又有一次强余震发生，街上的行人开始奔跑，地面再次开始晃动，马路右边倒塌了一半的高楼摇摇欲坠，我听到了惊慌的哭喊声，一位好心的大妈用浓重的川味说：“快离开这里，家人多担心。”忍了很久的泪如雨倾盆，我的心一次次地被悲痛、同情等等各种交织的复杂情绪撞击着。
我知道沉寂于悲恸，不是我该有的态度。我只能用吃抗焦虑的药品这种方式强迫自己镇定，来缓解自己心理上受到的伤害。
斗争、斗争，将伤心欲绝的情绪化成理性思考，我必须说服自己忍住悲伤，记录现场。
我清楚地知道，我的职责就是保证自己到抢险第一线，将我的见闻依托于笔端告诉所有有爱心的人们，告诉外界，这里发生了什么？告诉人们，生命是多么的脆弱，我们应该怎样认真地活着，这是我作为一名职业新闻人的天职。在这座哭泣的城市里，我做出决定，我一定要和灾区人民在一起。因为灾区的人们需要我，我是一名职业记者，我必须告诉他们，我们需要坚强地生活、悄悄地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