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里的论赞，应当说特别体现了我的见解和思想，几乎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文字变幻无穷，同是议论文字却内容各不相同，以至我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来称许它。这部书面世以后，一定会获得知音赞赏的。
自古以来规模宏大，思虑精密，没有哪一家能做到这样的。因为怕世人贵古贱今，不一定能了解详细，所以就恣意狂言自夸自吹了一通。
范晔对《后汉书》这些情不自禁、不加掩饰，甚至有点狂妄自大的言论，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后汉书》的确是一部极有成就的史学巨著，在不少方面超越了《汉书》甚至《史记》，范晔对此充满自信，是胸有成竹的；其次，正如范晔意识到的，中国自古总有贵古贱今的传统思维模式，自己身陷囹圄，不日被杀，人一死，关于自己心血之作的种种想法如果不写出来，恐怕以后就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了，所以这才迫不及待地加以倾诉，不惜被人误以为张狂自夸，也要一吐为快；再次，书信开头对他自己的天资和才能已做了一番开诚布公的低调宣示，通过贬个人，褒史著，多少减弱了人们的反感。看来，范晔关心后人对《后汉书》的评价，远远超过了对自己个人的评价，他把《后汉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在狱中范晔除了写给外甥侄子们一封遗书外，也依照传统文人的惯例，写下了一首十四行的五言“绝命诗”。现译的大意是：
是祸是福本来就没有事先的征兆，
每个人的生命最后都要走向极限。
生前的命运既然已注定无可更改，
谁又有能力去延缓哪怕片刻时间？
既往人生的一切当然都历历在目，
来世因缘的图景如何却无法知晓。
到头来君子与小人总归埋入黄土，
又何必去分辨为人的正直与奸邪！
说什么死后葬于高高的东陵之上，
我宁肯寻往首阳山与伯夷叔齐为伴。
我虽没有嵇康的古琴演奏《广陵散》，
却能像夏侯玄那样镇定神色不变。
这些遗言留给好歹活下来的子孙，
我就要远行与心仪已久的古人相见。
写下了《与诸甥侄书》，痛赋了《绝命诗》，一代才华卓著的文人雅士将要从容赴死。
你看范晔与外甥谢综的奔赴刑场，那简直就是一篇精致的小说或一幕精彩的戏剧。
范晔与谢综身戴木枷，被前后一群兵丁押着。从大狱到刑场，还有一段路程，腊月的天气，寒风吹乱了范晔的花发，凌乱而飘逸；年轻的外甥步履镇定，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看着外甥年轻英俊的体魄，范晔惋惜而又心痛地开玩笑道：“今日赴刑场，谁应该走在最前面？”谢综笑着答道：“当然是你这位‘贼帅’舅占先了。”他们说笑着来到刑场，一群刀斧手，已束腰持刀，个个膘满肥胖，膀大腰圆，满脸杀气。
范晔平静地问外甥：“行刑的时间怎么还没到？”谢综答说：“快了，你没看死囚饭已端上，估计差不多就要到了。”接着他们开始吃囚饭。范晔像无事人一样大口地吃着，还不停地劝外甥多吃点。谢综说：“舅舅你这样就像个病人一样，不要强迫人吃饭好不好？”
又过了一会儿，家人和看客都陆续赶到刑场。范晔仰脸闭上双眼，一任寒冷的风从脸上呼呼而过。
妻子来了，生母来了，范晔承受着生死之别的痛和无法解释的沉默。妹妹来与他告别，他终于忍不住了，突然难过得声泪俱下，呜咽如雨，痛若寒风吹彻。幽默调皮的谢综看着舅舅难过的样子，突然记起舅舅在那首临终诗中的话，讥讽地劝他说：“舅舅，你现在可没有夏侯玄将军临刑时那种镇定的神色哩！”范晔忍住了哭，强颜而笑：“舅舅不哭，再过二十年，舅舅仍和你抚琴和唱，只是，嵇康临刑仍弹一曲‘广陵散’，我的音乐怕是没有传人了。”
凄风中，范晔和他的儿子范蔼、范遥、范叔蒌，弟弟范渊，外甥谢综、谢纬等一同被斩首。只有孙子范鲁连（范蔼之子）因其母是公主之女，按律获特赦保全一命，算是为范晔留下了一脉香火。
那一天，是公元446年1月最阴冷的一天。
八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传统，那就是“以成败论英雄”。古往今来，历代封建高层统治者为争夺帝位王位的血腥斗争可谓不可胜数，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本无所谓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参与成功了就是开国之勋，加官晋爵，失败了则成为乱臣贼子，杀头抄家。设想，如果刘义康争夺其兄刘义隆的帝位最后真的成功了，范晔自然就不会落到这般身败名裂的下场，历史对他的评价又当别论。
实际上，到了刘义隆第三次北伐失败的第二年——公元453年，他被他的儿子刘劭所杀，离范晔被杀只相差了七年！其实，南宋刘义隆也真算不上一个英明的君王，他从小生长在女人围绕的深宫之中，一生可以圈点的大事便是遥控指挥了三次北伐，三次失败。不但没有收复失地，而且从连年的战争中，从黄河到长江，纵深五百公里，只有断瓦残垣，而无人迹，燕子从南方归来，都找不到旧巢。而北方的北魏军团，则把愤怒发泄到战区那些没来得及逃走的农民身上，男人全部杀光，女人全被掳掠北去，对婴孩儿童，就用槊矛刺穿肚肠，举到空中盘旋舞动，当作游戏。
历史不能假设。一个独特的文化人选择一种别样的生命方式或稍清醒地看透了一点东西，那个时代或那个王朝就会有多种罪名置他们于死地，能够解救他们、为他们辩护的人却很难找到。对他们的死，大家都十分漠然，也许有几天曾成为谈资，甚至会成为小人向主子讨好献媚的反面材料或预防对象。所以，在古代中国，文化名人的成批被杀或杀人禁口的事例比比皆是，这是政权高压下社会的悲哀，还是人性中良知泯灭的悲哀？
文化名人和庸常人一样，刀光下咔嚓一声就可身首异处，他们的声音没有了，甚至连他们的文章也没有了。但被压的东西就像野草，冷不丁，它又会在石缝或荒原上茂长了出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历史曾有过他们，是中国历史的幸运；人群中有过他们，是生命之花最美丽开放的幸运。
范晔死了，《后汉书》缺失的也难于弥补，但一种文化人格或者一种文明的成果就是从这不合时宜，抑或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迸射出的，它必将灿烂而久远。
因为思想和自由是庶出的，它历经磨难和坎坷，必是倔犟而茁壮。
随笔二月河
在我固执的阅读选择中，我疏离小说。所以，二月河先生虽有洋洋洒洒的“帝王系列”小说五百多万言，但我只是从热播的电视剧的喧嚣中知道这是改编自二月河先生的原著。而真正知道二月河，是从“南阳作家群丛书”的《二月河作品自选集》以及他的散文随笔集《二月河语》和新近出版的《佛像前的沉吟》，尤其是《二月河语》。
率真率性《二月河语》
二月河语，出语惊人。
针对因风气而异化的“地理历史学界的主骚坛领袖”们，在《把诸葛亮给谁》一文中，二月河先生开出药方：好先生们不必再去研究古地图、地形地貌沿革了，回过头来，念念《三字经》，学习一下中华文明传承美德，似乎更必要一些。
对那些不深入研究，仅凭感觉或想象就对一部作品或一个人物作出褒扬抑或一棍子棒杀的所谓权威，二先生称他们为“家伙”，而且解释得掷地有声，入木三分——所谓“家伙”，是因为他们又是“家”，又是“伙”，厉害得很。
还有在《文人无行》中，二先生直言叩问：“不知何故，中国数千年史典，却教出一大群一大群的顽钝无耻文人。可以说，每一朝每一代式微零替，都和他们居中不停地捣蛋有关。捣蛋到了极致，这一朝也就完蛋。”话虽有些情激，但却一语中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宋朝的“乌台诗案”、大清的“文字狱”、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都说明了历代统治者借捣蛋文人扼杀正义和良知，达到专制的目的。文人虽是皮毛但又爱捣蛋，所以，二先生有言：“我历来不太恭维文人，成了文人，又惴惴于自己真的堕落了，变成文人。”（《二月河语·散说名利场》）
我从中学时代即开始写诗，不惑之年，弃诗而写点散文、随笔之类的“小玩意儿”，但对小说有一种固执的疏离和偏见。总觉得小说太虚太假，借着文中的人物场景抒发一点自己的思想性情，总不如许褚上阵——自己脱光了衣饰亲自上阵来得真切和痛快。二月河先生的帝王系列热卖，改编成电视剧在央视热播，都没动了我心。前些年在河南省文学院学习，全国各地的知名学者、教授、作家、评论家授课，两次安排二月河先生的课，他都没有到场，只放了在外地讲座的一段录像。有同学问，二月河就在你们南阳，他到底清高不清高？架子大不大？我因不了解，只能含糊其词——听说他经常上街买菜，衣着也不讲究，给读者签书手都起了茧，很不起眼的文学作者出书，他都写信鼓励写序推荐，还知道他先前喜欢大块吃肉、大杯喝酒等等。
二月河语，率真率性。
“为了某些鲜花和微笑，浮名沫利、掌声和桂冠，丢掉最原始本能的自在，抛却恬适悠游的天性，连嬉笑怒骂温存友谊敦于爱，都要锱铢较量，或顾及自矜于‘身份’和形象，或迎合媚取于众人对自己的期望值，在‘心秤’上一称，立即觉得不上算”。——“大家”还是留给那些“圣贤”去当吧，我只要一颗本真的心。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还有《二月河语》以外我亲历的一个场景。2003年岁尾，南阳《躬耕》杂志社召开理事座谈会，“理事”是雅称，说白了，就是义养《躬耕》的贤士仁人们。记得二先生刚从马来西亚回来，旅程的劳累加上感冒，他话语沙哑，但说起文化事业和对《躬耕》出版的艰涩，仍是激动不已，作揖打拱呼吁，殷殷之情近于呐喊。有一文学作者著的《汉武大帝》即将出版，说几次来南阳想请二老师指点，都怕先生名气太大而未敢造访，二先生听后哈哈大笑，说了句：“其实，我二月河很蛋，你书出后一定送我一套。如真写得好，我帮你推销。”大俗大雅，使在座的文朋诗友、官员、企业家大笑不止。
率真率性，赤子心胸；大家者，自然之子也。
文人良知二月河
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都有猎奇趋新之本能。而犹以中国这个泱泱千年的所谓文明国度，却长期受腐儒熏染教化，以追风趋势、忘我、无我为集大成者。“集体无意识”、“天塌压大家”、“群识群胆”似乎成了生命和活着的座右铭，而唯独没有了作为生命个体的特殊基因和自我。所以，我们可以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律条下猪犬一样自得地生活；我们可以在一个无赖儿郎或昏庸无道甚至白痴的皇杖下俯首称臣，跪地如泥；我们更可以在新世纪的曙光中，一任一人的声音在中国的天空成为“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而集体失语。
我们有许多生存中的心理性格缺陷，就像铁丝紧捆了生长中的树，紧箍了我们生命中自由丰满的思想。
比如，农民进城横穿空无一人的马路，抬起脚，却又想起了什么，放下来。左右看看，明知空无一人，却还是东张西望。然后猛握拳头，好像是攒足了万分的力量才猛然地快步跑过去。这举动与其说是对马路与汽车的惊怕，倒不如说是乡下人对城市与陌生世界的一种恐慌和心灵萎缩。
再比如科长见了处长，乡干部见了县干部，县干部见了市干部，市干部见了省干部，省干部见了中央大员，凡是下级见了上级仿佛总是做错了什么，不得不低下头颅一样。我们总是以牺牲自我来面对世界与人世。
从而在我们的文字中，总是萎缩在主流的话语霸权中，口是心非，见风使舵。上世纪那场文化浩劫中，冯友兰比喻江青为“凤凰”，郭沫若忏悔自己过去的作品都是垃圾，都应统统烧掉。一代大师、高官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芸芸众生和“小家”们了。而在人格或精神向度的表现上，更是奴性十足，丑态百出。对柔弱的同类混淆黑白，落井下石，怒目横对，拳脚相加，置之死地而后快（胡风一案好些文化人的表演便是有力的佐证）；对领袖权臣，则软如肉头，舔屁吸痔，俯首称臣，高呼万岁。
历史何等相似，看明末清初那出《桃花扇》吧。“清初文章第一家”，在锦绣文章的背后，却不如一奴家“红颜一怒”的脂粉血气。
孔尚任一出《桃花扇》，使李香君、侯方域的爱情故事成为绝唱。《桃花扇》不仅是明清传奇戏曲的压卷之作，更展现了晚明那个风雨飘摇、渐行渐远的朝代的背影。“时穷节乃见”，在那个“灿若桃花”的时代，挺身而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不是以道德名节为标榜的知识分子侯方域、钱谦益之流，而恰恰是那些传统社会最底层的青楼女子李香君、柳如是们。她们将个人的悲剧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放到了历史的天平上，体现出了一种完美的民族气节与追求独立的精神人格。在异族入侵、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面前，“妙龄绝色，平康第一”的秦淮名妓李香君尚能保持民族气节“血溅桃花扇”，而“文学韩愈，诗追杜甫”的晚明“四大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却放弃了先前积极抗清的志向，耐不住寂寞，随风而转，在大清顺治八年“出乡应试”。过去的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独立的经济力量，大多走仕的道路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因而才会出现怀才不遇、忧郁愤世的文人，所以一旦国破家亡，他们便无所依托。从大的历史进程来看，对这种“与时俱进”的做法并不能过多责怪，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能坚持自己的操守终究令人悲哀，这表现了中国文人孤傲而脆弱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