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儒家思想核心范畴的“仁”，具有十分丰富的含义，但其最基本的还是孔子所说的“爱人”两个字。儒家坚信，仁爱是人的本性。仁民爱物、以人为本的思想运用于政治，就是“仁政”与“王道”。“仁政”的基本内涵是说政治的最高原则是以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政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福祉，富民教民。“王道”的基本内涵是说执政者只能以德服人，以理服人，使人心悦诚服，而不能使用武力或专制独裁来强迫人。
这些都是“仁民”精神的具体体现。
尽管在中国古代的现实政治中，很少看到所谓“仁政”与“王道”的真正实现，但翻开中国古往今来的思想经典和历史叙述，可以看出中国主流文化从来没有放弃对于“仁民爱物”精神的提倡和对“仁政”、“王道”理想的追求。仁爱精神不仅止于对自己同类的爱，还进一步推广到对自然界一切生灵和万物的爱。由“仁民”而“爱物”，对普天下的生灵乃至万物都存有怜悯爱惜之心，不暴殄天物。儒家之“博爱”，墨家之“兼爱”，道家之“贵生”，佛家之“慈悲”，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仁民爱物”、“以人为本”之意。
4.中庸之道，和而不同
孔子所谓的“中庸”既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道德品质，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思想方法。作为道德品质，它强调个人内心的喜怒哀乐不能过分，以达到“和”的功用。作为思想方法，“中庸”的基本原则是适宜、适中、适度，过犹不及，恰到好处。“中庸”精神讲求内在需求与外在条件之间、自我与他人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协调与平衡，不走极端，不失偏颇，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稳健笃实的民族性格。
“中庸”不是没有原则地和稀泥，更不是泯灭差异追求绝对的同一，而是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中庸追求和谐，但这种和谐恰恰是以“不同”的多元存在为前提的。“和而不同”包含了一种对人宽容、理解、容纳不同意见、求同存异、和睦共处的精神，体现出一种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气度。可以说维持“中庸”，追求“和谐”已成为中华民族颇具特色的一种思想方法和道德品性。中国历史上儒、道、佛及其他一些宗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够共同存在，相安无事，并且互相补充、互相吸纳，几乎没有发生过西方那种不同宗教之间的严重对立乃至宗教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中国文化思想中这种中庸和谐的精神。
5.自强不息，变通日新
《易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应当像天道运行、日夜不止一样，刚健有为，不断追求自我超越，永不止息。这也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基本精神。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自强不息”的精神跟来自西方并被当代不少中国人所接受的争强好斗的“竞争”精神是有区别的。西方所谓“竞争”主要是与他者争，胜者为王、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色彩较浓。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主要是自己跟自己竞争，自己超越自己，即老子所谓“自胜者强”。相反，对于他者，中国传统文化却有“不争”的倾向，提倡“不争之德”，反对恃强凌弱，损人利己。所以“自强不息”不太具有西方文化中自由竞争所具有的那种进攻性和侵略性。
此外，中国传统的“自强不息”精神更多体现于一种对道德理想境界的锲而不舍的追求，对于道义原则的坚定不移的执着。自强不息精神具体表现为一种乐观进取、刚健有为、勤勉奋发、坚韧不发、持之以恒的生存态度和文化形态。它使得普通中国人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承受力相对比较强，不自暴自弃，能在极其艰苦的境遇下坚持奋斗，忍辱负重；也使得不少知识分子能学而不厌、教而不倦，有积极奋发、建功立业的人生抱负，并能坚持道德理想，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
另一方面，“自强不息”也体现为一种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精神。即要根据时势的变化不断创新，不要墨守成规，僵化固执。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历史与先人往往持十分敬重的态度，并且把历史看成为现实提供借鉴的思想资源。但这不等于说中国文化缺乏变革与创新的精神。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有改革创新的意识，并付诸行动。这种自强不息、变通日新的精神，总体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蓬勃生机和顽强生命力。
1.2中国传统思想流派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曾产生过许多不同的思想学说、流派及其代表人物。
1.2.1儒家思想及其代表人物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动荡，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为了争权夺利，不断进行兼并战争，周王朝政令不行，礼崩乐坏，社会弊端丛生。对此，广大知识分子阶层出于不同的目的，针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纷纷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不同主张，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流派。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学派。
儒家思想是儒家的一种理论化的哲学观。自春秋末期由孔子时代起，经历了战国孟轲、荀况的发展，汉代董仲舒的神学化，魏晋至隋唐的援佛引道入儒，宋明的哲理化(程朱理学)和逐渐走向衰微等阶段。尽管在它的发展历程中曾有过各种存在分歧乃至对立的观点，但从总体上看，儒家思想是以孔子学说为核心，以“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为其经典，倡导仁、义、礼、智、信等信条，对中华民族整个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
几千年来，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学说在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成为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其他思想和学派的影响，能够在从官方到民间、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从社会基础到上层建筑、从表象到内涵等各个层次与方面，跟儒家思想的影响相提并论。在很多外国人的印象中，“孔子”或“儒学”(Confucianism)差不多就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
1.孔子及其思想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孔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他自幼好学，习礼仪，20岁开始收徒讲学，55岁政途失意，开始周游列国。在13年的流浪生活中，他到处碰壁，历尽苦难，满腔政治抱负化为乌有。
68岁时，孔子已无心参政，转而一面教书，一面整理典籍。晚年的孔子从事教学，以诗、书、礼、乐教人，弟子三千，其中最有名的有72贤人。孔子通过对古代文献典籍的整理与修订，加上长期的教学活动和社会实践，成为一位“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的至圣。由于孔子早先曾以“儒”(为贵族丧事赞礼)为业，故他建立的学派称为“儒家”。
孔子的言行，后来被他的学生辑录成《论语》一书。《论语》大约成书于战国初年，是一部语录体散文集。全书20篇，文风含蓄从容，言简意丰，寥寥数笔，便可传达人物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着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他的思想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仁”和“礼”。
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什么叫“仁”？孔子认为，“仁者，爱人也。”他所说的“爱人”就是“泛爱众人而亲人”，要求人们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体现出“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思想。孔子力图通过倡导“仁”，达到缓和社会各阶层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目的。显然，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但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中，孔子提出这种“爱人”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人的重视，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按照孔子的观点，“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是为人的根本，人的一言一行必须以“仁”为标准。“成仁”即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仁”要在每个人身上体现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处处事事以“礼”约束自己，才能实现“仁”的目的。因此，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礼”居于重要地位，是实现“仁”的手段。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实际上提出了到达“仁”的途径。所谓“克己复礼”，就是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周礼的规范，一切非礼的视、听、言、动都要加以克服，这就算有了“仁”。
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不知礼，无以为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为此，儒家后来还制定了一整套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和仪式——-礼制，用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以达到“仁”的目的。
总而言之，孔子所倡导的“仁”和“礼”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们居于早期儒家思想的核心地位。“仁者爱人”是目标，“克己复礼”是基础。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秩序和制度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因此，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2)教育思想。
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主张。他首创私家讲学之风，首次提出“有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力。在教育实践上，他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还提出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学生应该有好的学习方法，如“举一反三”、“温故而知新”；学习还要结合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坚信“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些观点进一步充实了儒家思想的理论体系，至今仍然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2.孟子及其思想
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分散到各地，儒家思想也得到了广泛传播。其中继承发展孔子基本思想，延续儒学传统并对后代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是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其生平与孔子颇有相似之处，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学成以后，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也像孔子一样，在各诸侯国之间奔走呼号。
但当时各诸侯国均崇尚霸道，急功近利，热衷于攻伐兼并，都认为孟子的仁政学说迂腐无用。
孟子看到自己的政治理想难以实现，于是和孔子一样，开门收徒，退居讲学，并和他的学生一起编写了《孟子》一书，将他的言论流传到后世。
孟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儒家学说的内涵，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他在儒家学说理论上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仁政学说。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与民同乐”，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2)民本思想。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着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
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的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3)道德伦理。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东西，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
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仁义”是孟子的道德论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说的“仁义”，是有阶级性的，是建立在封建等级社会基础之上的。但是，他反对统治者对庶民的剥削，反对国与国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