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刚刚扬眉吐气的新中国，又开始卷入一场场政治风潮之中。华罗庚一会儿被斥为“漏网右派”，一会儿又被划入“保守派”。一次次交上了入党申请书，又一次次被无言拒绝。他百思不得其解：我华罗庚到底错在哪里？
1．又挑重担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除了依靠工人阶级的积极劳动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报告还强调说：“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应给他们以应该得到的信任和支持”。会议要求科学家们制定1956年至1976年二十年科学发展规划。
周总理的报告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华罗庚更是激动万分，他十分欣慰的是，在他心中思考已久的一件事将要列入党中央的发展计划。
早在美国留学时期，宾夕法尼亚大学就制造出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华罗庚逐渐认识到，人们对计算机的关注并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因为它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崭新的、充满希望的科技领域。中国要想赶上世界科学，就必须抓紧介入计算机技术的研究。
从哪里找人呢？华罗庚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闵乃大教授。闵教授是清华大学电子系电讯网络研究室主任，也是留德归来的电讯网络专家。他想动员闵教授从电子网络转向电子计算机研究。开始，闵教授对华罗庚的建议颇为犹豫，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也就同意了。另外，刚从英国归来的留学生夏培肃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的王传英也表示愿意参加。
1952年秋的一个晚上，闵乃大、夏培肃、王传英三人共同拜访了华罗庚。华罗庚兴致勃勃地与他们谈了很多。回去之后，三位年轻人便组成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科研小组，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开始了拓荒性的研究工作。
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召开之后，华罗庚把夏培肃等人召到了西郊宾馆，高兴地说：“电子计算机已经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这次也要加以规划。以后就可以大干一把了。”
为了能使未来的规划博采各国之长，华罗庚主持召开了一系列报告会，就国际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状况及中国的发展战略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上，大家争论不休，也有人提出，中国百废待兴，恐怕很难在计算机方面有所突破。最后，华罗庚集 中了大家的意见，提出了“先集中、后分散”六字方针，即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集中精力先打歼灭战。华罗庚的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同意。
紧张的规划工作开始了，华罗庚等人经过几个星期的紧张工作，终于拿出了中国第一份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规划。
最后，经过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审议与周总理的批准，计算机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喷气技术被列为国家急需的重点项目。为了实现这些项目，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由科学院来负责组织与实施。1956年7月28日，科学院召开院常务会议，决定成立计算机研究所、自动化及远距离控制研究所、电子学研究所及半导体物理研究小组，并任命华罗庚、钱伟长、李强、王守武四人分别为这四个机构的负责人。
1957年初，中国知识界仍然处在一种百花齐放、蓬勃向上的状态。2月17日，毛主席在一篇报告中还专门提到了自学成才的华罗庚，使华罗庚深感荣幸。可仅仅几个月之后，科学家们都明显地感觉到政治气候已发生了突然的变化。
2．政治风潮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斗争”便开始了。6月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负责人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书面看法，即《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可是意见发表之后，被认为是“一个在科学工作方面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成了科学界的大“毒草”。随之而来的是没完没了的检查、检讨与揭发，科学院的主要工作成了挖“右倾分子”。
至1958年2月，科学院系统总共定了167名“右派分子”，其中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学部委员有2人、研究员8人、副研究员3人、助理研究员22人、研究实习员72人、其他人员52人。由于当时以张劲夫为首的院领导对科学家积极给以保护，所以，高级研究人员中的比例相对低一些。华罗庚虽然未被划为右派，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是漏网的右派分子，在当时的背景下，光这顶帽子就足以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反右斗争”刚告一段落。1958年2月9日，《人民日报》便报道了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的决议，提出应与工农战线的“大跃进”紧密配合，加快知识分子的改造步伐，促进文 化高潮的到来。很快，中科院也掀起了“大跃进”高潮。研究指标与研究成果一再浮夸。5月15日，科学院向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报告了全院的跃进计划，提出“自然科学研究要在十年之内赶上美国”，并把这种报告汇报给中央。
当时，华罗庚等科学家对这种浮夸现象深感忧虑，可谁也不敢发表不同看法，甚至违心地说假话。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让科学之花遍地盛开”的报道，其中说：“数学所所长华罗庚提出在12项数学问题上要在十年内赶上美国，并且要把计算机技术、人造卫星、大水坝等各方面提出的一切数学问题完全包下来。该所偏微分方程组的青年干部提出了比华罗庚更先进的指标，认为偏微分方程方面在两年内即可赶上美国。”
华罗庚的发言已经是违心地夸大了，但仍然被一些人认为“太不先进”，他被划入了保守派的行列。
其实，从内心来说，华罗庚对“大跃进”的做法是极为反感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66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文 革”材料组所整理的《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大学阀华罗庚》的材料中找到有力的证明，材料中这样揭发他：1961年6月，华罗庚在去苏联的飞机上，就对翻译说：“我国的困难是由于‘大跃进’的螺距太大造成的。”“‘大跃进’砍掉了我们的数论，天下事就是这样，他们根本不懂。”在与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的谈话中，华罗庚说：“近几年的教育是个失败！”说完觉得失言了，改口说：“当然不能说是失败，是个教训吧！”
确实，在很多场合，华罗庚都表示出了对“大跃进”的不满，在1962年至1964年间，他发表的一些文 章 中常常借题发挥。例如，他在《高等数学引论》的序言中这样说：“这既是急就章，又是拖沓篇，1958年匆匆上马，错误百出，疵谬迭见”，“紧紧松松，赶赶拖拖，因而详略不一，前后不贯，轻重失调，呼应不周等毛病在所难免了”。
1964年，他又写道：“向前走了三里路，发现错了，不要紧，后退三里，便到原来的出发点了；但时间却不能退回到原来出发的时间，而是花费了双倍时间，时乎时乎不再来！”
当然，最令华罗庚痛心的是，1957年之后，中国的数学研究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当他得知严士健等人都已改行时，惋惜地说：“刚刚有了这么一点幼苗，一下子就连根拔掉了。”经过“大跃进”之后，华罗庚一手建立起来的数学所已成了“四不像”的“大杂烩”，为了在这块天地里，还能保留一点点数学气氛，华罗庚几经周折之后，在所里设了一个“练拳园地”，即一块布告牌。他带头号召研究人员把遇到的一些技巧性的数学问题提出来，贴在“练拳园地”里，让所里的青年人当做习题来做。华罗庚自己首先将他在从事多复变函数论研究中碰到的代数恒等式与矩阵元定积分张贴了出来，不少青年人积极响应，认真尝试了这些问题。
3．离开数学所
1957年至1960年这段时间，华罗庚基本上一直处在“靠边站”的位置，心情自然十分苦恼。1961年前后，数学所又成立了“所务委员会”，华罗庚做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数学所党小组与“所务委员会”的同意，华罗庚被彻底架空了，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所长而已。1964年的一天，“学术委员会”要华罗庚在成果鉴定书上签名盖章，长期积压在他内心的火气一下子喷发而出，他说：“你们叫我过目，叫我签名盖章干什么？我的私章 就放在所里，你们不是用了好几年了吗？你们要盖自己盖好了。”
华罗庚实在讨厌这种虚假欺人、粉饰民主的做法。
同时，更使他受伤害的一件事是：他一次次怀着火热之心交上入党申请书，又一次次被拒绝。他自己并不真正明白事情的原委。只是听说，一些党员认为他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本不具备入党的资格。有人甚至说：华罗庚参与过“反党科学纲领”，有这么严重的政治问题，还能被吸收入党吗？
自尊心极强的华罗庚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思考之后，突然做出一个决定：完全脱离数学所，到北京西郊燕山脚下的中国科技大学任职。华罗庚的这一决定，没跟任何人商量，连他的学生们也感到非常吃惊。他们太了解自己的老师了！多少年来，数学所是他的希望、他的命根子，他像关注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它诞生、成长、受挫。可在今天，他要离它而去，这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调动，而是一个极为痛苦的选择，没有万般无奈的原因，他是不会走这一步的。
华罗庚把辞职报告交到所里，所里又提交给了院党委。尽管在此之前，他早已被任命为科技大学副校长（1958年起在科大与数学所两边任职），但院领导并不同意他完全辞去数学所所长之职，经过一番研究之后，科学院最后同意把华罗庚的人事关系转到科大，但仍然挂着数学所所长的职务。临行前，华罗庚提出把他在数学所的研究生及数论、代数、多复变函数论组的几个学生调到科大去，尽管院里已经批准，但所里并不愿放人。
于是，由数学所办公室主任郑之辅出面召集 越民义、万哲先、陆启铿、王元、吴方开会，征求他们的意见。由于大家对这件事毫无思想准备，再加上“反右斗争”使他们心有余悸，如果去科大，在未来的政治运动中很可能被戴上“追随华罗庚向党夺权”的大帽子，况且科大的工作条件显然不如数学所。但如果拒绝去科大，又从良心上感到不安，觉得对老师伤害太大。因此，大家十分为难。只有王元明确表示，愿意去科大工作。事后，华罗庚对学生们的态度也表示谅解，觉得他们确实有自己的难言之隐。调到科大之后，华罗庚明白了许多事情，对政治显然已心灰意冷，除了教书与研究之外，他很少介入学校里的其他事情。
回顾一下自己走过的历程，华罗庚感到欣慰的是：他在每一次政治风潮中，都是尽自己的全力，领会党中央、毛主席的精神，并不遗余力地去力行。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回报，而是为了抚慰自己的良心。他从内心深处感激新中国的知遇之恩，感激中央领导对自己的关怀。
60年代中期，当党中央发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科学联系生产的号召之后，他仍然积极响应。他反复研究了毛主席的《实践论》，明确表示要尝试一下实践的味道。“我要从书本中走出来，走到实际中去，用我们多年来练就的理论之矢，去射一下实践之的。”
从此，华罗庚一抽出时间，便到工厂和农村去，进行多种形式的访问与调查。深入基层之后，他深切感受到，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确实太需要科学知识了，帮助他们摆脱贫穷是每一位科学家责无旁贷的义务与职责。每次访问归来，他都颇有感触地说：中央的号召确实很及时，知识分子真该走出象牙之塔来。他为了帮助北京郊区的农民设计科学的打麦场，跑了一趟又一趟，与农民打得火热。在这宽松、真诚的气氛中，他的心情也非常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