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将具体罗列本书研究的理论立足点：
1.新马克思主义
在本书的研究中主要是运用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亨利·列斐伏尔《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中有关城市空间的生产性和意识形态性的主要思想，用以建立中国历史社会进程、城市社会生活与不断变化的大学校园功能、形式、结构之间相连接的分析平台。
1）意识形态的大学校园空间
列斐伏尔发展的空间意识形态性思想实际上是对建立在现代主义、精英主义理性上的规划理论和目标的反思，并为空间利用的分析提供社会学线索。其指出城市规划理论尤其是1960年代后期的相关理论和着作试图建构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所运用的理论语言和概念体现的是一种孤立于社会脉络之外的空间科学，即规划的空间是客观的和“纯净的”，是一种科学的对象，因而也是非政治性的，其方法和哲学基础就如数学一样具有客观中立性。对此，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在具体政治过程中被各种历史、自然元素模塑铸造的，其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
因此，在本书的探讨中，校园空间形态概念并不局限于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给定的对规划意图和手法超验的绝对因素或文本再现，而是将中国历史社会进程中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作为贯通、分析大学校园形态如何被构筑、利用和发展的重要元素之一。对于基本处于中央集权统治的近现代中国大学而言，只有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操控纳入研究体系，才能合理分析和评判频繁出现的非连续性跳跃式校园形态发展。
2）生产性的大学校园空间
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理论核心是：生产和生产行为的空间化，也就是说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而且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这亦为我们探讨城市中特殊功能的社区——大学校园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校园空间不但应当被看作是服务于高等教育思想和大学机构功能的工具，而且作为一种生产的方式，其既是知识、人才“生产”的生产场所，也直接参与生产，同时也是一种对文明控制、统治的工具，和一种权利的工具。多样性的校园空间形态就是在两方面复杂叠加的社会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本书对中国历史社会进程中大学校园形态发展历史的研究，借鉴了列斐伏尔检验社会的空间特征所用的三种主要元素——“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
a.校园空间实践
大学校园空间实践既关注大学功能形式意义上的空间，也关注人们的感知空间，涉及校园空间组织模式和使用方式；它既表现为校园内人群的活动中介，又是它们的结果。因此，校园空间实践的研究视角使校园空间中的具体活动和校园空间客观实体之间建立了联系平台，定义了场所、行为、符号，并使不同校园场所具有特性和意义。
b.校园空间的表征
校园空间的表征是概念化的、构想的空间，是规划师和大学的领导者所从事的空间。
这种空间在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的每个历史社会阶段中都占有统治地位，并且趋向一种文字的和符号的系统，是社会关系所确定的秩序（大学社会价值取向）与校园规划设计的联合，成为对校园空间实践手段进行控制和解释的工具。
c.表征的校园空间
表征的校园空间是“通过相关的意象和符号而被直接使用的或生活的空间”，是一种被大学“社区”居民支配和体验到的空间，“而想象试图改变和占有它”。“表征的空间无需遵守一致性或连贯性原则，它与空间的表征彼此共存、协调或干预。”因此，表征的校园空间研究手段意味着对与校园物质空间重叠的，空间内作为象征（符号）式使用的建筑、建筑布局、景观环境等的探讨。
2.城市文化学
如果说，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理论为我们打开了大学校园空间形态与社会生活之间复杂过程的重要研究维度，那么运用美国社会学家沙朗·佐京（Sharon Zukin）的“城市文化学”的理论则可以深入发掘空间维度的文化意义，将大学的象征形式——校园文化作为控制校园空间形态的一种有力手段加以研究。事实上，大学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贮存容器和传承场所，校园文化作为意象与记忆的来源，标注了特定空间区域的属性，与校园空间的认同密切相关。而对于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而言，从传统书院到近代大学的产生实际上就是一种被迫或主动输入西方文化的过程，至于其后的发展也与具体历史社会语境中一系列的文化冲突与转型密切联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半世纪以来中西方大学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提供了思考大学社会价值取向、校园形态发展的特定语言。此外，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地方文化形态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研究，也对如何塑造世界大学网络体系中赋有独特性的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具有全新的意义和重要性。
Ⅲ相关概念界定
1.大学
大学（University）起源于西方中世纪，随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商人行会的出现，“给教师联合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社会环境和生存条件”；当时，大学“universitas”（拉丁文行会）的最初含义是指学者们的自治团体或各地学者集中学习的场所。而现代大学的开端可以追溯到世纪上半叶洪堡创立的德国柏林大学，其赋予大学赖以立身的原则是“把科学看作为尚未穷尽、且永远无法穷尽的事务，并不舍地追求之”，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是“独立于一切国家的组织形式”。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大学的本质或抽象理念是自治权和学术自由；但是，正如美国教育研究家E.阿什比所言，“与动物和植物一样，大学也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抽象大学的理念（遗传密码）必然要放回具体的国家、社会历史情境中才能被延承和实现。由此，本书所定义的大学是一种制度化的知识传承和社会交往机构，其在自治权和学术自由的大学精神之上由具体国家社会环境所塑造，具有普遍性和社会性双重含义，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是其三大功能。
2.校园形态
校园（Campus）一词最初的含义是指一个具有连绵不断绿色的场地，18世纪末，首次用以描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环境，后来“Campus”逐渐被普遍用以表示教育机构的建筑群以及所处的区域。本书中的校园即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为大学提供恰当功能支持，并在形式上彼此协调、具有共同社会文化内涵的物质环境要素集合。
本书所指的“形态”（Morphology）是建立在西方古典哲学性研究框架与经验主义哲学之上的，包含两方面内容：首先，它是指“物体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亦包含组成事物形式的元素以及元素间的组织结构。其次，强调客观事物的演变过程，事物的存在有其时间意义上的关系，运用历史的方法，研究对象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内的完整的序列关系。此外，大学校园形态概念借鉴现在较为成熟的有关城市形态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斯卢特（Schlter，1899）的“文化景观”（形态是由土地、聚落、交通线和地表上的建筑等要素构成，通过在其上长期活动的拥有特定文化的人群所创造的一种适应环境的地表特征）和索尔（Sauer，1925）的“景观的形态”（形态的方法是一个综合的过程，包括归纳和描述形态的结构元素，并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恰当地安排新的结构元素）概念将广义的大学校园形态研究纳入社会形态和物质环境形态两个方面。综上所述，在本书中大学校园形态研究可以定义为：
在各种社会活动（其中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规划过程）作用力下的大学物质环境发展；主要研究校园空间结构、平面形式、构成元素、校舍建筑风貌以及与具体社会活动作用力之间的关系。
3.社会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它的突出作用是决定、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因而对主体自身、主体间关系、其他主体均有重大的影响。在本书中大学社会价值取向指在社会过程和校园物质形态构筑中起到内在机制和中介作用的大学体制、教育制度、教育目标、教育哲学、教育理念等特性，其既是大学校园形态形成的动机和准则，支配和调节校园形态的发展方向，本身又是校园空间表征所反馈出的与具体社会关系相联系的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