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园形态上，如本节开篇所述：由于湖南自修大学采取有针对性的开放、非正式教学方式（特别授课、函授指导和特别讲座等），强调“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并通过组织哲学研究会、心理学研究会、中国文学研究会等促进师生、学员间的交流；学校除外语实行授课外，其余课程都无上课时间，教员的责任在于解答问题；学生入校不收费，不提供住宿。因此，学校在此主要需为学生创造或提供的是一种学习的软环境（相对于物质环境的硬环境），而对校园物质形态没有硬性指标。自修大学所选择的船山学社旧址除设置图书馆、必要的办公室外，这座单层三进四合院不设具体大学校园教学或生活功能，它提供的是依附于大学“人”的空间。从另一个方面看，自修大学所在校址原本就是一所传统书院，其教学方式也借鉴了书院形式；但自修大学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民主特质，使书院形态中的封建“礼”制和等级制不复存在。尽管仍然是中轴对称、串联的封闭四合院落空间序列，可是打破传统师生尊卑制度、封建伦理道德后，对应平等、自由的教育价值观，空间功能趋向灵活化、可互换化。
2.3.2解放区的干部学校：社会主义政治的权力机构
从抗日战争到1949年建国期间，针对救亡抗战的民族矛盾和国内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对于文化教育方面指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在一切为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须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因此，解放区社会主义性质高等教育的重心是干部培养。这就决定了大学的社会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政治的权力机构，并确立了共产党对学校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如延安大学由党直接主管，抗日大学由军队主管，其他大学的行政领导和教职工也都属于边区政府官员。
普遍意义上以学术研究、教学为目的作为社会机构的大学，其校园犹如一个微缩的社会，拥有多元完整的物质形态构成元素和管理运行系统；而相对于它们解放区的大学则更多体现的是隶属于政府的干部输出部门，主要针对统一意识形态和作战实际的培养，实行军事化管理和生活，其强烈的政治目的性和现实性使中国已经出现的与工业化、现代化相联系的大学校园不再是解放区大学构成元素中的必要条件，亦无需追寻大学中不同院系间的交流、联系以及空间上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此外，由于解放区严峻的物质条件，大学校园首先满足的是人（教师、学员）的基本需求——食宿问题。例如：陕北公学没有讲堂、自习室，同学们除了睡觉的窑洞外，都是露天上课；抗日红军大学修补废窑破庙，以较大的石洞作为讲堂，教师授课时间不固定，学生主要是自学和参与讨论，并进行一定的生产劳动。另一方面，就整个边区政府体系而言，解放区的各类干部学校归属于其中，并有着明确的等级属性。
显而易见，这种以毛泽东教育思想为基础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模式，基本没有受到现代西方大学价值观的影响，保持了革命传统和中国传统认识论的某些特征；而这种认知论同建国后采取的运用欧洲理性主义和专门方法来探索知识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是互相对立的。亦部分由于此，导致中国大学发展在1957-1978年期间陷入困惑和停顿状态，并在“文革”中延安大学模式和以社会主义苏联形式出现的西方大学模式之间的对立最终爆发。
2.41911-1949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模式研究
2.4.11911-1949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的要素分析
1）架
本时期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要素中“架”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其演化特征主要为以下三点：
（1）独立系统化
1911-1949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要素“架”发生的最重要的发展应该是摆脱了传统书院中道路系统建构对建筑群形态的依附性，开始成为真正的独立系统并对校园整体空间形态起到骨架的作用。从更深层次上讲有两重意义：一是，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内容、思想和哲学等取代了传统书院教育，同样城市中的书院建筑群也不再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物质形态载体，取而代之的是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郊区校园模式和承载现代高等教育功能的校舍建筑，当然西方规划建筑理念的传入和运用是这种转变的重要支持；二是，标志着大学校园空间形态建构从中国传统封闭、内向型的“院落文化”向西方开放、外向型的“广场文化”发展。
（2）仪礼性主干道
传统书院形态中“礼”之体现在本时期大学校园形态中，与西方规划理念、方法相结合，继续成为校园风貌形成的主要动力之一。当然在教会大学校园形态中“礼”之意义不同于本土大学校园，但总而言之是一种权力的体现。
而“架”作为大学校园形态形成的空间骨架，正是运用仪礼性的主干道来实现这一目的，它可以是林荫大道，亦可以是源于中国宫殿建筑群式的朝拜路径。
但是还要说明一点，在本时期并不是所有阶段的大学校园形态运用礼仪性主干道来展现大学的秩序、权威；其间经历了1911-1927年期间教会大学选择校园主入口-林荫大道-教会行政建筑来表达教会控制力，本土大学在1927年前则由于中央统治的缺失而对此并不强调，而1927年后尤其是“南京十年”期间在蒋介石宣扬法西斯民族主义、利用传统伦理道德的情况下，本土大学校园形态重新强化“礼”制表达，传统宫殿建筑群中随晋见路径而不断加强的庄重、威严空间氛围很自然被这一阶段的中国大学校园空间形态所借鉴。
（3）图案化与网格形结合
本阶段中国大学校园的道路形式多选择正交网格形道路（在教会大学中也有基于校园地形、地貌特征而采取依山就势的自由性道路的学校，如之江大学）。采用这种道路形式的校园“用地划分规整，容易分配和使用，方向感明确，交通关系清晰，便于建筑的组织和利用轴线形成宏大的空间场景”，既满足了教会大学多由数个差会合办，在校园中拥有各自独立地块且又需要共同构成一个整体的要求，亦满足了中国本土大学校园对传统书院形态轴线加院落空间组织结构的延承。另一方面，源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学院派”城市规划理念和手法在本时期的中国大学道路形式上亦有体现，尤其是1927年后由本土建筑师规划设计的大学校园中，人工秩序强烈的几何图形校园支路系统与网格形主道路骨架的结合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蒋介石政府所倡导的法西斯民族主义“新生活”：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框架下——正交网格形主要道路系统，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平面几何图案化校园支路系统。
2）核
本时期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要素中“核”的发展主要为：
（1）景观化
在西方国家的大学传统形态中，自然是被排除在外的，学校是纯建筑的集合；直到16世纪中期以后，才在美国出现了建于城郊的大学校园，而校园中的自然也不是自然形态的山水景观，而是巴洛克园林式的人造几何形式园林景观。这种大学校园物质环境形态中人工与自然的关系模式最初也被照搬进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华教会大学以及中国新式学堂中。但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教会大学的“孔子加耶稣”策略下，借鉴中国传统书院形态营造中的自然环境观：自然被引入书院或自然在书院中被保留、营造，自然与书院之间有着协调融和的关系。这成为在华教会大学成功塑造“本土化”形象的重要手段。因此，与教会大学“基督教化中国”的野心相匹配，中国皇家园林营造手法和理念同西方校园规划方法结合形成了以自然山水为核心的教会大学校园形态。事实上，同传统书院形态相比较，教会大学在人工——自然的图底关系上发生了逆转：传统书院形态是以“礼”制规范建造的建筑群为核心，自然环绕其并向内蔓延；而教会大学是以自然景观为核心，辐射、拉结环绕其建造的校舍建筑群，最典型的例子即是墨菲设计的燕京大学校园。
（2）单中心多核化
本时期的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有一个显着特征，即向单中心多核化方向发展。这不但延承了前一阶段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核”的控制性，而且还反映了教会大学中多个差会合办且相对独立的学校内部组织机构，中国私立大学则鉴于规模以及其推崇采用西方民主和自由的教授治校、学术自治的大学管理模式而均选择了学院式大学模式，在校园形态上反映为各个学院拥有自己的中心（核），同时环绕共同校园中心的辐射型组团式形态组合方式。另一方面，1927年后的中国公（国）立大学在国民党政府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政策下，现代主义城市规划体现强烈控制、秩序的功能分区原则被严格运用到校园规划中，再结合中国传统宫殿形制营建校园中轴线形成轴线控制的向心型校园形态组合；但是其每个功能区依旧以四合院为空间模式形成功能“核”，最典型的例子是杨廷宝设计的东北大学校园。
3）轴
本时期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要素中“轴”的发展主要为：
（1）象征性
1911-1949年期间，如果一定要指出中国大学校园形态中最能体现其社会价值取向发展的要素，那么可以认为是大学校园形式轴的建构。与前一阶段无论是中国新式学堂还是在华教会大学多以单轴或中心主轴控制下的并列轴形式不同，本时期的中国大学校园根据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而发展了强烈象征意义的形式轴，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为体现教会大学“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和“基督教化中国”的教育目的，校园采用“十”字形形式轴；二是，1927年前的中国本土大学在中央政权缺失以及尚未对校园物质形态环境构筑上升到整体、专业规划的情况下，校园形式轴多延续了上一阶段新式学堂的特征，较为随意；三是，1927年后中国国立和公立大学校园采用“中”、“井”等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图形反映蒋介石政权所提倡的法西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本时期中国大学校园形式轴的象征化特点也源于西方“学院派”规划方法对校园形态平面图案化的重视。
（2）双向延展性
中国大学校园形态伸展轴在此阶段开始从延承传统书院模式的单向线性生长转变为双向均衡生长，这意味着两方面：首先，西方校园规划理念和方法取代了书院形态构筑原则；其次，校园空间从单向层次递进和并列发展向双向交织空间转化，尽管本阶段依然以四合院或三合院为空间单元模式，但校园空间的形态和层次明显增多。
4）群
本时期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要素中“群”依然延续了1911年前以院落作为空间单元的组织模式，而其发展主要表现为：
（1）从功能复合化向单一功能演化
1911-1927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成的要素“群”与1911年前相比较，有一个显着的特征，即是从单一功能向复合功能转化。复合功能“群”的校园功能布局体现了1911-1927年间中国大学多采用学院制大学模式。因此，每个学院“群”都包括了宿舍、教室、实验室等完备的生活、教学设施，大学校园则是由依附于形态轴的公共设施联系各个学院“群”的集合，校园的建筑肌理呈现较为自由、灵活的院落群式特点。1927年后，中国对大学中央集权统治的恢复使建立在校园功能分区基础上的单一功能“群”再次成为校园形态的主导。但是，本时期大学校园以复合分区的形式折中承接了1911-1927年间中国大学校园功能复合型“群”的部分优点；因而将同一功能分成若干较小的“群”，并按照功能混合的需要互相就近布置以创造复合空间，例如东北大学校园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