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最早照耀的地方，是东方的建塘，人间最殊胜的地方，是奶子河畔的香格里拉。”这一段引人遐想万千的描写出自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1933年出版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香格里拉”（Shangrila）一词，正是由此得来。《不列颠文学家辞典》，对希尔顿的作品给予了特别的称赞，“香格里拉”这一奇异名词从此诞生。1936~1937年，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耗资100万美元，以当时美国电影投资的最高纪录，将《消失的地平线》搬上银幕，影片上映后连续3年打破最高票房纪录，轰动全球。从此，香格里拉成为人间乐园和世外桃源的代名词，以其梦幻般的语言色彩和虚无缥渺的神奇魅力蜚声国际。1996年4月，一个由国内外12位旅游专家组成的“寻访香格里拉考察团”到达迪庆，从文化、民族、宗教、语言、地理、藏学等诸多方面对其进行大规模的考察、研究和论证，经过各种历史综述和资料查证，证实该地区与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中描述的“香格里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经过近一年的实地勘察与资料查证，1997年9月14日，云南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世界宣布——“香格里拉”在迪庆。2001年12月17日，国务院批准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
中甸县是云南省国土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低的县之一，地处“三江并流”风景区腹地，除藏族外还有汉族、纳西族、彝族、白族等10个民族，拥有举世闻名的梅里雪山、风景各异的民族歌舞、独具魅力的民间传统艺术、神秘的多宗教文化。蓝天白云，雄伟壮丽的峡谷、金字塔般熠熠生辉的雪峰、明亮如镜的高原湖泊、碧如绒毯的辽阔草甸、金碧辉煌的喇嘛寺庙、安静质朴的古道老城，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和平相处，中甸以真实的存在满足了东西方人对世外桃源的共同想象。进入21世纪后，变身为香格里拉的中甸不仅成了云南省的旅游品牌，还成为世界着名的旅游胜地之一。仅2006年，香格里拉年接待游客就达231万人次，旅游业社会总收入达20.3亿元，其中海外旅游收入9.5亿元，国内旅游收入10.8亿元。
整合性、混生的文化产业是藏区发展的一个重点。在资源整合过程中，旅游产业无疑成为资源整合最重要的平台。在旅游产业中，文化观光、民族风情体验、民族工艺品、民族饮食、自然风光等全部可以包容进去，甚至已经达到水乳交融、难以分离的程度，这些在藏、川、甘、青、滇5省区随处可见，特别是藏区。青海充分发挥青藏高原独特的藏族文化和神秘藏传佛教的宗教文化，发展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旅游产业，在成功运作文化产业项目的基础上，寻找产业突破点，开拓文化产业的相关领域，逐渐形成具有规模效应的集旅游、酒店、餐饮、工艺品、印刷品、授权产品、门票、礼品的消费集群的综合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藏区文化产业的发展，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在政策和资源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和基础。从政策上看，党的十七大和2009年的全国两会都明确了新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确立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也为藏区发展文化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2002年9月以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相继下发了《关于发展我区文化产业的若干意见》《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在政策和资金投入上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予以倾斜支持。2009年国家工商总局最新数字显示，西藏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特色优势产业迅猛崛起，1～10月接待游客累计550万人次，比历史最好水平2007年400万人次增长38%。
在全球范围蓬勃兴起的文化产业潮流，适时地为藏区发展增加了新的思路。这些不仅是极其宝贵的文化资源，而且也是极有价值的经济资源。一旦与良好的市场机制相匹配，使市场在文化资源的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掘出人文旅游资源的文化价值、自然旅游资源的文化意蕴和社会旅游资源的文化情趣，它们必将迸发出无穷的活力，成为藏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
第六节歌舞
西藏的歌，激昂独特；西藏的舞，热烈奔放。藏区是歌舞的海洋，音乐舞蹈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社会基础。藏族的歌舞以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深受国内外人民的喜爱，在国际国内艺术界独树一帜，个性鲜明。歌声嘹亮，舞步奔放，藏族歌舞用自己的“原汁原味”吸引了众多观众，把藏族文化传播到其他地方。
藏族人民非常喜爱歌舞。不论男女老少聚集于宽阔的草地或家院里，载歌载舞、尽情欢乐抒发他们对劳动、生活以及大自然的热爱之情。歌舞已成为藏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艺术形式。哪里有藏族群众居住，哪里就有藏族的歌舞艺术。藏族人民总是边干活边唱歌，甚至以舞蹈动作相配合。歌唱使劳动具有节奏，动作轻松舒展，从而减轻疲劳，使工作不致过分单调。那些江河两侧的田野，很像农人们的天然舞台，他们成群结队地唱着歌送肥，唱着歌耕地，唱着歌锄草、收割、打场。而长年生活在高山草原的牧人，放牧有牧歌，剪羊毛有剪毛歌，驮盐有驮盐歌，接羔育幼、拴牛牧羊都有其独特的歌曲。而藏族的民间舞蹈，常见的有“卓”“伊”“则柔”“热巴”等。藏族人民以优美的舞姿和歌剧舞剧哑剧等表演手法糅在一起的藏戏表达他们对生活的无限热爱。
藏族歌舞由来已久，《西藏王臣记》中说：“公元七世纪，为庆祝吐蕃藏王松赞干布制定颁布‘十善法’和‘世间道德’举行了盛大的文化活动，在当时表演的节目，不仅有古老原始的各种娱乐节目，而且还有较高水平的藏族大型传统歌舞‘谐青’‘阿卓’和‘曲艺’等。”从以上可以说明，藏族早在7世纪就有了丰富的民族传统歌舞艺术。
藏族民歌的特点是音调悠长，音域宽广，节奏自由。藏族与生俱来的浪漫情愫，使这里成为神话和传说的故乡，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他们以积极虔诚的心灵面对生活，用歌声征服自然，赞美生活、亲人、朋友、爱情。歌曲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劳动歌曲，包括山歌、牧歌，内容是赞美山川、河流和歌颂生产劳动的；一种是生活歌曲，主要是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歌唱对人、对事、对生活的爱憎之感。
藏族的民间舞蹈以歌舞形式居多。由于日常生活中人们都穿着长袖的“楚巴”（藏式长袍），舞蹈中更增添了“一顺边”的美；而虔诚的宗教心理，则给舞蹈渲染上许多宗教的色彩。典型的舞蹈形式有“堆谐”“果谐”“弦子”“锅庄”“囊玛”“噶尔”“热巴”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古老的藏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歌舞、音乐作品在全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涌现出了像才旦卓玛、杨星火、大旺堆、罗念一等一大批在国内极具号召力的知名文艺工作者，他们的代表作影响了几代人，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如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的金山上》、《叫我怎么不歌唱》等，都曾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作。
进入20世纪80年代，藏族的文艺创作、文化理论研究、文艺演出等相关产业日渐走向低谷。人们已经习惯了的那种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化模式逐渐弱化，使得许多人在面对新旧变化的冲击时，不能及时调整文化发展的思路而陷入了迷茫。在这期间，也有一些优秀文艺作品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但只是零星点缀，犹如昙花一现。改革开放初期，单纯对物质经济发展的盲目追求而忽视了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使得一些不符合藏区现实且与藏文化内涵相去甚远的“伪作品”和一些不良的外来文化一度充斥藏文化市场，对藏区的文艺创作和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尽管一些文化机构和文艺工作者也积极、努力地探索，为文化的繁荣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受当时体制的制约，加之市场监管不力和文化资金投入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收效甚微。
进入新时期，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藏区的社会、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文化界的许多有识之士也对西藏文化创作和发展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涌现出了一批深受人们喜爱、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作品，大型乐舞《珠穆朗玛》、《金色岁月》、《多彩哈达》、《天上西藏》、《和谐赞》，新编藏戏《朵雄的春天》，以及融京剧和藏戏于一体的新编历史剧《文成公主》等一大批文艺杰作涌现出来，这些作品题材新颖，民族特色突出，时代气息强烈，提升了西藏的整体艺术水平，极大地丰富和活跃了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神奇的地方》、《藏谜》、《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多部藏族原生态大型藏族歌舞剧，观众的反响均十分热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