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范文汉族，1931年出生，陕西省西乡县人。中共党员。1949年10月参加工作。1956年7月，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语专业毕业。1959年9月，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研究生学历。1984年，获宁夏回族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1986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87年7月晋升为研究员。长期从事西夏历史和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为宁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
主要著作有《西夏研究论集》《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同音研究》《宋代西北方音研究》《西夏语比较研究》《夏汉字典》《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一、二辑），与他人合作的著作有《西夏简史》《西夏官印汇考》《圣立义海研究》《西夏文〈杂字〉研究》《电脑处理西夏文〈杂字〉研究》。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并多次荣获宁夏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我已进入耄耋之年，但前尘往事仍历历在目，宛如昨日，仿佛砧上月影，千拂不去。提起家世，我不由得想到儿时的两件小事。第一件事，小时候我见自家屋梁上挂着一捆线装书，奶奶告诉我那是药书。后来，我上小学识了一些字，出于好奇心，总想知道房梁上挂的是什么书。记得有一年年底扫尘，将这捆书解下来，我终于看到那是木刻本的《本草纲目》。另一件事，在我家楼上发现三块积尘足有半寸厚的木板，已被熏黑，但上面镌刻的金字仍清晰可辨，两块小的上面分别刻着“精心炮制童叟不欺”，一块大的刻着“天顺堂”。奶奶说这是药铺字号。
奶奶告诉我：“这些都是你祖爷在城里开药铺的遗物。他在城里做生意，买了一些田地，让你爷爷他们耕种。你祖爷去世时，药铺倒闭，把他生前置的土地全卖掉还了账，连两间破瓦房也卖给了人家，全部家产只剩下这三块牌子和一捆书。你爷爷他们因不识字全被人家骗了。你爷爷是老三，仅有你父亲一个儿子，为了不再受骗，才把你父亲送去上学。你要好好念书，将来才不会上当受骗！”
我父亲只上过小学，在农村教书。那时村子里出一个先生，自然令人刮目相看。方圆十多里人家，丧葬行礼都给他下请帖，我家的堂屋就贴了几十张，也算是一种荣耀。
1931年农历九月，我出生在陕西省西乡县。从我懂事起，就只见奶奶、母亲和姐姐整天买棉花、纺线、织布、卖布、买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在山区教书，每年腊月底等他回家后，家里方能吃上肉，也唯有这时才能听到母亲和奶奶的笑声。
有一年，我父亲被人家辞了，原因是没给“学监”送礼。从此，我再没有见母亲笑过，而且常常流泪。她经常抱怨自己不该嫁给读书人，做生意无本钱，种庄稼无地，识几个字又不能当饭吃。我父亲东奔西跑终于在山区又找上了工作。然而谁能想到，这次去后父亲却再也没能见到母亲。
父亲走后不久，母亲积劳成疾，却无钱请医生，只按偏方采一些柴胡、前胡、生麻、葛根之类熬汤喝，但疗效甚微。父亲的同学闻讯赶来，他略懂医术，开了药方，但却无钱买药。母亲想喝点羊肉汤，父亲不在家，周围尽是穷人，奶奶东跑西跑也没能借上钱。母亲看人家吃青萝卜，想吃又不好开口，就让我去拾萝卜皮洗后放进她嘴里，她就这样带着遗憾凄苦地离开了人世。母亲去世三天后，父亲才赶回来，赊了一副臭椿木棺材，也无钱买砖灰，只好挖了一个土坑，草草安葬了母亲。
母亲去世一年后，我随父亲去西乡县马家湾茅庵上小学。校址是一个山区小庙，学生只有十几人。我们同老道士一起吃饭，每天都是玉米糊糊，节省一点粮运回家养活奶奶和姐姐。两年后，我回到家乡梭罗关上小学三年级。父亲的同学刘子仪在西乡县堰口中心小学当校长，一年后我又转学去堰口中心小学上四年级。校长很照顾我，让我帮助工友打铃、扫地、做饭以解决伙食费。一年后，我从四年级越级上六年级，第一次数学考试得了97分，期终成绩名列第三，引起班上一些年纪大的同学的忌妒，他们鼓动校长赶我出校。多亏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刘行庆老师保护，在校长和教导主任面前求情，最后给带头闹事的班长刘华定留校察看的处分，才平息了这件事情。
1946年暑假，我小学毕业，奶奶让我继承祖业学医。这使我想起祖父、舅舅一生从医，但家贫如洗，我没有一点当医生的念头。但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是“不去学医就去给地主放牛”的选择。正在走投无路时，一日清早，我去学校后山坡读书时，在草坪里拾得一枚戒指。这是国民党军官在此打球时掉下的。这个戒指把我从绝境中解救出来，改变了我的命运。父亲卖掉戒指后在县城里租了一间茅屋，以卖茶水、养猪、给学生做饭度日。我也靠此上了西乡县初级中学。
1949年夏，我初中毕业。上高中要去汉中市，距家较远，家里也无钱供给。正为前途忧愁时，陕西省私立乐育中学由西安迁到西乡，在姐姐的资助下我考上了乐育中学。同年12月西乡县解放后，我想报考陕南公学，因校址在汉中，没有路费，我就到县人民政府文教科申请路费。
科长高镒挺让我写一个自我介绍材料，我把自己的情况写好立即交去。两天后，高科长通知我去县文教科工作。我成为县上第一个参加工作的青年，感到无比幸运。参加工作后，接触的干部都是参加革命比较早的陕北老同志，他们朴实、诚恳、勤奋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大的作用。
虽然我出身贫苦，但勤奋好学，在机关里领导对我十分器重。1950年3月，我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担任县机关学校团总支副书记，8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组织上又送我去上高中。为了解决我的生活问题，学校让我半工半读，一面管理学校图书和仪器，一面随班上学。学校师生数百人，图书资料少得可怜，理化仪器破旧残缺，所幸师资很强，就我所知，没有一个不是大学毕业的，有的老师还去日本留过学，例如江伯玉、刘霞举、孙丘园、江丹枫等等。一个中学竟有这么多的留学生，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可想而知。遗憾的是，我后来回家乡拜谢他们时，除江伯玉老人还健在外，其余全在“运动”中去世了。
1952年我高中毕业后，县委组织部要调我回去工作，但当时中央规定，要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培养人才，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律参加高考，不许参加工作，并动员在职干部报考大学，因此我也去应考。其实，上大学我想都不敢想。现在，让我考大学，究竟学什么呢？记得1946年暑假，我在县城上补习班，有位罗老师课讲得最好，我很崇拜他。他曾说过：“一个人认准一件事，就要全力去追求，哪怕付出毕生的精力。”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打听出他是从西北大学边政系毕业，于是我也选择了这个系。但在报考时，方知解放后西北大学这个系取消了，只有中央民族学院有这个系，但已改为少数民族语文系，我即选择了该系的藏语专业。1952年9月接到通知，我如愿以偿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
在中央民族学院所学专业为安多藏语（甘肃、青海藏语方言）。我虽为汉族，因家庭出身好，又是党员，在班里一直担任班长，后来又被选为院学生会主席、北京市青联委员，但是“反右派”运动使我的人生出现了逆转。1957年春，我在历史系读研究生时，未听系领导的劝告，在全院党代会上就民院预科二部(小学生班)办不办的问题对院领导提了意见。6月“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在传达“反右派”报告时，我被剥夺了党员权利，不许参加会议。党委办公室主任为我抱不平，说：“李范文即使是‘右派’，但他现在还是党员，应该让他参加。”他因此差点儿也被打成“右派”。第二天，学生科几位女同志首先给我贴出大字报，说我是“叛徒右派分子”。大字报贴在公告栏里，我即在这张大字报上写了“谢谢诸位女士的华丽词藻！”并署了名。这一下激怒了院领导，系党组织宣布撤销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发动大家来批斗我，但除了几位调干的党员执行领导决定外，全班同学为我辩护，反对领导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系里只好宣布撤销决定，恢复我的职务，让我来领导我班反右派运动。让我去批判为我辩护的同学，我怎能干这种事！直到1957年9月第二学期开学后，学校又把刚入学的一二年级党团员发动起来批斗我。谁为我辩护，就批斗谁。就这样，全班24人被打成“右派”的有7个，我不忍心同学们为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违心地承认“我是右派”，才结束了这场激烈的“反右派”斗争。
因为我是“右派”分子，所以1958年冬把我下放到四季青公社劳动。我被分配到厨房工作。1959年国庆前夕的一天早晨，永定河水暴涨，在河上测量水文的一位北京市地质局的工人跌入河中顺河漂下，河边围观者连呼“救命”。当时，我正在厨房做早餐，听到“救命”声后急忙赶去，看见溺水者将被冲到水闸危险区，我奋不顾身跳河救人。这个工人得救，而我被冲出百余米，身上多处受伤。因为救人立功，我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受到北京市地质局的表扬和慰问。此后，我又回到学校。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在人生绝望的时刻，偶尔接触到的西夏文，点亮了我的人生希望。我原来有一种理想，想当一位藏学家，甚至想待毕业后去藏区寺院待上十年二十年，把藏学彻底弄懂，写一部传世的专著，扬名中外。后来一见到西夏文，便被它那字形所吸引，又听说很难，世有“绝学”之称。在二十四史里，辽有《辽史》，金有《金史》，宋有《宋史》，唯独没有西夏史，为此我萌生了学西夏文、写西夏史的愿望。早在1957年春，我曾向系主任苏冰同志提出跟王静如教授学西夏文。苏主任说：“待研究生毕业后跟他学也不迟。”但万没想到这年夏天我就被打成了“右派”，一切希望破灭了。调到研究所后，理想开始复生，但我在民院已声名扫地，再说这位副所长绝不会同意，王静如教授恐怕也不会教一个摘帽的“右派”。因此，我萌发了去西夏发祥地宁夏的想法。
作出去宁夏的决定后，我三番五次打报告要求去宁夏工作，但迟迟不见答复，最后我只好去找那位领导。他很冷淡地说：“留不住你，你一定要走就走吧！让办公室给你办手续。”就这样，我于1960年6月10日离开了北京，来到银川市。23年后，我去北京西山开会，见到一位老态龙钟、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他热情地伸出手，笑着同我握手，“似曾相见不相识”，一问才知竟是我原来的那位领导。但一切时过境迁，我对他无丝毫抱怨，反而同情起他来。后来，他托人向我道歉，并说想找我谈谈。我知道他因整人树敌过多，最后下放到一个县上当书记，后来虽然官复原职，但已今非昔比。其实，整人的人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看到他比我还老得快，我不忍心再去找他，以免勾起过去的伤心事，刺痛老人的心。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我始终未去同他谈谈。
来宁夏后才知道，这里既无科学研究机构，更无西夏研究单位和资料，我被分配到宁夏师范学院（后宁夏大学）政史系工作。宁夏素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的美称，但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我被分配到资料室工作，为了不虚度年华，我潜心搞了一些研究。1962年，我写了《郭守敬与宁夏水利》发表在《宁夏日报》上。还编辑了《中国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以宁夏大学政史系的名义出版。这是宁夏大学出版的第一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