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江西金溪有个叫胡九韶的人，一面教书，一面耕作，家境比较贫困，勉强可以维持温饱。每天黄昏时，胡九韶都要到门口焚香，向天拜九拜，感谢上天赐给他一天的清福。妻子笑他说：“我们一天三餐都是菜粥，怎么谈得上是清福？”胡九韶说：“我首先很庆幸生在太平盛世，没有战争兵祸；又庆幸我们全家人都能有饭吃，有衣穿，不至于挨饿受冻；第三庆幸的是家里床上没有病人，监狱中没有囚犯，这不是清福是什么？”正所谓“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胡九韶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清楚地知道，在特定的客观条件下，自己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是什么，能够时刻意识到、感受到幸福的存在，并非常珍惜自己已经享受到的幸福。幸福需要创造，幸福更需要盘点和感受。
与胡九韶相比，我们当代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不知道提高了多少倍，但是许多人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幸福。传统农耕社会老百姓的朴素理想是“几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则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80年代的理想是“多打粮多种树，尽快成为万元户”，现在的理想是“小洋房大别墅，带着豪华车队娶媳妇”。有些人得到了自己一心想要得到的好处之后，过上了自己曾经梦寐以求的生活之后，会觉得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慢慢地会对已经到手的幸福习以为常，会熟视无睹，会被忘却，甚至完全从意识中消失。他们从来不把注意力放在盘点和感受自己已经获得的幸福上，而总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总是盯着别人的幸福，总是牢骚满腹，总是愤愤不平，总是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总是为满足更多的欲望而处心积虑，煞费心机，总是在赶时间，与自己的影子赛跑。这样的人不管事实上已经获得了多大的幸福，也永远不会让自己真正幸福起来。法国随笔作家在《幸福的艺术》一文中写了这样一段文字：“雨点敲响房顶上的瓦片，化成上千条涓涓细流；空气得到洗涤，好像滤干净了，乌云堆积，气势不凡。应该学会欣赏这些美景。但是有人说：‘这场雨对收成不利。’另一个人说：‘满地泥水，把什么都弄脏了。’第三个人说：‘现在没法舒舒服服坐在草地上了。’话说得都对，只不过这些怨言于事无补，倒是我受到雨水一样泼下来的怨言的袭击……请你用笑脸迎接坏天气。”的确如此，那些思想意识为消极情绪所左右的人不仅自己感受不到幸福，而且也常常会给周围的人释放负能量，增添新烦恼。
美国耶鲁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罗纳德·杜曼（Ronald Duman）给大鼠施加慢性压力，剥夺它们进食和玩耍的权力，孤立它们，打乱它们的生物钟。三周后，这些大鼠对进食失去了兴趣，它们在放满水的浴盆中一动不动，表现出沮丧、抑郁和焦躁不安。脑部扫描显示，这些大鼠大脑中的海马体出现萎缩，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处于较低水平，神经突蛋白基因的活性偏低，与患有抑郁症的人的特征极其相像。这项研究表明，压力过大会把人的大脑搞得一团糟，会破坏脑细胞和脑组织，使人的大脑功能失调。
欲壑难填，苦海无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欲望与压力成正比，压力与幸福成反比。长期生活在压力之下，工作或学习任务过大，节奏太快，神经绷得太紧，会使人精神紧张、心神不宁、精力不集中、健忘、智商降低、精疲力竭、缺乏创造力，严重影响学习和工作效率；会使人变得过度敏感，出现越来越多的消极情绪和无名之火，容易对爱情、亲情和友情产生负面影响，使自己的人际关系越来越糟糕；会削弱免疫系统功能，使病菌病毒容易侵入体内，引起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器质性病变；会导致头痛、失眠、脱发、白发、口唇疱疹、神经衰弱、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等多种心因性疾病；会导致自杀或杀人。美国哈里斯调查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人体60%～90%的疾病与压力有关。事实上，贪欲为压力之源，压力为百病之根。
如果像胡九韶那样，一边积极地创造幸福，一边积极地盘点和感受幸福，一一列举自己已经得到的幸福，天天意识到幸福的存在，并为之而庆幸，为之而感恩，人还会牢骚满腹、愤愤不平吗？还会煞费心机、自我加压、马不停蹄地与自己的影子赛跑吗？还会有那么多的冲突、犯罪、精神痛苦、疾病和提前死亡吗？大跃进时期和文革时期，人们基本生存需要难以满足，吃不饱肚子，没有自由。那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之所以很不幸福，原因在于极“左”的错误路线，个人无能为力。今天的不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意识不到幸福的存在，是自己不让自己幸福。
老子曾严肃地指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多？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足不殆，可以长久。”意思是虚名与身心健康相比哪一个更重要？身心健康与财产相比哪一个更重要？获得名利与失去健康和生命究竟哪一个害处更大？过度追求名利，代价必然越大，聚敛的财富越多，付出必然越多。懂得满足就不会蒙受耻辱，懂得适可而止就不会招致灭亡，这样才可以获得长久的幸福。在“名”与“身”、“利”与“身”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现代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本末倒置。许多人不是为了体内平衡和健康长寿而活，而是为了职位高升和积累财富而活；不是为了心灵安逸和人际和谐而活，而是为了比较输赢和谋求优越而活；不是为了获得真才实学和价值实现而活，而是为了分数成绩和位次前后而活。一句话，为了别人怎么看而活。为了别人怎么看，家长和老师督促孩子多学多学再多学，刻苦刻苦再刻苦，结果造成我国青少年精疲力竭，身体素质下降，智商下降，学习效果下降，求知欲下降，创造力下降；为了别人怎么看，年轻人结婚必须要有车有房，只要表面风光，半辈子成为房奴车奴，勒紧裤带过日子也心甘情愿；为了别人怎么看，宁短十年寿，宁可受屈辱，宁可冒风险也要往上爬；为了别人怎么看，千千万万的人透支健康，千千万万的人忍受疾病折磨，千千万万的人提前死亡。所以老子正确地指出：“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也。”意思是说：罪恶没有大过放纵欲望的了，祸患没有大过不知足的了；过失没有大过贪得无厌的了。所以知道满足的人，常常会感受到满足。感受到满足，就是感受到幸福。因为，满足就是目的，满足就是幸福。
老子认为，幸福的生活必定是个人在生活感受上所表现出来的愉快、惬意、自在的心情，必定是一种愉悦自在的精神状态。人如果少一些急功近利，就会多一些虚静逍遥。虚静则心中无贪欲、无焦虑、无郁闷，意味着心灵安逸；逍遥则心中无困惑、无怨憎、无恼怒，意味着心情自在欢畅。经常坚持修身养性，让思绪漫游在无边无际的太空，引导意念进入空无状态，至少会使人在生理上和精神上放松，能有效地阻断那些令人痛苦、损害大脑神经细胞的意识流，有效防止元神的损害，会使人感受到超越性海洋体验的美妙，会使人看到个人名利的渺小，看淡个人的利害荣辱，从而慢慢地把那些烦恼的事情从脑子里排除出去，从琐碎、执着、斤斤计较虚名浮利中解放出来，最终会从压力以及压力造成的各种痛苦中彻底摆脱出来。
当然，知足常乐并不是不思进取、无所用心，也不是饱食终日、安于现状，更不是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零压力的生活是不存在的，有需要就会有压力。那种不花费自己的精力，不鞭策自己前进，不发挥自己才能，不去满足能够满足的合理需要的生活肯定也不是最理想的生活。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到底什么东西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幸福的根据在哪里？老子的伟大就在于他看到了自然的伟大，最早提出了“道法自然”的伟大命题。他认为合乎自然才是幸福的根据。
佛教兴起之前，印度盛行苦行主义，虔诚的教徒往往通过各种各样近乎于自我虐待的苦行修炼方式追求灵魂得救。他们刻意忍受饥饿、焦渴、炎热、寒冷以及蚊虫叮咬的折磨。有的人经常坐在烈日下暴晒，有的人晚上躺在钉子做的床上睡觉，有的人把自己倒挂在树上长达数小时之久，等等。他们用以折磨自己的手段比息烽集中营国民党特务对付共产党的酷刑还多。在中世纪的欧洲，人被看成是一种生而有罪的堕落的生物，必须不断惩罚自己才能拯救自己。这显然是对自然意图的误解。在老子看来，一切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都是错误的。自然界是一个有机大整体，人是这个有机大整体的组成部分，人的生活应该按照自然的规定性满足人的自然需要。求乐避苦是人的自然本性，饥饿则进食，干渴则饮水，困顿则睡眠，天经地义。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无异于缘木求鱼。
事实上，人的欲望有合理和非合理的区别。合理欲望合理满足才符合自然意图。满足了这样的欲望，必然幸福，幸福本身体现着自然的奖赏。应当满足的合理欲望得不到满足，必然痛苦，痛苦本身体现着自然的惩罚。这就是天命，即自然的命令。不是所有的欲望都是痛苦的根源，只有那些违反体内平衡、心灵安逸和价值实现最大化规律的非合理的欲望才是人类痛苦的根源。所以，合理欲望是不应该禁的。合理欲望的合理满足是幸福的真正源泉，禁了，今世不幸福，来世也一定不会幸福，因为天堂里不会欢迎违背天命的灵魂。庄子说：“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就是说，万物的本然状态是最好的状态，一个人是否享有真正的幸福，不是看一个人是否拥有财富、地位，而看其是否合于自然。如果顺应自然之性，合乎自然之道，就能得到最大的幸福。
世界上幸福指数位列前十名的国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人民看重生活的本质。他们在认真工作、积极奉献的同时，注重身体健康、个人修养和心情愉快。他们一方面讲究生活品位，追求自然和谐，另一方面则蔑视贪得无厌和奢侈挥霍。当看到芬兰人不慕虚荣、知足常乐的超然神态，看到澳大利亚人拥抱自然、逍遥自在的欢乐情景，似乎就像看到了骑在青牛背上的老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