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模式上看，以专业性市场为依托，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以专业化产品为主业，生产性企业集群与商贸服务性集群联动发展。在浙江任何一个功能完备的企业群落都是由这两个子群落共同构成，小企业与大群落两极对应特征极为明显。例如，在义乌，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小商品，形成了三种专业化企业集群，分别是生产型小企业集群、贸易型小企业集群以及区域外联系的联托运企业集群（运输型小企业集群）。三个企业集群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大企业集群。通过竞争与合作构成稳定的、以网络状分布的产业链，确保专业化分工所需的规模经济。
从产业性质来看，浙江产业集群以传统产业或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浙江的产品主要是服装、皮革、袜子、低压电器、徽章、打火机等五花八门的小商品。到2001年底，浙江省产值超亿元的区域特色经济区块有519个，其中10～50亿元的区块118个，50～100亿元的区块26个，100亿元以上的区块3个。形成了一大批特色产业集群，包括温州柳市低压电器产业群、宁波服装产业群、诸暨大唐袜业群、义乌小商品集群等。
浙江省许多产业集群是以行政区域和跨行政区域为边界发展的，形成许多跨县乡连片发展、专业化分工的区域产业集群。如诸暨大唐袜业群、温州皮鞋产业群、嵊州领带产业群，甚至浙江服装产业群等。大唐袜业群地处宁绍、金瓯和杭嘉湖三大经济板块的接合部，在地域上以诸暨市中西部的大唐镇为中心，包括城关镇、草塔镇、五泄镇、牌头镇、王家井镇、马剑镇、安华镇、同山镇、五—镇、青山乡等在内的11个相邻乡镇，120个村，1万多户农村家庭。现有上万家专业加工企业（包括家庭工场），拥有各类袜业机械6.5万余台，其中普通袜机近5万台，进口袜机0.6万台。每年生产各类袜子48亿双，实现产值近80亿元。产品销往除海南之外的全国各地，产量占全国市场的40％左右（1999年），并外销到日本、韩国、中东和俄罗斯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正成为“中国袜业之乡”。
从规模变化上来看，企业集群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扩张模式。在集群形成的初级阶段，主要采取了原位膨胀的发展模式。随着企业集群进入成熟壮年期，它的发展方式也从“原位膨胀”转向“异地孵化”，即在一个不同的通常距离较远的地理空间上孵化出与自身同质的新的企业集群，以突破原生区位的发展限制，开辟新的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从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来看，浙江是我国经济发达的省份，其集群经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浙江年产值10亿到50亿的民营企业群有91个，年产值50亿到100亿的民营企业群有13个，年产值100亿以上的民营企业群有4个。
尽管浙江的产业集群发展状况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但仍然存在着创新能力不强，产品同质性引发低水平过度竞争的问题。由于技术创新能力低，其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市场风险问题较为突出。众所周知，浙江的产业集群是以民营经济为支撑的，而这些由农民脱胎而来的民营企业家所秉承的传统观念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从而使它为指导建立起来的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从其今后的发展看，加强政府对集群的扶持引导作用，加强集群内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的“领袖型”企业家的培养，注重外来资本、外部市场的利用，将是其今后发展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三）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西部地区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巨大推动作用下，经济社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化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产业结构趋向合理，集群经济也得到逐步发展。
云南省是我国经济较为落后的省份，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其烟草产业的地位并不高。当时，云南烟熏烟产量占全国的11.7％，是继河南和山东之后的国家第三大烟熏烟生产省份，但是，其卷烟的产量仅占全国的5.4％，位居河南、山东、安徽、上海和湖北之后。之后，在地方政府大量财政资源向烟草部门倾斜的政策推动下，云南烟草产业进入快速集聚阶段。1988年和1990年，其在卷烟制造和熏烟生产方面分别超过河南，成为国家最主要的烟熏生产基地。同时，云南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产业集聚区。云南的烟草产业集聚区包括云南的中部和东部七个地市，即昆明、玉溪、楚雄、昭通、曲靖、红河和大理，与烟草生产相联系的产业集聚活动大约有18万平方公里，占云南土地面积的45.7％。目前，云南烟草产业集聚区已经形成完善的烟草生产和销售的复杂网络，包括烟草种植和加工（例如种子、化肥、塑料薄膜和煤炭），卷烟生产设备、中间品投入和专门服务的供应（例如纸张、过滤嘴、化学药品、塑料、印刷、仓库和运输等）等部门，涉及1000多个公司和300多个产品销售中心。该集聚区最突出的特征是，以烟草为纽带，以主要的系列产品为中心，以农业生产活动集群和工业生产活动集群为组成单位，形成的产业集群区跨越巨大的农村和城市经济空间。
云南烟草产业集群中，主导企业卷烟厂只有9家，仅占全国卷烟厂185家的4.86％。但是，云南烟草却具有强劲的产业集聚效应。全国卷烟年产量在100万箱以上的企业只有4家，云南就占了两家。玉溪红塔集团公司、上海烟草集团公司、颐中烟草集团公司、昆明卷烟厂、长沙卷烟厂号称国内烟草企业五强，五强中云南有其二。在2000年全国卷烟品牌销售量前10名中，云南占5名，前4名均为云南品牌的卷烟。玉溪卷烟厂年产量在200万箱以上，在中国乃至东南亚都堪称最大的卷烟企业，玉溪红塔烟草集团公司在全球名列第5大烟草企业集团。昆明卷烟厂年产量在100万箱以上，在全国列名第4位。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布授予1995～1996年度和1997～1998年度全国名优卷烟牌共49个，其中云南占14个；2000年公布的1999～2000年全国名优卷烟品牌53个，云南有11个；2001年确认全国名优卷烟品牌36个，云南占10个。它们是红塔山、玉溪、恭贺新禧、红河、红梅、石林、福牌、阿诗玛、云烟、红山茶。云南拥有的卷烟名优品牌数量之多，一直高居全国榜首。玉溪红塔集团的名优品牌红塔山，多年来一直高居我国价值最高的品牌榜首，其品牌价值也由1995年的302亿元一路攀升，2001年达到460亿元。
云南烟草产业集群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经济的发展。从1978～1995年，云南的地区生产总值从61.9亿元增加到1200亿元，基于不变价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8％。2000年烟草加工业实现利税260.46亿元，居全国第l位。随着烟草产业集聚的加强，烟草生产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逐步加大，1979年对GDP贡献7个百分点，1995年贡献高达30个百分点。在1978年，烟草收入占全省总收入25％，1995年猛升到80％。1998年全国烟草产业上缴税利约950亿元，云南烟草产业上缴税利380亿元，占全国的40％左右；1999年，全国烟草行业上缴税利989亿元，云南烟草上缴343亿元，占全国的34.6％；2000年，全国烟草产业实现税利1123.7亿元，云南烟草实现税利342亿元，占全国的30.44％。云南烟草行业上缴税利近年来虽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仍远远高于其他省份，这从—个侧面反映了云南烟草集群的强大实力。云南烟草产业集群，是我国西部地区乃至全国产业集聚的经典之作。
西部地区的一些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已经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和竞争优势。但整体而言，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缓慢，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
1.尚未形成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在西部地区虽然也零星散布着一些历史形成的集群，如四川德阳的装备机械产业区、六盘水—攀枝花的煤炭—冶金工业基地、关中地区的煤化工基地、克拉玛依—乌鲁木齐的石油化工基地等，但这些基本上是靠国家投资、依赖区外要素推动形成的，而不是市场机制作用的产物，产业区内企业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专业化分工和基于共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之上的相互认同和协同关系，也没有形成上、下游产业及支撑产业相互关联的互补作用效应，更缺乏既竞争又合作的创新动力，因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而且，西部地区现有的优势产业或主导产业（包括上述产业区）主要为能源、原材料和重化工业，即资源密集型产业，这种单一的资源密集型主导产业和初级加工方式极大地限制了产业链的延长，造成产业分工层次低，产品附加值低，资本积累速度慢，自我发展能力弱，产业竞争力严重不足。
2.产业链缺损，没有形成产业自身发展的内在机制
西部地区的工业体系基本上是在“三线”时期以作为全国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在国家重点投资推动下建设而成的。这种重工业超前发展的工业化的直接结果，导致西部地区工业结构畸形，产业链缺损严重。西部地区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65.2%，若剔除云南省因烟草工业发达而重型化不突出外，其他省区重工业比重高达70％，较全国平均水平高19.2个百分点，重型化倾向非常明显；在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所占比重为57.8%，较全国平均水平高7.4个百分点。由于轻工业以及重工业内部加工工业发展水平低，工艺技术水平落后，从而形成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之间的技术断层和原材料产品结构与加工工业对原材料的需求结构之间严重错位，大部分原材料输往区外，而加工工业所需的大部分原材料又从区外输入。这种产业链缺损现象，无法通过上、下游产业之间的互动和外溢机制来促进区内产业关联群的形成与发展。
3.产业间尚未形成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本地网络
西部地区的工业体系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成的，形成了国有企业比重高，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生产体系。国有企业原材料从区外输入，生产环节内部化“大而全”的企业组织机构以及产品大部分外销。这种两头在外的生产链条使得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辐射能力差，产业的本地关联度低。再加上西部地区本身的中小企业数量少，发育程度低，因而无法通过价值链的衔接在企业之间形成高效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的地方合作网络。而本地化的分工协作网络对于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
4.民营经济不发达，产业集群形成的微观经济基础薄弱
民营经济不发达，中小企业发展缓慢，企业的聚集程度等因素导致集群得以形成的微观经济基础薄弱。东西部地区的企业在所有制结构上，差别较大。民营经济的发展东部最快、中部次之、西部最慢。在工业领域，浙江、广东、江苏三省的非国有比重分别占到80％、75％和71％，而西部地区基本上都在50％以下。产业集群较为发达的浙江、广东是民营经济活跃，中小企业聚集的地区。
5.缺乏产业集群形成的适宜的制度环境
一方面，区域传统文化和观念制约了西部地区企业的创业。西部地区存在着“等、靠、要”的不良风气，缺少东部人自强自立，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勤奋务实的精神，懒惰、保守、小富即安是阻碍他们创业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滞后，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各种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生产要素不能在产业和地区之间有效的流动，阻碍了生产要素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聚集。即便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注重工业园区建设，促进企业的聚集，但存在着强制企业迁入，忽视园区内产业和企业的关联效应的建立等问题，造成“集”而不“群”，难以形成集群效应（如形成分工合作体系、形成知识外溢和创新网络）。
此外，地方政府的职能转换不彻底，官本位思想严重，不能有效的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其主要表现在办事效率低下，审批环节复杂，时间长，不重视解决创业环境的改善等方面。这使企业不仅忙于解决面临的市场竞争问题，还要分散精力解决本应由政府解决的问题。政府的服务缺位严重制约了地方经济内力的培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