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造字，天降雨粟鬼夜吟
提到汉字的起源，首先要说的是仓颉造字的传说。相传，在我国陕西关中有个叫仓颉的人，他有四只眼睛，披着长发，留着长须，身穿兽皮，手里经常拿着一支笔。他的头形很奇特，头顶高高地隆起，像个奇形的头陀，显得特别聪颖过人。
仓颉经常骑着毛驴，跋山涉水，跨州过郡，去了解民间风俗习惯，收集民间流行的语言符号。他把收集来的资料写在芦苇的叶子上，装在口袋里，让毛驴驮着。后来，毛驴走到今天的陕西省岐山县就累死了。仓颉带着这批资料，没有毛驴不能再行走了，就在岐山县住下来。仓颉不断地观察天象，观察山水风雨的变化，辨识鸟兽的各式各样的脚印，或野兽、车辆经过后留下的痕迹，分清各种纹理的异同，并开始创造文字。
仓颉造出文字后，感动了神灵，神灵从天上投下粮食，夜里鬼也惊吓得哭起来了。不久，仓颉受命担任统一文字和领导文字改革的专职官员。他还成为黄帝的史官，记载史事、部族的重大档案也都由仓颉掌管。
对于仓颉造字这一传说，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叙》里记述得最为全面：“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指鸟兽行走留下的痕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这个传说已有两千多年了，而且也有文字记载，但是其可信度却非常低。历代学者普遍认为仓颉有可能是黄帝部族中极有影响力的巫师之类的人物。上古时期，巫师、史官是由同一个人担任的，仓颉在这方面作出过贡献，这样容易让人们把从事搜集整理文字工作的人误以为是汉字的创造者。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要之汉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是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所以，汉字不可能是某一个人造出来的，应该是汉族先人集体创造的结果，是由千千万万个“仓颉”创造的。
文字图画，可以读出来的图画
在有关汉字起源的几种说法中，“书画同源说”是比较令人信服的。书画同源，就是说汉字起源于图画。汉字是为了记录汉语而出现的手段，一种可以用于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传递较多信息的手段，必须使接受信息的人和给予信息的人想到同样的内容，写实性的图画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据说，清朝大臣曾国藩的部将鲍超曾被太平天国军队包围在某地，围城的太平军将领是陈玉成，外号叫“四眼狗”。鲍超是一个十足的大老粗，只认识他自己的姓，他画了一张画，叫人送给曾国藩。曾国藩打开一看，只见纸中间画了一个圆圈，圈里歪歪斜斜地写了一个“鲍”字，圈外画了一只四眼狗。看完以后，曾国藩大吃一惊，知道他的部下鲍超让“四眼狗”陈玉成包围了，立即下令派兵去解围。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文字起源于图画的道理。
汉字的起源和图画是密不可分的，图画不仅可以帮助记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帮助交流思想。鲁迅在谈到图画的记事作用时说：“画在西班牙的亚勒泰米拉洞里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遗迹，许多艺术史家说，这正是‘为艺术的艺术’，原始人画着玩玩的。但这解释未免过于‘摩登’，因为原始人没有19世纪的文艺家那么悠闲，他画一只牛，是有缘故的，为的是关于野牛，或者是猎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
不过，图画毕竟只是图画，它与文字之间隔着一条非常深的鸿沟，从带有文字性质的图画转变为早期的象形文字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用来传递信息的图画只能识别，而无法读出声音，也就是说它还没有同语言建立对应的关系，那么这时它还只是图画。随着时间的发展，用图画记录下人类所要表达语言的形式，叫作图画文字。图画文字并不是真正的文字，它的个体图形和符号不能和语言的词语完全对应起来，它所记录的语言，只能是“近似值”。只有当它和语言结合起来，变得可识可读，并且它总体的直观性经过分析，变为一形即一词，这时我们才可以说它是文字了。
八卦符号、汉字的来源之一
伏羲氏用八卦符号来表示世界上的客观事物，因此八卦符号是汉字的来源之一。
八卦符号代表了八种自然存在。它运用的基本符号是“—”（代表阳）、“——”（代表阴）。八卦中“？瘙椸”代表天，称作“乾”；“？瘙椺”代表地，称作“坤”；“？瘙椻”代表雷，称作“震”；“？瘙楁”代表山，称作“艮”；“？瘙楀”代表火，称作“离”；“？瘙椾”代表水，称作“坎”；“？瘙楃”代表泽，称作“兑”；“？瘙椼”代表风，称作“巽”。任意两卦相叠合，就可以得出八八六十四卦，从而揭示了宇宙万物的演变。八卦符号与后来的文字有相似的地方，比如用？瘙椾表示水的形象，和甲骨文、金文、小篆里“水”的字形是一致的。虽然汉字中确有个别文字或偏旁起源于八卦，但汉字与八卦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符号系统。
对于八卦起源说，文字学家唐兰的意见是：“八卦的起源，既是巫者用算筹排列出来的方式，用来做事物的象征，就和文字无关，而且巫术的盛行，恐怕就在殷时，文字久已发生，所以八卦的卦画，绝不是文字所能取代的。”
关于汉字的起源众说纷纭，虽然每一种说法都不能准确地解释汉字的起源，但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启示，正如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所讲到的：“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它绝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创造它们的是劳动人民……只要民族的生命还存在，或者没有受到强大外力的长期扼制，文字也和语言一样，总要不断地发展。”
结绳记事，结大小看出事儿大小
在汉字起源的传说中，“结绳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种说法。鲁迅《门外杂谈》里曾经提到过：“我们那里的乡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紧要事，怕会忘记时，常常说：‘裤带上打一个结。’”鲁迅家乡是浙江绍兴，在浙东一带，农民请别人代办一件事情时，常说这句话，意思是请对方不要忘记。
2004年4月11日下午4时32分，河南新密市的郑煤集团超化矿突发透水事故，12名矿工和技术人员被困井下。经过多方紧急营救，4月16日9时30分，12个人全部获救。被困的矿工最后成功获救，就是因为他们用矿灯绳打结向矿外传递信息。他们打了两个绳结，一个绳结完整没有破坏，表示“1”，一个绳结分成两个头，表示“2”，合起来表示他们12人还在一起。大水把矿灯绳冲出来后，救援人员看到这个打着绳结的矿灯绳，并没有简单地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灯绳，因为矿上有一个严格的规定：任何人在井下不得破坏矿灯。救援人员认为这根打了结的灯绳一定代表某种信息。于是，他们就朝井下人员想要表达的意思理解，从而信心倍增，加快了掘进的进度。
关于结绳记事，《周易·系辞》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说文解字·叙》中则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虽然没有明确说文字的起源与结绳有关，但确实告诉我们，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结绳记事的漫长时期。所谓“结绳”，是用在绳子上打结的办法帮助人们记忆，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务，大大小小的绳子表示不同的意思。结绳是原始民族普遍采用的一种记事方法，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和国外的一些民族至今仍有用结绳法来帮助记忆事情的。因此有人认为文字就是从大大小小的绳子结发展而来的。
但是，从古人采用的结绳记事法看，结绳和文字毕竟是两回事，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相生相袭的，即结绳不可能直接发展成为文字。结绳只能帮助记忆或者作为表示某种简单事务的标记，不能用来表达感情、交流思想，不能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因此，结绳只能算是原始的记事方法，同文字还是有根本区别的。
刻契记数，在木条上刻下的记号
在《周易·系辞》中除了提到结绳说外，还提到了与结绳说性质相近的契刻说。它是原始社会创始的以契刻某种物体，通过物体遗留痕迹，以反映客观经济活动及其数量关系的记录方式，它被原始的先民所广泛使用。古文字的“契”字，右边是一把刀形，左边的一竖三横表示用刀在一块小木条上刻下的三个记号，它形象地反映了契刻的记事方法。楷书的“契”字增加“木”旁则表示这种契刻记事是以木条为材料的。后来“木”误写成“大”，就成了今天的“契”字。
从古代文献记述和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在创造文字以前存在的刻木记事现象分析，契刻的目的多数是“刻其数”以备忘，有契约、凭证的性质。按照刻契结果所留痕迹的不同，其记事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为在某种物体上契制品或钻空孔洞，以缺口或孔洞的数目反映客观经济活动的数量关系；另一种形式为在某种物体上契刻抽象符号，以符号反映客观经济活动及其数量关系。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18万多年的山顶洞人利用禽类腿骨钻孔以记事，马家窑文化距今五千多年的原始人使用刻缺口动物骨片以记事，都是第一种形式的典型代表。这种记事方式以刻契材料的差异而分为刻骨记事、刻木记事和刻竹记事等，因木和竹的质地易朽而无法保存至今。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峙峪人利用动物骨片刻制划痕，仰韶文化距今约七千年左右的半坡人利用陶器刻制的符号，都是第二种形式的典型代表。
契刻因其刻在陶器或竹木片上，就有可能逐渐演化成类似青铜器上的族徽文或是竹简木牍这类的文书，从这一点上看，契刻比结绳更具有促进文字产生的条件。但是契刻只能记载一些较为简单的信息，不能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的需要，所以，随着人们传递和记载的信息复杂程度的加深，契刻最终被图画和文字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