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进卢班车站的候车室时，我首先看了一下钟。我还要等上两小时十分钟才能乘上去巴黎的快车。
我突然觉得很累很累，就像刚刚走上十法里路。我朝四周扫了一眼，仿佛要在墙上找出什么消磨时间的办法似的。随后我又退出候车室，站在车站的门前，寻思着找点什么事情做做。
街道很宽，有点儿像林阴大道，种着瘦小的洋槐，旁边是两排小城市中那种住家的房屋，高低不一，式样也不同。街道往一个小山冈延伸上去，可以看出山冈的尽头有一片树林，好像是公园。
时不时有一只猫敏捷地跳过路边的水沟，穿过大街；或者是一条小狗急匆匆地在一棵棵树的树根周围嗅来嗅去，寻找从厨房里扔出来的剩饭残羹。可是我见不到一个人。
我顿时感到很沮丧，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已经想到了我不得不在一家铁路边的小咖啡馆里，面对一大杯简直不能喝的啤酒和一张当地的难以卒读的报纸，没完没了坐着等下去的情景了。就在这时候，从横街上转出来一列送殡的队伍，来到了我所在的这条街上。
看见灵车，我总算松了一口气；这至少可以让我打发十分钟时间。
可是突然间我的好奇心增加了：跟在死者灵柩后面的只有八位先生。其中一位在哭泣，其余的几位在亲切地交谈。没有神父陪伴。我心里在想：“这是一次世俗的葬礼。”接着我又想到，像卢班这样的城市里，至少会有一百来个自由思想家，也许他们想举行一次示威。那么，随后怎么办呢？行列走得这么匆忙，说明他们埋葬死者是没有什么仪式的，也就是说，没有宗教仪式。
因为我无所事事，又很好奇，于是心里作出了种种最为复杂的猜测。这时灵车已经来到了我的面前，我突然有了一个很古怪的主意：跟着这八位先生一起走。这样我至少可以消磨一个小时。于是我装作很伤心的样子，跟在他们后面走着。
走在最后面的两个人吃惊地回头朝我看看，接着便低声交谈起来。他们肯定是在互相询问我是不是当地人。接着他们又去问他们前面的两个人，他们也仔细地打量我。这种仔细探究的目光看得我很不自在。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我走上一步，向最后的两个人行了一个礼，说：“两位先生，请原谅我打断了你们的谈话，我看到是一次世俗的葬礼，就匆忙地赶上来了，虽然我并不认识你们送的这位去世的先生。”一位先生说：“死的是一位太太。”我感到很奇怪，问道：“不过，这的确是一次世俗的葬礼，不是吗？”
另一位先生很显然想把事情告诉我，他接过话头对我说：“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因为教士们不让我们进教堂。”这一次，我不禁吃惊得喊了一声：“啊！”我真是越听越糊涂了。
我身旁的那位热心的同路人轻声对我说：“唉，这件事说来话长了。这位年轻的太太是自杀的，这就是我们不能用宗教仪式来安葬她的原因。您看，走在最前面的那位在哭的先生就是她的丈夫。”
我有点犹豫地说：“您的话使我感到惊奇，也使我产生了兴趣。先生，如果我要求您把这件事说给我听听，是否有些失礼。如果我的要求惹您讨厌，那就请您当我什么也没有说。”
这位先生很亲热地挽住我的胳膊，对我说：“啊，不，绝对不。这样吧，我们稍许走在后面一点，让我把这件事讲给您听听，这件事很悲惨。您看见坡上面那些树吗？墓地就在那儿。这个坡很陡，在到达墓地以前，我还来得及把这件事讲完。”
他开始讲了起来：“您想想，这个年轻女人，保尔·阿莫太太，是本地一位富商丰塔内尔先生的女儿。在她十一岁那年，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遇到了一件可怕的意外：一个仆人糟蹋了她。她受到了这个坏蛋的严重摧残，差点送了命。仆人的兽行被揭发出来了，于是开始了一场骇人听闻的诉讼，查清了这个受害人有三个月一直是那个畜生的无耻行为的牺牲品。罪犯被判处终身苦役。
小姑娘带着耻辱的烙印，没有同伴，孤零零地长大了。大人们很少抱吻她，生怕在吻她的前额时会脏了自己的嘴唇。
在全城人的心目中，她变成了一个妖魔、一个怪物。人们窃窃私语：“您知道吧，那个小丰塔内尔……”当她在街上走过时，人人都掉过头去，甚至连雇个带她去散散步的保姆也几乎找不到，别人家的女仆见了她都远而避之，仿佛这个孩子身上患了传染病，谁挨上她谁就会被传染上似的。
城里的孩子们每天下午都要到林阴大道上去玩耍。看到这个不幸的小姑娘在林阴大道上的情况真叫人心酸。她总是一个人站在她的女仆身边，愁眉苦脸地看着别的孩子游戏。有时候，由于她实在忍不住想跟别的孩子们一起玩，于是便畏畏缩缩地向前走去，仿佛自惭形秽似的战战兢兢地混到一群孩子里面去了。这时候，坐在周围长凳上的母亲、女仆、姑母、姨妈，都冲了过来，抓住由她们照看的小姑娘们的手，粗暴地把她们拉走，只剩下了小丰塔内尔一个人，她惊慌失措，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她伤心得哭了起来，随后她边哭边向她的女仆跑去，把脸藏在她的围裙里。
她长大了，可是情况变得更糟。人们要那些年轻人像躲避一个鼠疫患者那样避开她。
请想一想，这个年轻姑娘已经什么也不需要教她了，她已经不再有权利戴那象征性的橙花了。她几乎在学会识字以前便懂得了那个可怕的秘密，那个做母亲的仅仅在女儿新婚的晚上才吞吞吐吐地透露给女儿知道的秘密。
她每次上街都有她的女家庭教师陪伴着，好像总是在怕她再遭到什么可怕的意外，必须对她严加保护似的。她每次上街，总是低垂着眼皮，仿佛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耻辱压着她。别的少女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天真，她们暗暗冷笑，不怀好意地看着她，如果她偶尔看看她们，她们便装作漫不经心地很快把头转了过去。
几乎没有人跟她打招呼，只有少许几个男人对她脱帽致意。那些做母亲的装作没有看见她，有几个小流氓甚至称她为‘巴蒂斯特太太’，巴蒂斯特是那个污辱了她，并毁了她一生的仆人的名字。
没有人知道她隐藏在内心里的痛苦，因为她很少说话，从来不笑。即使她的父母见了她，也显得有些不自在，就像她犯下了什么不可弥补的错误，必须永远责怪她似的。
一个规矩人是不太愿意和一个刑满释放的苦役犯握手的，即使是自己的亲生儿女，是不是？丰塔内尔先生和夫人对待他们的女儿，就像对待一个刚从苦役犯监狱里放出来的人一样。
她长得很美，皮肤很白，身材苗条，个儿很高，文静高雅。先生，要不是有了那件事，我也会很喜欢她的。
后来，一年半以前，我们这儿新来了一位专区区长，他还带来了一位私人秘书，一个行为有点儿古怪的年轻人。据说，他曾经在拉丁区生活过。
他看到了丰塔内尔小姐，一下子爱上了她。有人把以前的事情告诉他，他只是回答说：‘嗯，这倒是对未来的一个保证。我宁愿这种事发生在以往而不是以后。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我可以高枕无忧了。’
他追求她，向她求婚，最后娶了她。他什么都不怕，带着新婚妻子到处拜客，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有些人回拜了，有些人没有。最后，大家对过去的事有些淡忘了，她在社会上也有了地位。
必须告诉您，她崇敬她的丈夫就像崇敬神一样。请您想一想，是他重新给了她做人的尊严，是他使她又获得了公民的权利。是他力排众议，不顾舆论，迎击了种种侮辱。总之，完成了一件很少有人能完成的英勇行为。所以说，她对他的爱情是既狂热而又疑虑重重的。
她怀孕了。当这个消息传开以后，即使最挑剔的人也向她打开了大门，就像她快要做母亲这件事一下子洗净了她的罪恶。这真有些怪，可是事实就是如此……
一切都朝好的方面发展，一直到庆祝本地区的主保圣人的节日的那一天。区长由他的幕僚和一些地方权威人士陪同主持本地区的乐队比赛。在他讲话以后，开始发奖，由他的私人秘书把奖牌发给每个得奖者。
您也知道，在这种事情里面，总会有妒忌猜疑和钩心斗角，使得有些人失去了分寸。
全城所有的夫人小姐全在看台上。
轮到莫尔米翁镇的乐队队长领奖了，他的乐队只得了个二等奖。总不能让大家都得一等奖吧，是不是？
当这位秘书把奖牌递给领奖人时，这个人竟把奖牌朝他劈脸扔去，一边嚷道：‘你可以把你的奖牌留给巴蒂斯特。你甚至还可以发给他一块一等奖牌，就像你应该发给我的一样。’
当时在场的一大群老百姓全都哄笑起来。老百姓是没有慈悲心的，也不善于体贴人：一双双眼睛全都转向了这位可怜的太太。
啊，先生，您曾看见过一个女人是如何发疯的吗？没有吗？那么，我们当时就看见了这种情景！她接连从她的座位上站起来三次，又倒下去三次；她好像要逃走，可是又知道她是不可能穿过围在她身边的那一大群人的。
在人群里什么地方又有个声音响了起来：‘喂，巴蒂斯特太太！’这时候一片嘈杂，有欢笑声，也有怒骂声。
人群像潮水般涌动起来，闹声喧天，人头攒动。大家都在重复这句话，所有的人都踮起脚来，想看看这个不幸的女人脸上的表情。有些做丈夫的用双臂把自己的妻子举起来看；还有些人在问：‘是哪一个？是穿蓝衣服的那一个吗？’孩子们学着公鸡啼叫，到处都有狂笑的声音。
她不再动弹了，丧魂落魄地坐在她的华丽的靠背椅里，好像是供大家观赏的陈列品。她不能逃，也不能动，也不能掩盖自己的脸。她的眼皮急速地眨动着，就像有一道强光照耀着她的眼睛。她像一匹在往高坡上爬的马那样喘着粗气。
她这副样子真叫人看了心酸。
在一场可怕的混战之中，阿莫先生掐着那个粗暴无礼的家伙的脖子，在地上滚来滚去。
庆祝仪式中断了。
一个钟头以后，阿莫夫妇回家去了。那个年轻的妇人在受到侮辱以后就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浑身哆嗦，就像有一根弹簧牵动了她全身的神经。在经过一座桥时，她突然跨过桥上的护栏，跳进了河里，她的丈夫没来得及抓住她。
桥洞下的水很深。过了两个小时才把她捞上来。不用说，她已经死了。”
讲故事的人不再说下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就她的处境而言，也许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有些事情是永远抹不掉的。
“现在您明白教士们为什么不让进教堂了吧。嗯，如果按照宗教仪式举行葬礼，也许全城的人都会来参加的。不过您也知道，有了过去那件事，再加上她是自杀的，有些人家就不会来了。还有，在这个地方，参加没有神父送葬的葬礼，是不合时宜的。”
这时我们已经进入了公墓的大门。我心里很激动，等到棺材放进墓穴以后，我走到那个在呜咽哭泣的年轻人跟前，和他用力地握了握手。
他眼里含着泪水，惊奇地看看我，然后说：“先生，谢谢！”
我没有后悔跟着灵车走了这一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