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儿，笔者先介绍一下日本的高校变迁史是以何种风格来编写的。因为在战前，已有很多大学刊发了沿革史。
第一种风格是以记录口述内容为主的沿革史。
作为最早刊行并受瞩目的是《庆应义塾50年史》。它记述了从安政年间开始创立庆应义塾到明治四十年，即1907年的50年的沿革史。
这部沿革史是一部内容非常紧凑的小册子。然而，看过之后就会清楚这部书是由一部分与义塾创立者关系很近的、爱好公益事业的个人或者团体编纂而成的。可以说这是第一种风格。
因为此书的内容都是基于菅学应先生或者是学报编纂部门的诸位先生，这些与创立者福泽谕吉有着长久接触的老前辈们的口述来编纂的。正因如此，我认为它既有利亦有弊。利在这些人，非常了解情况，可以给我们留下文献里没有的口述历史事实。因此，当我们现在读《庆应义塾50年史》时，虽然感到它简约，但非常有意思。所以，它记述了只有口述条件存在，才能完成记录的史实。因此，在这本书中传递着一种自传性的趣味。其次，在这部书中可以感到一种爱校意识的存在，在阅读时会时时传递给我们。在这个意思上讲，这部书值得一读。
继承这种风格，进行编纂的是《半个世纪的早稻田》（1932：昭和七年）。早稻田大学尽管比庆应大学晚25年迎来自己学校的50年诞辰，但是《半个世纪的早稻田》是在战前出版的沿革史中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佳作了。这之中，收记着今天几乎看不到的丰富的照片、资料，既紧凑，又详实。
第二种编纂风格，是由同学会或者凑巧在学校事务部门工作的同仁说要纪念学校成立多少年，于是该校就组织了有关人员编纂了“创立纪念史”这样的例子。例如《明治大学50年史》（1931：昭和六年）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这类校史的特征之一是，教学第一线的人员，也就是教师几乎没有参加它的编纂。而另一方面，同窗会或者大学事务部门的人员占有更多大学经营史方面的史料。例如，在关东大地震后的大学是如何复兴的，明治大学在大正9年时升格为大学，而其升格时所需的资金是如何筹集的？这些问题在这部书中，记述非常翔实。但是，当阅读到有关教育和学科内容时，却是非常庞杂，几乎没有参考价值。也就是说，战前以第二种风格编纂的学校史是很少反映历史学家专业视角的沿革史，明治大学史就是其中一例。而在数量上，这类学校史又非常多。
第三种编纂风格是纪念活动与具有日本史学专业视角相结合的一种风格。其中一个例子是，昭和七年（1932年）出版的《东京帝国大学50年史》，这部书由厚厚的两册构成，内容包括了部局史、通史部分。编纂工作名义上虽然由服部宇之吉名誉教授挂帅，但实际上负责编纂的是大久保利谦先生、后来还有当时的平泉澄以及金井登志喜两位副教授亦参与其中，最终完成了这泱泱两卷大书。
从以上情况来看，可以了解到当时具有日本史学专业特点的视角和具有西洋史学专业特点的视角以各种形式在这些校史中五味杂陈。从这点上来说，庆应大学和明治大学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一，庆应大学无论如何都是以史料主义为中心，具有实证性。比如，这之中纳入了大量的大学规章和批令之类的内容。因为，这种内容占比过大，叙述部分反而显得过于简单，读者难免感到枯燥乏味。笔者曾看过再版的此书，发现其中有一些现今已很难看到的内容。只是，笔者发现当时可能由于付梓过急，排错的字非常的多。虽然如此，这之中还是珍藏了只有50年史中可以看到的校史和资料。
另外一个风格，就是编纂中加入了某种皇国史观。例如，作为东大的起源之一，在该书中记载了幕府末期在京都成立的学习院的事情。另一方面，昌平坂学问所的事情反而一点也没有被记载。这之中，也包含了自昭和七年开始的日本史学中的某种倾向。还有，有关天皇、皇后的巡视以及天皇勅谕之类的内容也充斥其中。
松本清张氏在《小说东京帝国大学》中写道：“社会上有《东京帝国大学年50史》这样枯燥乏味的大学史，我在这里要写一部与之不同的大学史。”这部书中确实是有着被松本氏批判的内容。但是，如今看来，昭和七年所出版的这本书，对于后世的研究者和我们这些以编写年史为业的人们来说有着多么大的帮助啊！
因为在东大，仅有这部书是不够的。这之后，从昭和十七年到十九年（1942—1944年），出版了与纪元2600年纪念事业相吻合的《东京帝国大学学术大观》。这部书在制度史叙述上与前者有很大不同，正如题目所示，是一部学术内容史。
当时由于时局的关系，社会科学的分类、特别是法学、政治学这些领域的内容是很难写的。因此，在《东京帝国大学学术大观》全部5卷中，只有法学部分没有作为法学部史来写，而是全部以个人论文作为替代文章组成论文集。丸山真男的著名论文“福泽谕吉的儒教批判”就收在这个集子中。我想这样做，大概是对当时站在国粹主义角度向法学部展开的批判行为的一种周全考虑吧。而且，经济学部史也改成了以学说史为中心的内容。
当时的虽然存在着这样的限制，但是，这部书从整体来看，可以说是一部纪念活动与日本史学专业视角相结合的学术著作。
同样为昭和十四(1939)年间出版的《第一高等学校60年史》，这本书则与《东京帝国大学50年史》风格迥异，是地道的年代式叙述。也就是说，先将年月日以黑体字的标题列出，然后，在其下面连接事项。不过，这部书也采用了只记载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史实这样的立场。象同样风格的校史，在另外的高校史中也可看见2、3例，但是非常的难得。因为它们属于纯粹站在公共立场上编纂的沿革史。书中几乎没有加任何解释内容。除了日期偶有错讹之外，其内容记载的准确程度，令人惊叹。据说编纂这部书的核心人物是当时还很年轻的藤木邦彦先生，或许在编纂过程中，其加入了撰写古代史时的秉笔直书的风格。在此意义上，这部书是一部值得关注的沿革史。
如果提及日本中西部校史编纂概况的话，有三高的《稿本神稜史》一书。这是一部用打字来完成的庞大的刊印工程。尽管最后只完成了仅仅几卷，但是，该书是由年轻时期的林屋辰三郎文学士执笔编写的。代之以因部头过大而不能完成印刷，一位名叫大城富士男的先生将此书的内容概括为《神稜小史》的小部头书中。今天，我们在旧书店里偶尔看到的，就是这本《神稜小史》。
另外，还有一部叫《京都帝国大学文部30周年史》这部书由专攻国史学的西田直二郎先生为中心编写的。由于该书是一部精益求精的书，据说一直到创立纪念日当天才付梓印刷。据说直到付梓的数天前，由于负责插图的对插图的复制颜色不满意，几乎让印刷行的老板磕头求饶。
以上介绍，是否大体反映了战前日本史学研究与沿革史编纂之间的关系？这种编纂传统和工作，在战时，被人为地中断了。在战时出版的只有《京都帝国大学史》一书，这是昭和十八（1943）年刊行的。该书在刊印成书时，好像已经不能送达日本全国。因此，该书有相当存数存放在大学里，成了不见天日的废纸。由于该书是在昭和十八年刊行的，所以，例如像泷川事件这样的敏感内容就完全没有被记录。因此，它实际上，成了一部罗列每位教师的研究领域和学校制度沿革的简介书。有一段时间，在旧书店会发现其标价奇高，大概这也是因为在战时未能进入市面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