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文革”后各大学沿革史编纂的情况，便可知道，在“文革”前就已着手准备编纂且有着坚实基础的上述各校已经迅速地再次开始了校史编纂工作。
在清华大学，校史编纂工作的再次启动是在“文革”正式结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作为纪念建校70周年的一环，该校决定对前面提及的《清华大学校史稿（新中国成立前部分）》进行必要的修改之后予以出版。1981年发行的清华大学的校史以16开本，37万7千字问世。早在50年代校史编纂起步时，参加收集整理资料和原稿执笔的成员共有13人，其中的7人不仅参加了该书的执笔，而且其中的4人还参加了“文革”后该史稿的修改工作（3）。
北京大学的校史也同样是在1981年发行的，即：《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该校史以“文革”前编纂的《北京大学60年（初稿）》为基础，首先由4人分别负责撰写原稿，最后由其中的一人负责统稿。该书亦是16开本共23万9千字、328页。该书记述了从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到1949年北京解放的50年历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历史，还未包含在内。该书附记道：“关于北京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我们将在适当的时期再行编纂（4）”。
这部校史的编纂是在北京大学党委和校务委员会（相当于日本大学中的评议会）的指导和支持下进行的，据说由大学校内外的相关者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和意见。并且，负责编纂工作的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和该校的党史研究室实际上是合署办公的。在各个研究室各配置两名专职的人员，另外三位担任抄写资料的人员在两个研究室共同工作。之所以特意设置抄写资料的人员，是因为在关系校史编纂的诸多资料中有所谓属于善本的资料，这些资料一般不仅不能从图书馆、资料馆借出，还禁止电子复印，只有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来。从职称来看，其中包括两名教授和三名副教授，负责抄写工作的领导是北京大学的一位处长（大约相当于日本的课长），是一位已经退休被委托负责校史编纂工作的人。该校没有为校史编纂常设资料室。虽然，研究室就等于资料室，但是近年，全部资料由电脑检索已成为可能。
北京师范大学为纪念该大学建立80周年，也于1978年决定：再启校史编纂工作，因此重新成立了编纂组。这个编纂组的成员包括“文革”前的3人，共10人。这次编纂以“文革”前已完成的初稿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幅修改和补充。特别是追加了50年代初期被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吸收的天主教私立大学——辅仁大学的略史。该书出版时，名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全书265页，由21万字组成。
1979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重新开始编纂校史。在编纂的过程中，编纂人员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宣传部、湖南省图书馆、博物馆收集了资料。编纂由六名人员负责执笔撰写，另外五人负责审查以及修改。刊行问世的《湖南第一师范校史1903—1949》由250页，18万6千字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