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笔者主要根据已故的新《牛津大学史》总编T.H.阿斯顿执笔的总序，对牛津大学史的编纂从立项到实施的整个过程进行了回顾。在这之中，笔者觉得在大学史的编纂方面，有这样几点需要有所分别。在本文结束之际，请允许笔者简要提及一下。
其一，该大学史并非作为纪念史、年史而被策划的。本来，牛津大学就不是由某一特定的个人或团体建立的，而是由学生团体自发组织起来的。再加之创立日期不清，该大学史的企划给人留下了远远超过为庆祝建校多少年而进行编纂的那种欲望和态度的印象。因此该企划包含了通过回顾历史进而确定大学今后的方针和前进方向以及对稳固大学改革基础等现实问题的强烈的关注。其预测60年代后半期，将在世界范围内掀起高等教育巨大变革，后来被现实所印证，亦绝非偶然。
第二点，是该书从头到尾都追求高度学术性的态度。正像C.E.马略特和H.H.格琳所尝试过的那样，一方面由一个人肩负通观牛津大学全部历史的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又要回应来自各个领域对今天学术水准的期待，即：要修一部具有学术权威标准的大学史，并奠定与此相适应的体制。因此，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新《牛津大学史》决不仅限于牛津大学的相关人员，它是由国内外各个领域许多研究人员鼎力协助，通过举行共同研究小组会议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反复探讨、研究、筛选的最后结晶。
回顾那一段编纂、研究过程，它们虽已是25年前的事。但那些研究讨论的情形却屡在笔者眼前浮现。记得，其中有一段1972年到1973年的事。当时，在牛津有以“牛津大学史1800—1914年”和“大学中的科学和医学”为题的两个研究小组，每周召开讨论会议。比如，围绕“牛津以及剑桥两所大学和十九世纪高等教育的多样化”或“大学和专门的司法职业”或者“医学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学改革”等论题展开热烈的讨论。那种讨论充满了知性的冲动和学院派气氛。
第三点则是与第二点相关，由第二点引发出来的创意安排。《牛津大学史》的全部编排均不采用所谓通史、部室史、史料篇这样的体裁，而是采用每卷中的各篇专业论文将所对应的时代与大学的真实情形一一对应这样的目录安排。在这个意义上讲，一方面《牛津大学史》中的每篇论文和各卷都保持了很高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从整体上看，它又是通史。这也算是大学史编纂的一种新的形式吧。
最后，关于我国的大学史编纂笔者再附上几句。众所周知，日本的高等教育现在正在不断剧烈地在变化着。日本的大学正在重新审视根据大学设立标准之大纲化所制定的一般性教育原则，围绕大学的研究生院的部室化、接受留学生和成人学生、还有自我考核、自我评价等这些问题，也正处于难以对应的状态。一方面要求必须迅速想出对策，另一方面，解决问题的对策又应以直面现实为基础，必须植根于学术和教育的根本之上。另外，在每个大学展望大学和学术、教育的未来时，能否保持其独立的姿态至关重要。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可以说，各个大学纷纷尝试回顾过去的历史，就成了展望未来的一种基本方式。这正像寺崎昌男教授所主张的那样，编纂各单所大学校史本身就是大学的自我评价。所谓大学“能否拿出反映以往质量、水准的沿革史，成了如实评价这所大学质量、水准的试金石”（寺崎昌男《追问大学评价的可能性——从大学史专家的立场出发——》《大学评价——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广岛大学大学教育研究中心、1990年所收）。大学历经怎样的过程走到今天，今天又处于何种状况之中？如果说，不如实地回顾过去就不能很好地展望未来的话，那么，是否拥有学术性强、高水准的优秀的《大学史》就成了这所大学能否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的重要指标。然而，编纂这样的《大学史》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而只能在备齐各种各样的条件之后才有可能使之变成现实，我想这不正是《牛津大学史》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吗？
(广岛大学安原义仁)
三中国各单所大学的校史
编纂和大学档案馆大塚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