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儿子，不一定是名人，因为名人的儿子，要比他人更难成为名人，也是无数事例证明了的。至少从文学领域看，除了法国的大仲马和小仲马这对父子外，子承父业，雏凤清于老凤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居上者，真是难得一见。从遗传的角度，从基因的角度，从耳濡目染的角度，从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的角度，名人的儿子成为名人，是天经地义的。
然而，由于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缘故，名人的儿子在这棵大树底下，遮风雨，蔽烈日，摘果实，赏鲜花，热了有人打扇，冷了有人送暖，饿了饭碗端上，渴了饮料侍候。周围是艳羡的目光，逢人是恭维的笑脸，从小长大，格外呵护，快乐王子，无忧无虑。所以，名人的儿子，享现成者多，托荫庇者多，好依赖者多，等靠要者多。日久天长，快活自在，自然是坐着不如躺着，累着不如歇着，堕性大于进取，惰性高于勤奋了。如此这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货，要想成为他父亲那样的名人，显然是很难很难的。
清人赵翼在其《廿二史劄记》卷二十，一则《名父之子多败德》的读史心得中，举了很多例子：“房（玄龄）、杜（如晦）为唐一代名臣，而玄龄子（房）遗爱，如晦子（杜）荷，皆以谋反诛。狄仁杰子（狄）景晖，官魏州，以贪暴为民所恶，并毁仁杰生祠。宋璨直声震天下，而其子（宋）浑等，流荡无行，为物议所薄。李泌为贤相，而其子（李）繁乃党于裴延龄（一个绝对的坏蛋）。阳城劾延龄，属繁书疏稿，繁即默识以告延龄，使得先奏。此皆名父之子，而败德坠其家声，不可解也。”
而清人龚自珍的儿子龚橙，则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由于毛主席在其著作《农村合作化高潮》一书中，引用“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首七绝，诗人龚自珍的名字便广为人知。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以他词中的灵韵，诗中的精魂，文章中的气度，论者誉他为清文学史的压轴人物，“定庵之才，数百年所仅有也”（清人沈曾植语），这些评价，并非过甚之词。
龚自珍同时还是一位思想家，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魏源和林则徐是他最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当林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去查禁鸦片的时候，他曾经自告奋勇，要与他同行，为其效力。收在他《定庵文集补编》中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就是为林的禁烟此行出谋划策，贡献良多的一封长信。林在给他的复信中，说道：“惠赠鸿文，不及报谢。出都后，于舆中抽绎大作，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深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对龚的见解，龚的韬略，龚的赤诚，龚的爱国之心，评价是非常高的。
可是，他的一个儿子叫龚橙的，却是地道的混账东西，地道的浪荡无行之人，地道的十恶不赦的卖国贼。呜呼！“名人之子多败德。”赵翼的这句名言，这句从全部二十二史得出的结论，大概也是一个普遍的真理了。谁能想到，恐怕龚自珍更想不到，一个如此强烈爱国的名人父亲，却生出这样一个极端卖国的儿子。看来，名人之子，一是很容易坏下去，二是很容易坏起来，三是一旦坏，必然坏得特别快而且特别加倍的坏。因为越是优裕的外部环境，极可能成为名人之子越是变坏的最佳土壤。在森林里，越毒的蘑菇，在越是肥沃的泥土中，生长得也越鲜艳，毒性也越大。
据野史《半伦传》载：“定庵好藏书，富甲江浙，多《四库》未收本。半伦幼好学，天资绝人，于藏书无所不窥，为学浩博无涯涘。既长，随定庵入都，兼识满洲、蒙古、唐古忒文字，日与色目人游，弯弓射马，居然一胡儿矣。”其实，他的资质，他的才华，他的聪明，他的根柢，可以看得出来，他并不弱于乃父的。
清人孙静庵笔记《栖霞客野乘》，其中有一则《龚定庵轶事》，提到他的这个不肖之子龚孝祺，即龚橙。说他“喜改定庵文稿，每置定庵木主于案，凡改一句一字，则以竹杖击木主日‘某句不通，某字不妥，尔为我父，故为改易，不敢欺饰后人也’。”从这一点看，无论是巧作聪明也罢，还是佯狂作秀也罢，说明他确实不愧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龚定庵的儿子，然而，名人之子，太容易得到想得到的东西，而且也用不着费力气就得到比期想更多的东西，干吗还要上进，发奋，深造，图强呢？
可想而知，这个龚橙声色犬马，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好作狎邪游”，“日挥千金”，“鬻其先人金石书画殆尽”，“恃才傲物”，“居恒好谩骂人，视时流无所许可，人亦畏而恶之，目为怪物，往往避道行”，“居海上十数年，与妻子未尝一见”，儿子去见他，“辄被斥逐”，“与胞弟念匏亦不睦”，“其家人亦无敢与往”。
最后，他混到除了一个小妾外，成了六亲不认的孽子。于是，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作“龚半伦”。人家问他，“龚先生，何以自号‘半伦’？”他说：“半伦者，无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伦俱丧。而尚有一爱妾，故日‘半伦’也。”
龚自珍当然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如此之不成器，而尤其没想到的，是这个败类，竟成为火烧圆明园的帮凶、强盗、掠夺狂、卖国贼。这就是龚自珍在九泉下永远为之不安的孽障了，因为他对于西方殖民主义者，有着最清醒的认识。据章炳麟《检论》称龚曾为文论述：“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可是，他的儿子偏偏当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头子巴夏礼的谋主，一个为其出尽坏主意的狗头军师。甚至，“投靠威妥玛，嫁女为洋人妾，诱引联军进圆明园。”（以上引文均见《清朝野史大观》及孙静庵笔记）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戏弄着人类，革命的父亲，生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儿子；爱国的父亲，生出不爱国甚至卖国的儿子；有学问，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父亲，生出愚昧的，无知的，甚至白痴的呆傻儿。龚自珍的这个儿子，可倒并不呆，并不笨，他为英法联军的向导，直奔西直门外，扑向圆明园，却成了点起了第一把罪恶之火的十恶不赦之徒。
《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有更详细的记载：“定盒子孝祺，晚号半伦，半伦者，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尚劈一妾，故日半伦云。半伦少好学，天资绝人，顾性冷僻而寡言语，好为狭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卖书为活。英人威妥玛方立招贤馆于上海，与之语，大悦之，旅沪西人均呼为龚先生而不名，月致百金以为修脯。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京，焚圆明园，半伦实与同往。橙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而归。”
而据《圆明园残毁考》这篇史料，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所以焚掠圆明园者，因有龚半伦为引导。半伦名橙，字珍子，为人好大言，放荡不羁，窘于京师，辗转至上海，为英领事纪室。及英兵北犯，龚为向导日：‘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及京师陷，故英法兵直趋圆明园。”
对于这种引狼入室的汉奸行为，咸丰十年（1860）八月癸亥的谕旨里，奕詝有过这样一段话，也足以佐证龚半伦为敌前驱的罪不可逭：“该夷去国万里，原为流通货物而来，全由刁恶汉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决裂。”逃到热河承德的这位皇帝，在诏谕里出现“汉奸唆使”之词，当有所指，绝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有头有脸之辈，自然是冲着龚自珍这样有名之人而言。若诗人地下有知，将何以堪？
如今谈到这位大名人，自然不会马上联想到他的不肖子的。但只要谈到火烧圆明园，就不能不涉及到引导英法联军烧毁一代名园的龚半伦。而提到这个丧心病狂的汉奸，就难免要想起龚自珍。这个逆子，确确实实给这位晚清大诗人的一世声名抹了黑。想到这一点，不仅是名人，还是非名人，都是应该引以为鉴的。
因此，作为名人之子者，能不依次类推，而慎乎其慎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