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陆放翁有诗，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不是人间偏我老”，“白发未除豪气在”，“心如老骥常千里”，“老夫壮气横九州”，是位十二万分地不服老，不愿老的诗人，但是，活到八十多岁高龄时，最后也不得不写道：
镜里萧萧白发新，默思旧事似前身。
齿残对客豁可耻，臂弱学书肥失真。
渐觉文辞乖律吕，岂惟议论少精神。
平生师友凋零后，鼻垩挥斤未有人。（《叹老》）
清人梁章钜的《浪迹丛谈、续谈、三谈》这部随笔集中，有一篇题为《十反》的短文，也谈到了人到老年以后的变化，读来饶有兴味。
世俗相传老年人有十反，谓不记近事偏记得远事；不能近视而远视转清；哭无泪而笑反有泪；夜多不睡而日中每耽睡；不肯久坐而多好行；不爱食软而喜嚼硬；暖不出，寒即出；少饮酒，多饮茶；儿子不惜而惜孙子；大事不问而絮碎事。
盖宋人即有此语，朱新中《鄞州志》载郭功父“老人十拗”云云。余行年七十有四，以病齿不能食硬，且饮酒、饮茶不能偏废，只此二事稍异，余则大略相同。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云：“予年七十二，目视昏花，耳中时闻风雨声，而实雨却不甚闻，因成一联日：夜雨稀闻闻耳雨，春花微见见空花。”则当去嚼硬、饮茶二事，而以此二事凑成十反也。
老是一种必然，这种不经意间的变化，你，或者我，我，或者他，该来的总是要来的，因为上帝不会让你一辈子永葆青春。所以，进入老年以后，谁都会发生无法避免的悖谬啊，颠倒啊，乖错啊，忮忌啊，牢骚啊，愤懑啊，猜疑啊，暮气啊，简直不一而足，防不胜防，而且不知不觉，愈来愈甚。说白了，所谓十反，所谓十拗，也是与老俱来的必然。
从最初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到最终化作一股清烟而去时止，每个人，无论在生理上，在心理上，在生活习惯上，在思想方法上，都在时时刻刻地发生着变化。人的一生，存在着两种变化，一是从十岁的童年，到二十岁的青年，到三十而立的壮年，到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的中年，所发生的那种加法式的变化。从六十岁的初老期，到七十岁的中老期，到八十岁的晚老期，到九十岁至百岁成为人瑞的终老期，所发生的那种减法式的变化。
一加一减，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史。
从两手空荡荡地来到世间，会哭会喊会努力抓住什么会张开嘴要吃东西，无一不是加法，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由弱而强，由小而大，这以后，行云流水，意气风发，跌打滚爬，挥洒人生也好，有过快乐，有过痛苦，有过笑声，有过眼泪也好，总是不停地在加，一直加到无论精神，无论物质，都攀登到所能及至的高度。虽然，加法未必没有负面的因素，可不管怎么说，那是属于成长中的烦恼。
而过了生命的高峰期，不知不觉老之将至，便不停地开始减法了，吃得不那么香甜了，玩得不那么爽心了，体力不那么健壮了，感情不那么张扬了。紧接着，爱好在淡薄，欲望在消失，趣味在减少，心境在枯竭。哪怕是最温柔的减法，也是令人不胜伤感的。曾经拥有的美好，圆满，幸福，甜蜜；曾经推拭不开的无奈，惆怅，羁情，悲思，终于渐行渐远，一一离你而去，最后，你总归还是被减到两手空空以后，离开这个世界。
话说回来，这种点点滴滴地减掉，舍不得，又不甘心的“落花流水春去也”局面，你还活着，就无法排遣掉这些难堪，必然就要产生许多别扭。想得开的老人，只是努力不去想而已，但不等于别扭就不存在了。而想不开的老人，这种垂老的别扭，这种渐渐不为人所理解的别扭，这种越想越烦越是得不到解脱的别扭，可不是夏季最后的玫瑰，能带来浪漫，带来情调，而实际上像硫酸，像砒霜，或腐蚀着躯体，或毒害着灵魂，是要让你活得不开心的。
想到这里，我也就明白，那些故去的，那些健在的，曾经驰骋当代文坛的老先生，老女士，老领导，老前辈，当然也包括我的那些老朋友，老弟兄之类，一张张苦瓜脸，所为何来了？活到老，也许不难，但活得明白，活得清醒而又理智，而不是越活越糊涂，越活越癫狂，那就不容易了。尤其时下那些尚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名人，闻人，要人，贵人；那些基本上已接近木乃伊状态的大师，泰斗，权威，圣人，际此桑榆夕照，苦日无多之时，则更是不能宁耐，不肯安生地要出现一些老文人的心理症候：
一怕冷清；
二怕冷场；
三怕冷落；
四怕看冷脸；
五怕人们对他冷冷淡淡。
当然，毫无疑问，这些我们曾经仰起脸看的老人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难能免俗起来：
一喜热闹；
二喜排场；
三喜露脸；
四喜被恭维；
五喜大家向他鞠躬致敬。
好在有的老年人，我相信这是多数，还能知道自己的斤两，懂得收敛和要求适度，让年轻人觉得那是一位可爱的老头儿或值得尊敬的老太太。但不论谁，只要上了年岁，很难彻底摆脱这种精神上的危机感。这其中，还应该包括未老先衰的，目前四五十岁，年岁并不能称之为老，但文学年龄已经终结的知青和知青后一代作家。因此，这种害怕冷漠，喜欢热闹的人性弱点，断非只是老年人所独有的特色，其实在文坛上，那些文学小老爷们儿，文学小老娘们儿，再也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而且也没有信心将来是不是还有可能写出像样的作品时，也是恨不能大家景行仰止，众望所归，将他们供奉起来，以求那种美不滋滋感觉的。
文坛的全部热闹，就是这些基本上写不出像样东西的作家们，折腾起来的。
现在看起来，一个人，除了常说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对文人而言，还要加上一个文学年龄。文学年龄的长与短，决定他文学创造能力的大与小。作为文人，活着，只是意味着他的生理年龄，或者心理年龄。而江郎才尽，写不出一个字来，说明他的文学年龄，已经进入死亡期。有的作家，有的诗人，虽在笔耕不辍，虽在陆续发表作品，但不具有勃勃的生命力，只是勉勉强强地挣扎，只是有气无力地表示他的存在，这说明他的文学年龄，实际上进入衰竭期。
尤其当代中国作家，文学年龄都相当短促，三年五年算长的了，维持上十年八年，还能写出有分量的作家，几乎绝无仅有。甚至，有的人，他的文学年龄开始之际，也就是他文学创造力的结束之时，这以后，除了粗制滥造，别无他能。因此，无妨从新时期文学以来这数十年间，细细算来，可有一位贯彻始终，处于创作旺期的作家？
文学，不相信奇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尤其如此。生理年龄可以活到七老八十，心理年龄说不定还可以雄风不倒，老有少心，但能像壮年写出《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的托尔斯泰，晚年写出一部《哈泽穆拉特》来，像壮年写出《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的雨果，晚年写出一部《九三年》来的具有强大生命力，享有较长文学年龄的作家，至少目前的中国文坛上，还找不到一个拥有如此文学可能性的人。
惟其如此，就应该懂得适可而止。文学年龄已经苟延残喘时的写作行为，值得尊敬，不值得提倡，尤其不需要沸反盈天地炒作。正如人老了以后，跳跳国标舞，还可以透出一丝老绅士的风度，非要跳迪斯科，跳街舞，还要RAP一番，那就让人为他那把老骨头捏把汗了。
一般来讲，文学年龄要大大短于一个人的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某种意义上说，人的精神产品的创造力，大致上是和这个人的生育能力，基本上相匹配的。一个作家，写到老，写到死，是绝对可能的。但这个作家的最好作品，应该是在他生命最旺盛的时期写出来的，几乎是文学史上的铁的规律。除了极罕见的天才外，谁也无法逃避年事愈高，体能愈弱，精气愈衰，创造力也随之递减的法则。
“庾信文章老更成”，那是用来哄一些文学老爷子，文学老太太开心的。环顾宇内，那些捧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几乎没有一位还能写出超过自己成名作的作品。我想，不是丰厚的奖金害的，也不是暴得的虚名害的，而是他的文学年龄，基本上画了句号而使之然耳。想让一个进入绝经期的妇女，正在为更年期闹心的时候，要她勉为其难地再生一个大胖小子，这不是开天大的玩笑嘛！
然而，从老到死，是一个有的人长些，有的人短些的过程，总体来讲，人类的寿数在逐渐延长，当代中国人的生命，能够较有质量地活到七八十岁，已不是古人所说“人生七十古来稀”那样难得了。这当然是好事，但老年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别扭，弄得后生们很不好侍候，恐怕也将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每当看到文坛上的盛会，某位文学老人，被尊坐着，被抬爱着，被吹捧着，被赞颂着，什么著作等身，功勋卓著啦！什么名篇佳构，青史不朽啦！那一番表面文章，好比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上天，不过应景而已。这总使我想起一部早年看过的日本电影，硬把上了年纪的老母亲，背负到深山里去的《栖山节考》，老而成为负担，成为灾难，实在是于人于己皆痛苦的事情了。中国旧时有一本极薄的私塾启蒙读物，叫做《千字文》，其中有一句：“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这个“藏”字，对老年人来讲，还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总而言之，老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问，无论如何，前人梁章钜能有将这些老年人势所难免的，习见为常的，遂不以为是新鲜的生活现象，凑在一起，汇总起来，便有点意思了。也许这些人生的观察，对早晨八九点钟太阳的年轻人来讲，是不会当回事的。但对照自己，反顾他人，莞尔之余，细细琢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不禁惕惕然有同感矣。
梁章钜（1775-1849），字闳中，晚年自号退庵，祖籍福建长乐，长于福州。嘉庆壬戌（1802）进士，历任军机章京、礼部员外郎，后放外任，长期在外省担当要职，先后为江苏按察使、山东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护理江苏巡抚、甘肃布政使、广西巡抚，兼署两江总督。他与林则徐，既是同乡，又是挚友，鸦片战争时他任江苏巡抚，亲自带兵赴上海县，协同守将陈化成抗敌御侮。看来，他既是能干的疆臣大吏，也是忠忱的爱国志士。
清代正途出身的大员，与那些不学无术的买官捐班滥竽充数者不同，与那些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托庇祖荫者也不同，都有较高的学术素养，较深的文化造诣。文化这东西，学问这东西，那是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可不是像过去前门八大胡同里卖给嫖客的金枪不倒，像现在某些干部公事包里掖着的伟哥一样，吞到肚里，立时三刻，就能起效的。所以，就文人而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那他的文学年龄，更是屈指可数了。
道光壬寅年（1842），他因病辞官以后，无论退居家园，还是浪迹天涯，“无日不与铅椠相亲”（卷一《浪迹》），专心从事著述。不像那些无一技之长的官员，致仕以后，百无聊赖，惶惶然不可终日，坐以待毙；也不像那些文学年龄终止的作家和诗人，写不出来硬写，和拉不出屎来硬拉一样的痛苦折磨着。他活得很从容，很宽松，不但勤于笔耕，敏于观察，而且手不释卷，注疏解证，先后著有《归田琐记》、《枢垣纪略》、《浪迹丛谈》及其他《文选》、《三国志》、《论语》旁证等书。
这篇关于老年人的《十反》，收于《浪迹三谈》卷三。当系梁章钜晚年之笔。一个文人，到了垂暮之年，不讳言其老，记下了这个老，承认了这个老，也就很值得尊敬的了。
新陈代谢，为万物生长的自然法则，所以，人生的加减法，文学的兴衰史，谁也无法回避，谁也不能例外。老是一种正常现象，一个人，总不老，或者，总不想老，或者，总不承认自己老，或者，总是在那里装嫩，装少壮，装朝气蓬勃。殊不知在文学年龄上，早就呈植物人状态了。如拉架的老黄瓜种，抹上再厚的绿漆，是无法与顶花带剌，与刚从大棚里摘下的鲜嫩黄瓜相比的。
老，就得承认老，就得服气老，人们尊敬你的年龄，尊敬你的资历，尊敬你过去的成就，尊敬你的好脾气，好性格，好人缘，好风度，不等于尊敬你现在的文学状态。无论如何，那些过时的，过气的，倒嗓的，老掉牙的，属于你那个时代的文学观念，也许曾经光明过，光亮过，或者光鲜过，甚至光棍过的，但明日黄花的东西，属于历史，而不再属于今天，就没有必要既折磨自己，更在折磨别人了。
尤其，老年性别扭，演变成老年“性别扭”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想与美女作家，或虽甚不美，但也聊胜于无的亚美女作家，保持着零距离的接触，那种掉毛老公鸡式的肉麻多情，老实说，这世界上最难看的脸，莫过于那些老先生见到女士时的一对七老八十的眼睛，于晦暗木然中进出的一股邪光了。
每见类似的病态表现，就会想起写《格列佛游记》的英国文豪江奈生·斯威夫特先生，曾经说过的至理名言：
他的话开头，是这样的，“当我老时，愿望如下……”
不混在年轻人队伍里头，除非他们专诚邀约。
不随便施教，也不随便麻烦别人，除非对方切求自己。
不夸耀年轻时的英姿，力量或如何受女性欢迎等等。
不听谄言，也不要设想自己会蒙年轻女子的青睐。
不乖戾，郁闷或猜疑。
不鄙薄当代的作风、情趣、时尚、人物、斗争等。
不严厉对付年轻人，但接受他们青春的愚昧和缺点。
不多言，也不多讲自己。
不肯定事情，也不固执。
江奈生·斯威夫特（1667-1745），也是一位活了七十八岁的英国老作家了，读了他这一系列的“不”，想想我们自己，难道不应该对他的这份睿智，这份明达，这份警醒，这份坦荡，表示敬意吗？
也许，真是可以引以为座右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