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没有高鹗的黛玉之死，大概也就没有《红楼梦》的今天。
如果说《红楼梦》是一部写死亡的书，肯定不会被认同的。
但这部小说中人物死亡个例之众多，之频密，不仅是中国文学之最，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
如果有“死亡文学”这样一个概念的话，那么，《红楼梦》就是此中示范的经典之作。
在前八十回中，曹雪芹写了：
冯渊之死；
贾瑞之死；
秦可卿之死；
林如海之死；
金哥与守备之子之死；
秦钟之死；
金钏之死；
鲍二媳妇之死；
赵国基之死；
石呆子之死
贾敬之死；
尤三姐之死；
尤二姐之死；
晴雯之死……
在后四十回中，高鹗续写了：
张三之死；
司棋之死；
潘又安之死；
元春之死；
王子腾之死；
林黛玉之死；
吴贵媳妇之死；
夏金桂之死；
贾母之死；
鸳鸯之死；
何三之死；
妙玉之死；
迎春之死
赵姨娘之死；
王熙凤之死……
据以上不完全统计，男性死者十二人，女性死者十八人，特别其中年轻女性十六人，占绝大多数。看来，美丽成了她们的宿命，美丽也使得她们加速地香消玉殒，所以，这部《红楼梦》，也是一部最成功，最感人的描写封建社会中女性悲剧命运的史诗。
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美丑善恶，歌哭笑唱，为地球上人类的基本状态，也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文学的来源。中外古今，所有作家，无不从这个源头，敷陈演义出来自己的作品。
因此，生存和死亡，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写的“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on”，这个极其严肃的命题，理所当然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作家，只会写生存，不会写死亡，大概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作家。同样，那些文学大师，在他们的作品中，所写出来的精彩绝伦的死亡，总是让我们对其悲天悯人之心，对其关注人类生存和命运的高尚情怀，不由得肃然起敬。
在中国文学史上，除了这部《红楼梦》外，新文学运动的创始者鲁迅先生，也是致力于探讨人类生存和死亡这样严肃命题的文学家。他的阿Q之死，他的祥林嫂之死，对于封建社会中最底层百姓悲苦命运的揭示，以及对被压迫的中国人排着队走向死亡的控诉，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最早接触到这个命题的代表作。
他在《呐喊》一书中，《药》、《明天》、《白光》等篇；在《彷徨》一书中，《孤独者》、《伤逝》等篇，都有涉及死亡的情节和描写。他的第一部结集出版的著作，甚至用与死亡最为相关的字，“坟”，作为书名。可以说，鲁迅先生在这个领域中，其启蒙作用，其率先精神，其卓越成就，具有开创一个新时代的历史意义。
然而，被红学家奉为至圣先师的脂砚斋，对曹雪芹结构其全书悲剧精神，在人物的死亡设计上的深思熟虑，缺乏最起码的关照，以极其世俗的凡庸的观点，对待曹雪芹的精心经营。同样，鲁迅先生这种开创性的努力，也一直被文学理论的研究者，被文学史的撰写者忽略过去，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没有办法，中国有许多自以为是的“明公”，总是以他们那狗尿苔的可怜高度，来解读参天大树，总是以他们那井底之蛙的视野，来度量外边的世界。司马迁曾经讲过一则“卞和献宝，楚王刖之”的故事，碰上这种无知还装出识货的角色，你就抱着玉，他们也只当八十斤面做的寿桃，废物点心一个，碰上这路人，你只好认倒霉，你只有呜呼哀哉一途。
因为，这类妄议大师的脂砚斋式人物，实在是非常可恶的。他们拥有讲台、刊物和报纸版面；拥有协会、机构和抬轿者；拥有麦克风、话语霸权和放屁的自由。只好看着他们跳，由着他们去跳，一直跳到不能再跳，跳到伸腿瞪眼才会收手。而且弄不好，躺进棺材里，也不让人安生的，脂砚斋至今阴魂不散，老搞出些附体还魂的名堂，搅得四邻不安。
不过，无论如何，俗话说，死了死了，死大概也就算了了。死亡这个大题目，值得作家关注和投入。由于，死是情节中最高的悬念，死是故事中必然的高潮，死是任何人都不能承受的强刺激。死，对这个死者来说，既是否定，也是否定之否定，这个存在着变数的结局，自然也是永远的话题。因此，死亡常常是中外古今作家使用的最重要的杀手锏。
曹雪芹的《红楼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开卷之初，先声夺人地写死亡场面，两位大师都是不惜笔墨，极尽渲染之能事，铺开全景场面，大撒手放开写去。曹写秦可卿之死，是从第五回写她出现起，“因东边宁府花园内梅花盛开”，显然是早春季节，到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墙上皆用稻茎掩护，有几百枝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应该是下一年的春暖花开时节。在小说故事的时序上，正是一年工夫。脚本过渡时间的长短，还不足以说明作家的投入程度，只有从小说篇幅上，约占曹雪芹所写八十回的四分之一弱，才能体念到大师的用心之重，关注之重。
托尔斯泰同样，在全书的第一卷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写了安娜·舍雷尔的晚会，随后是劳斯托夫家的命名日庆祝活动，宴会，舞会。接着，便是别竺豪夫伯爵之死。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两位大师竟同样通过一个人物的死去，使整个小说故事的进展起了转折性的变化。要说巧合还毋宁认为是腐朽的贵族社会中的必然现象。这两个人物——秦可卿和别竺豪夫——虽然一为娇艳的少妇，一为垂暮的老人，但都是极其重要而且受到尊敬，可多少又有些不佳的声名，但人们仍旧不得不执礼甚恭的角色。
这种巧合也太奇妙了。
秦可卿的公公贾珍，“哭得泪人儿一般”，这公公与儿媳的关系，多少写得暧昧。而彼尔是别竺豪夫的私生子，则毫无遮拦地全盘托出，一点也无顾忌。两位大师不约而同地写了死亡，但着眼点不同，虽然都无意去历数死者的行状，把笔触指向围绕死人的活人。托尔斯泰意在遗产的争夺，彼尔命运的转变，伐西里王爵和那个安娜·米哈伊罗夫娜对财产的染指之心。而曹雪芹则通过秦可卿之死，王熙凤办理丧事，直到弄权铁槛寺，把荣宁二府的上下左右的利害复杂关系全面呈现在读者眼前。
江湖河海，总是会由水来沟通，大师与大师，大概由于心有灵犀的原因，也会不约而同相应的。
于是，不论是好死，还是坏死，不论是该死，还是不该死，不论是人生辉煌的结束，还是一辈庸碌的终点，不论是过客匆匆的结束，还是恶贯满盈的下场，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死亡，都是作家笔下考量的着力点，也是作家才能表现的竞技场。
应该说，死不难写，但要写好，确也不易。道理很简单，既然有千千万万的生，必然也就有千千万万的死。想写得与人不雷同，不重复，不撞车，不蹈他人或自己的覆辙，那是很难的，而要在这个基础上能写出新意，翻出新声，别出蹊径，开创出前所未有的生面，那就是更难更难的事了。
在这里，西方文学名著中那些经典的死亡场面，总是让我们难以忘怀。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死；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死；
哈代的苔丝之死；
斯汤达的于连之死；
梅里美的《卡门》里，那位茨冈女子的死；
小仲马的《茶花女》中，那位交际花玛格丽特的死。
所有这些文学中的死亡，无不给中国读者带来灵魂上的极大震撼，和掩卷以后久久不能平静的心。
尤其，法国的大作家雨果笔下的死，《巴黎圣母院》里那个极美丽女子和那个极丑陋男人的结局，更是有文学以来，将死亡写到极致地步的最精彩一笔。
雨果在此书卷首的序言中，语出惊人地讲他不久以前，在那座大教堂两幢钟塔之一的暗角里，注意到一处墙壁上，曾经有人在石头上，不知费了多少时间和力气，大概是用手指，生生抠刻出来的希腊文单词ANArKH。
这些字母里所铭刻着悲惨的、宿命的意味，深深地打动作者的同时，也打动了我们这些异国的读者。然后，在全书结尾处，读到下面这个细节，绝对会倒抽一口冷气，浑身战栗，错愕万分，惊心动魄，叹为观止。
在地窖里，人们发现了两具尸骨，一具把另一具抱得很紧。一具尸骨是女的，紧抱着的那具尸骨是个男人。人们想把他同他紧抱着的那具尸骨分开，他就倒下去化成了灰尘。
将死亡写到如此刻骨铭心的程度，真是令我们对大师手笔的不胜讶异和万分钦佩，打心眼里向这位文学大师起敬。
然而，从鲁迅先生开始的新文学运动，至今快八十年了，很抱歉，类似的阅读惊奇，还真的没有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体验过。已经故去的前辈作家，也就不去理论了。当下健在的写畅销书的同行，那种令读者付之阙如的空虚感依旧。要是说他们笨，显然是不准确的，这世界上别人玩的文学花样，俺们还有没玩过的牌吗？要是说他们懒，显然也是不准确的，这世界上可有另外一个国家，年产数百部长篇小说，数干部中篇小说，数万篇短篇小说的吗？只有一种可能，他们太快活了，过着神仙也似的日子，用下体写作或者写下体，是不会想到死亡这个概念的。
因此，在《红楼梦》中，第十三回：“如今从梦中听见说秦氏死了，连忙翻身爬起来，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觉的‘哇’的一声，直喷出一口血来”的细节；第七十八回那魂牵梦萦，情真意挚，浮想联翩，洋洋洒洒的《芙蓉诔》；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阁成大礼”，第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的那种反传统的触目惊心的死亡写法，在白话文运动八十多年以后，中国新旧两代文人，还没有写出来能超过曹雪芹和高鹗有关死亡的精彩篇章。
当然，也应该看到，中国人对死亡，是避讳的，因为想到的，马上是地狱，是罪孽，是祸祟，是天惩；西方人对死亡，是敬畏的，认为死是庄严的，神圣的，上帝的宠召，死者的尊严是不容亵渎的。这种本质上的不同，理念上的差异，反映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以死亡为题旨的创作，从来不是很主要的部分。
中国的旧时文人，在孔子“不知生，焉知死”的指导思想下，在小农意识的极端现实主义支配下，在小市民的市侩主义的庸俗氛围中，在大团圆视之为农耕社会最高境界的写作原则下，死亡这个命题，不是一笔带过，就是略而不提。
于是，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红楼梦》，如果不是惟一，也是少有的直面死亡的不朽著作，表现了曹雪芹那种大师的胆识、才情、创造力和对生活的真诚。尤其高鹗，差不多被所有奉脂砚斋为宗祖的红学家唾弃的，并斥之为“狗尾续貂”的“可恶”之人，如果没有他在上述第九十七回、第九十八回所坚持的悖背中国人阅读习惯，反其道而行之，将林黛玉一定死在薛宝钗出阁的那刻，将小说推向高潮，使小说达到无可置疑的不朽。这就不简单归之为高鹗的勇气和胆识，而是他绝不弱于曹雪芹的睿智才华的超人表现。
如果曹雪芹地下有知，会向兰墅先生脱帽致敬的。
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中的孔明之死，关羽之死，刘备之死，也是写得相当出色的，同样为不可多得的文学精品。但是，那部“七实三虚”历史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本身所提供的丰富资源所决定的。孔明、关羽、刘备的死亡，是史实的必然推演，并非主观的完全虚构，虚和实，有所遵循和无所凭依，对于作者的想像力，创造力，其能量负荷是有着很大不同的。
曹雪芹在构思这个大家族瓦解过程的长篇小说时，势所必然的死亡，也就是那些妙龄女子的香消玉殒，是作为他这部作品的故事中轴。落笔之初，开宗明义，他即清清楚楚地表白了：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因此，他“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守着贫穷，用生命来写作的动力，正是这些美丽女子的悲剧死亡，使他无法任其泯灭。而我相信，这三个女子，秦可卿、晴雯、林黛玉，所以是这个故事轴线上的重中之重，因为，恰好代表着一个男人的性的启蒙期，情的萌芽期，爱的发生期，相继而至的青春阶段全过程，可想而知，她们的死亡，是如何牵动着作者的心，也就必然成为书中的精彩篇章。
在《红楼梦》中，最深刻，最感人，也最是构成这部著作不朽者，莫过于晴雯和黛玉的美丽死亡了。
晴雯之死，从第五十一回“胡庸医乱用虎狼药”起，到第五十二回“勇晴雯病补孔雀裘”，到第五十三回晴雯驱逐坠儿，时为冬天，第七十三回晴雯生计，让宝玉装病，应该是转过年的秋末。接下来的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至第七十七回“俏丫环抱屈夭风流”，至第七十八回“痴公子杜撰芙蓉诔”，一步一步使这个某种程度上是林黛玉影子的美少女，死不甘心地走向生命的终点。
林黛玉之死，从第九十四回“宴海棠贾母赏花妖”起，其中贾母说：“这花儿应在三月里开的，如今虽是十一月……”时已入冬。至第九十六回“瞒消息凤姐设奇谋泄机关颦儿迷本性”，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阁成大礼”，第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一气呵成，贯穿直下，波澜起伏，扣人心弦。死亡的阴影，徘徊不去，生命的挣扎，难以放弃，情爱的幻灭，撕肝裂肺，决绝的别离，无法割舍……至此，我想高鹗会掷笔一呼，庶不致辜负芹溪先生了。
写贵族，大概还得贵族来写，若干年前，在莫斯科，那还是苏联时期，接待我们的苏联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协会所据有的这幢庞大建筑，是《战争与和平》小说里那位劳斯托夫伯爵的大宅子。我们有时在那里吃俄式大餐的餐厅，正是当年那个在“圣纳塔丽节，也是伯爵家两个名叫纳塔里的人（母亲和最小的女儿）的命名日”用来跳舞的大厅。不禁感慨，写贵族，还是像当下为贵族的托尔斯泰，和过去为贵族的曹雪芹，更在行些。正如《战争与和平》只能在托尔斯泰笔下产生一样，《红楼梦》只能由没落得无可再没落的贵族曹雪芹，和“闲且惫矣”能沾上一点贵族边的高鹗来完成，都是上帝的安排。
也许有的作家，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勇气鼓舞下，敢于尝试全然陌生的一切，但腿上泥巴和牛屎还未洗干净，要他来写荣国府的老爷太太们，写大观园的小姐丫环们，估计难度要大得多。这也是除高鹗之外，所有续《红楼梦》的作家，总是遭人唾弃的根本原因。一个小家碧玉，一个柴火妞，一个外来的打工妹，纵有满腹才情，与潇湘馆，与蘅芜院里的小姐们也是无法交流的。
甚至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已非贵族的张爱玲，她自身具有的，她笔下自流的，昔日上海的闺秀丰采，旧时洋场的仕女风韵，也不是那些东施效颦者能够学得酷肖的。六世佛祖曾对其弟子摩诘说了一个偈：“未得神髓，无功而返！”如果与身世，与家门，与教养，与品位，与血液里所谓上流人家的基因，相联系着的丰采和风韵，居然像大饼油条那样满街皆是，唾手可得，也就谈不上神髓之难求了。
这就是说，在这“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的“太虚幻境”之中，在这“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的“孽海情天”之下，那全部的精神的死亡，异秉的死亡，情感的死亡，美丽的死亡，只有曹雪芹写，只有高鹗续。
说《红楼梦》的主旨为死亡，难以被人认同，其实，《好了歌》所唱的“好即是了，了即是好”；《飞鸟各投林》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都是演义开来的死亡。甚至主人公最后成了一个“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的出家人，那个原来的富贵公子不也等于死亡了吗？
还是归结到丹麦王子哈姆莱特那句名言上去，“活着，还是死去，这还真是一个问题！”由此来读《红楼梦》，又有另一层意思，不妨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