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伊斯特拉赫是和海菲茨一样让我深爱的小提琴大师，他本来同阿姆斯特丹和皇家音乐厅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不过是常常被邀请来这里举办专场音乐会的前苏联小提琴大师。然而，1974年10月24日他在皇家音乐厅举行了专场音乐会后因疲劳过度导致心脏病复发，在这里撒手人寰，成了当时震惊世界文化界的大事件，也把他和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拉上了永久的关系。在这里售票大厅的一个角上，专门永久地为奥伊斯特拉赫设置了一框专栏，里面详细回顾了那场悲剧的前前后后。更不可思议的是，自从奥伊斯特拉赫在这里撞上了死神以后，阿姆斯特丹就好像成了许多音乐大师的图坦卡门魔咒4，接连着竟有好几位著名的俄罗斯音乐家来这里演出期间也撞上了死神；一时间弄得一些年事稍高的音乐家都不敢来这里演出。
说起海廷克，我在八十年代最早买到的一套贝多芬五首钢琴协奏曲加上合唱幻想曲（ChoralFantasyincminor，op.80）的CD片就是他指挥的；特别是后来听了许多他指挥的马勒交响乐，对他的好印象与年俱增。海廷克是门格尔贝格以后对皇家音乐厅和其管弦乐团贡献最杰出的指挥家，从1963年至1988年整整二十五年，他在这里默默耕耘。遗憾的是我在荷兰的那几年里，他偏偏去了美国，以至于竟然没有在阿姆斯特丹听到他的音乐会。海廷克其貌不扬，不修边幅，甚至还有点儿荷兰渔民后代的土气，但更有荷兰风格的务实和扎实。从他的身上找不到一丝一毫那种卡拉扬式的炫耀和霸气；但脾气还是有的，特别是八十年代初经济不景气，荷兰议会决定要削减给音乐厅和管弦乐团的补贴，差点导致二十多位优秀音乐家不得不离职。海廷克愤然以辞职表示抗议；最后还是荷兰议会做出了让步。
她们也应有社会尊严
前文提到了那举世闻名的阿姆斯特丹红灯区，这也许是可以体现荷兰社会宽容的又一个重要切入点。宽容和放纵是两码事，这种宽容其实也体现出了某种政治智慧，能够走出对待性问题的虚伪外衣和传统偏见。这种宽容使得性服务这样一种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悠久的古老职业也得到了比较合乎情理的对待和更为有效的管理。
荷兰兴旺的性服务行业同其自古以来发达的海运业有很大的关系。作为以“海上马车夫”起家的世界大国，在荷兰各个大海港自然就会有大量的海员水手进进出出。海员水手是最难得到“性福”的群体，这种出于男性荷尔蒙所催化出来的自然需求，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也未必就像有些正人君子们所指责的那么肮脏；更何况那些家里有着三妻六妾的道貌岸然的达官贵人们不也常常光顾这种场所吗！说到这里，不禁会联想起托翁小说《复活》里那位在法庭上义正辞严地起诉玛斯洛娃而半夜里却处处寻花问柳的监察官，这才该叫作男人的肮脏。用当代经济学的时髦语言，可以说是发达的荷兰海运业为阿姆斯特丹的性服务行业提供了客观的“刚性需求”。
不仅如此，宗教在对待性问题上面近乎荒唐的虚伪，也为红灯区的“合理”存在提供了间接的理论依据。
按当代性问题专家的观点看，性自慰行为是自然和无害的，也是古往今来无数男男女女们，甚至于像牛津、剑桥神学院里那样最受到清规戒律约束的学子们常有的自娱行为。如果以现代专家们的解释，那么，古代水手们在专横的自然法则让他们“忍无可忍”之余是完全可以用自慰的方式——同虚伪无缘的尼采就公开承认是这样——“自我纾解”的。可惜古代的水手们没有来得及听到如此振奋人心的福音，因为至高无上的教会是谴责性自慰的，甚至认为那是“比通奸更为严重的罪行”。多么荒唐吓人的大帽子！在那虔诚的中世纪，肯定会有很多水手们不敢越雷池一步，而那些越雷池者们也肯定会背着宗教的负罪感。所以说，红灯区应该是他们避免“比通奸更为严重的罪行”的最好选择。
恕我离题几句。莎士比亚也反对“自我纾解”的；他甚至于把他的看法写进了他的十四行诗。我曾提到过那本大学时代从福州路外文旧书店里淘到的一本莎士比亚全集，它一辈子跟在我的枕头边。坦白说，那十四行诗开头有几首我一直没有读懂过。比如那第四首开门见山的两句：
Unthrifty loveliness，why do stthouspend
不懂得节俭的心上人呵，你怎么可以
Up onthy selfthy beauty’slegacy？
对你自己浪费你美的遗产？
真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直至到了欧洲，我从鲁汶大学图书馆居然借到了全套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朗诵唱片，并借到了一本详细分析的书，这才让我恍然大悟！原来那位被诗人所钟爱的男性美人——大概是当时的南桑普顿伯爵——也犯有天主教会所说的“比通奸更为严重的罪行”。原来如此！这样，我也许可以把这两句诗翻译得略为透明些，至少可以让人看懂。
Unthriftyloveliness，whydostthouspend
不懂得珍惜的心肝宝贝呵，你怎么可以
Uponthyselfthybeauty’slegacy？
在自己身上浪费把您的美传宗接代的精华？
莎士比亚显然希望他那男性美人的朋友不要拒绝生育，而应该将他的美貌传给下一代；而且认为性自慰是对宝贵遗产的不正当的滥用，是消耗自己的宝贵财富。
离题了，还是言归正传。对于红灯区这个话题，我曾和荷兰同事朋友们有过深入的讨论；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都和我一样，是作为旁观者以认真客观的态度去看待这个社会宿瘤的。他们都一致地认同政府的做法：既然这种千年的社会老现象你无法禁止它——所谓的禁止都是自欺欺人的，不过是把它逼入地下状态和秘密状态而无法管理——那么还不如让它公开和合法；这样，政府才可以有效地加以控制和监管；特别是有效地对梅毒之类性病和艾滋病加以控制。在荷兰红灯区的性服务女子，也包括少数性服务男子，都必须持有合法的营业执照，必须服从规定进行定期的性病和艾滋病检查，以保证红灯区不会成为传播和蔓延这些可怕疾病的温床。这种健康上的安全保证，也反过来成了荷兰红灯区最大的招牌。但这些措施能否有效地执行，或者说能够执行到什么程度，就难说了。政府要收税，但这种交易却很难有据可查，不是说要保护隐私么？
具有人道意义的一面是，这种合法的管理也给予这个性服务群体应有的社会尊严；她们也是正常的“人”！
从对待红灯区的处理办法，可以看出荷兰社会独特的价值观，也可以由此去进一步理解荷兰政府对待安乐死、毒品、同性恋婚姻等等敏感问题上很前卫和富有争议的宽容政策；这并不是不负责任的放任。他们很少用那种外交辞令式的辩护去回应种种的责难，而是耐心地阐述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对这些敏感问题的理解，让人们不至于把安乐死简单地理解为随便让医生去剥夺垂危病人的生命，更不是说在荷兰到处都能随便合法地买卖毒品。
安乐死在荷兰的合法化——尽管受到某些人道组织的谴责，却受到了更多有识之士的肯定。世界上许多地方、特别是美国的一些被痼疾折磨得生不如死的病人，都设法到荷兰申请安乐死，这难道不是一种肯定吗？对一个病人而言，如果“生”对于其本人而言已经成为一种永无休止的折磨，却仍然要以人道的借口剥夺其安乐死的权利，那会是多么虚伪！巴金先生在撒手人寰前被病痛折磨了那么长时间，他是多么向往能够安乐死啊！
争议非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和不了解，可怕的是偏见和拒不了解。当然，理解荷兰政府的做法，并不等于主张其他地方也应该这么做。荷兰能够行得通，不等于在亚洲也行得通。
总想避免多提我们老祖宗的不是，但既然谈了荷兰的红灯区，也就不得不说说老祖宗们在性问题上的虚伪了。首先，中国古代的饱学之士们总习惯于把从男人们自己身上洗下来的脏水臭水一股脑儿地泼在被他们糟蹋过的女人身上，并为他们取了个侮辱性的名称：妓女。泼脏水的也包括女性们自己，特别是那些有地位的女性。但那些爱嫖妓、召妓的达官贵人们却可以和歧途无关；岂但是无关，还可以入书入诗入词。其实，人们习惯于从言辞上糟蹋妓女的原因往往并不是因为真的恨妓女，而是出于为自己洗刷开脱，避开嫌疑。当然那些能把妓女写进书，写入诗和词的文人们对她们是同情的。所以，在中国古代有关性文化的历史里，可以看到两条平行不悖的长流：一条在骂，一条在唱；而唱的声音远比骂的更有声有色。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听熟了京剧《玉堂春》里那段妇孺皆知的西皮流水；小说传奇多得无以复加；真实的才子佳人的历史逸闻更举不胜举：唐代白居易到了七十多岁还常常召妓，李白、杜牧、温庭筠都是常客；那位八岁时就曾经对她的父亲吟出“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的唐代名妓薛涛，就曾经倾倒过无数诗人，其中还包括了白居易、元稹、杜牧和刘禹锡等大诗人。薛涛用的信封信笺被称之为“薛涛笺”，到今天还是成都的文房名产。到了宋代，去歌楼妓院更成了文人雅士们的时尚，就连名声极好的苏东坡和陆游也都没有回避它；至于柳永、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著名词人则几乎是长期泡在春梦里。明末清初有气节的名妓如李香君、柳如是、卞玉京等则长期受到人们的怀念。清末民初时期也一样，才子名人光顾佳人的风气毫不逊于明末清初，就连孙“博士”这样的大人物也毫不回避，蔡锷将军的风流韵事更被搬上了舞台银幕。纵观下来，说我们中国人对待这些女子不宽容似乎也说不通。
在中国，历来在对待同样一桩事情上面，会因为名声地位的不同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对高官名流和歌楼名妓总可以网开一面，可以有“免罪符”；而对待社会底层像柏子（沈从文短篇小说《柏子》中人物）和码头边女子的“那种事情”，一旦被抓住，那就是千夫所指、万人共唾了。更奇怪的是，古往今来，中国民间对于捉奸之类行为其兴趣之浓几乎是匪夷所思。我一生中就听到见到过许多这种闹剧，从祖父年代的东亭镇到民国时代的“江南模范名城”，从陪都时期的重庆到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从四清时期的农村到“文革”时期的五七干校，那种捉客和看客的疯狂热情，可以让人倒吸一口冷气。当时我一直在假设，如果鲁迅先生的阿Q在场，他一定也是捉客和看客里的佼佼者；尽管他自己在被“专横的自然法则”弄得“忍无可忍”时也会跪在吴妈前面要求“我和你困觉”。
阿姆斯特丹红灯区内那一扇扇橱窗里亭亭玉立的“艳女”们自然同美德无缘，但也未必就是罪恶。有一点可以肯定，大凡在这里的“艳女”们，全都是为了生活，为了糊口，不可能是为了升官发财、飞黄腾达而来；所以从道理上说，她们比那些为了升官发财，为了大紫大红而不惜“性交易”的“名流”人物要强得多干净得多了。出卖自己的肉体算不得最肮脏；最肮脏的是出卖自己的灵魂。
从荷兰政府对待红灯区的处理上，我体会出这样一点：千万要看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恶！只要不是真正的恶，不管自己如何不能接受，至少应该保留一点宽容。当然，荷兰社会的宽容是一把双刃剑。不可否认的是，阿姆斯特丹仍然是欧洲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
荷兰的威尼斯羊角村
如果说荷兰人是欧洲最不讲究饮食的人群，那么还可以说，他们也是最不喜欢游览观光的人群。就在艾瑟尔湖东岸，有一座被称之为荷兰威尼斯的羊角村（Giethoorn），每年有许多外国游客成群结队蜂拥而来，唯独荷兰人自己却毫不在乎，没有人会有念头前往那里看看；尽管许多人冬天爱去那里溜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