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动身前，曹健华与张苏平秘密会见，曹健华认为：经过“二一七”反动政变，中共111师工委领导的秘密组织摧残殆尽，能够幸存下来的也很难开展工作。山东分局早就指示撤退，这是正确的，应该贯彻执行。张苏平这时已离开参谋处，派往干二队教书，他不同意曹健华的悲观论调，他认为：有常恩多在，东北军111师们有希望，曹健华说：“二一七”政变前，我就向他建议，撤换孙焕彩、刘晋武，他不接受，结果，坏了大事，现在全国反共高潮来临，他是不是有些动摇？张苏平坚决反对，说：西安事变后，孙铬九刺杀67军军长王以哲，政治形势那么恶劣，常恩多没有动摇，东北军一些唱高调的人都哑巴了，对“左”派避之唯恐不及，只有常恩多向王再天提出：要一个共产党员给他当秘书，王维平和我们俩，都是那时候派进来的，他知道我们的政治身份，我们三个人都走了，他会失望的，他会以为共产党放弃他了，我们决不能全走，你走吧，我不走，常在张在，我是铁了心了。竭尽全力，坚持到底。这时李政宣夫妇已调师后方留守处工作，师工兵营的3个党员：翟仲禹、王健、孙健昌被短期扣押，同样查无实据被释放，相继撤出，到八路军山东纵队报到，333旅旅部特务队被解散，队长刘准等共产党员，进步分子纷纷借机撤退，前往刘杰的补充团，即112师667团拉出来的两个连，在中共领导下发展起来的新部队，李福海去了补充团再次返回时被捕，英勇就义，666团排长胡铁男、民先队员被人告密后遇害，665团中校团附管松涛（中共党员），借去鲁苏战区受训之机，安全撤出。665团一些进步分子，如担架排长周克古等人，亦相继撤走，投奔了补充团。666团中校团附兼333旅军士队长彭景文、副队长杜荣民亦被扣留，不久释放，仍居原职，但已不受信任。中共111师工委原有百余秘密党员，再加上万毅从112师带过来的秘密党员，高达200人左右而今却所剩无几了。
洪图失去了党的关系，他记住“九二二”锄奸前准备撤退时的交代：要做一个抗日的正直的公民，他的代号是“亥”，如有机会，他将以此接上党的关系。
洪图判断：原译电员张苏平可能是中共党员，还可能是党的领导人。张苏平是北平朝阳大学的，和王维平一起，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他和宣传队女队员李倩有恋爱关系，李倩和他同一个支部，一个女共产党员的爱人不可能是非党分子。张苏平与他同住石场村，他对洪图很热情，无话不谈，但，一涉及组织关系，他就装糊涂。
东北军已走向反动，与八路军关系由友好转为敌对，331旅旅长孙焕彩竟派662团书记孙锄非，以理门捧斋会关系，拉拢驻黄墩的八路军独立营营长朱兴斋，此人本是惯匪，混迹于人民武装里，包藏祸心已久，得到孙焕彩的支持，于1941年3月2日叛变，先后杀害八路军干部28人，逮捕260余人。由孙焕彩串通陶景奎，申报鲁苏战区，朱兴斋所部改编为游击独立一支队，朱兴斋任上校支队长。4月中旬，山东纵队2旅北上讨伐叛军，陶景奎以“武装调停”为名，调333旅665团2营前往支持，4月14日在浮棚山一线向八路军发起攻击。打响了东北军111师“反共摩擦”的第一枪，结果，全线溃败。4月25日，陶景奎、孙焕彩不甘心失败，突然袭击日照县民主政府驻地沟洼，这里仅有一个新兵连，仓促突围，损失较大。几乎大部分被俘和伤亡。师政治部成立“荣归队”，将被俘官兵集中关押、迫害。
这天，师政治部主任龚晓清找他，给他看了一份八路军批评111师反共摩擦的传单，要他起草一份驳斥的文章，印成传单，广为散发，他不敢不接受这一任务，如有难色，会引起龚晓清的怀疑，接受下来，又十分为难，他不愿违心地起草辱骂八路军的传单，他愁眉深锁，伏在案前，无处着笔，他就去找张苏平，张说：“你就给他瞎写。”一语道破，顿开茅塞，洪图返回住处，写了一篇前后矛盾的文章交差，第二天早上，龚晓清找他去，批评他写的不该站在东北军立场上，而要站在中央立场上，怎么为“西安事变”开脱，那是张学良“劫持统帅”的罪行，接着他取出几张毛边纸，有他亲笔写的痛斥八路军的传单底稿，洪图大为赞赏：“主任，你写得好，很有力度，再熬两宿，我也写不出来。”龚晓清颇为得意，洪图心想：是你写的，与我无关，卸下了重担，松了一口气。
洪图经常去干二队、干三队访问老朋友，有一次，一个似曾相识的学员告诉他，661团中校团附李鸿德软禁在工兵营，洪图很吃惊，说：“661团不是今年初就去皖北领弹药去了吗？怎么他没有去？”这个学员说：“661团开拔那天，他病倒了，没有去。”洪图与李鸿德有过接触，他与八路军打假仗的事，在661团工作过的夏红英给他讲过，洪图与现任工兵营长王毅有过来往，他想找机会去工兵营看望李鸿德。碰巧，这天他去师部取新闻电报稿时，在纸房村街上遇见工兵营长王毅，他热情相邀到他那里坐坐，而李鸿德就软禁在营部，与王毅住处相邻，这就顺便去看望李鸿德。
李鸿德正在堂屋里看书，见洪图来了，笑容满面地给他沏茶，让坐，他说：“王营长很够朋友，来看望我的人，他从不阻拦。”接着说了干二队学员王裕怀、杨安甫等人都来看望他了，662团团长孙立基还给他送了部《红楼梦》。说起软禁原由，他说：“孙旅长说我是万旅长的红人，要想方设法整倒我。”
李鸿德侃侃而谈。说他因病留下，去了661团后方留守处。住到6月，孙旅长通知：营以上军官到旅部开会，李鸿德去了，还没开会，大家在院子里闲谈，有人在他肩膀上一拍，回头一看，是旅部参谋潘明山，孙焕彩的心腹，他把李鸿德领到门外，几个手枪兵过来把他围上了，潘明山说：“旅长命令，说你有嫌疑，不用参加会议了，请你到军士队走一趟吧！”就这样，李鸿德被关押起来了。隔了几天，潘明山到他关押的地方，拿出军法处一张供词，说：“宋穆成行刺长官，和你有关系，你看这份供词，旅长让你看看，你有什么可说的。”宋穆成是团卫生排的事务长，前不久，突然把他抓起来，关在师军法处，严刑拷打，责问他两条：一条是“你们团附上八路那里开会，你知道不？”二条是“行刺孙焕彩”。宋穆成挺刑不过，承认了第二条。在关押时，他托熟人给李鸿德写了封信，申诉自己的冤情。
李鸿德十分气愤，对潘明山说：“他既有告，我就有‘诉’，我要求面见孙旅长。若是信不着我，就把我绑起来，即或枪毙，也得让我说几句话。”没过几天，孙焕彩来了，问李鸿德和万毅的关系。李鸿德说：“万毅当667团团长，我是这个团的营长，我说没关系，人家不会信，人都是有感情的，怎么能说没有关系？现在万旅长犯嫌疑，还没成事实吧，即或是事实，往两头干的有的是，就是父子也不见得一个心眼吧？”孙焕彩被镇住了，转了转眼珠，狠狠问道：“宋穆成的案子怎么回事？他的供词你看见了吧？”李鸿德说：“我看了，不过他写的供词抖抖索索，事情真假不说，就算他的供词有效，是不是他写的字都有效？”孙焕彩一脸茫然，李鸿德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是宋穆成的亲笔，上面工整地写着：“实在挺刑不过，所说均非事实。”孙焕彩瞪大了吊死鬼眼睛，看了好几遍，一句话说不出来，李鸿德更加强硬地说：“宋穆成的口供有效，他写的亲笔信更加有效。信上的字规规矩矩，口供上画的‘十’字抖抖索索，不是屈打成招是什么？”孙又转问：“你们团里的政训员检举你，说‘李团附吃57军的饭，替八路宣传，’这是怎么回事？”李鸿德反问：“这太可笑了，说我替八路军宣传，请拿出证据。”孙焕彩坐不住了，忙说：“你歇着吧，我和陶参谋长再研究研究……”
李鸿德说：“我在旅军士队拘禁了一个多月，不知什么原因，又把我转到纸坊，软禁在工兵营里。”又说：“王营长同情我的遭遇，除了不能自由活动外，没什么不方便，我原来的警卫兵魏宝祥在照顾我，给你沏茶的就是魏宝祥。”
洪图听了，不胜惊叹：“又一件旷古奇冤！”他讲了义勇宣传队被集体关押的情况，又讲了原在661团工作的宣传队员的去向，王英才回苏州老家去，夏红英和周丕炎一起去了大后方。曹成镒跟661团主力去了皖北，带了很多本常师长撰写的《“九二二”锄奸运动前前后后》，到大后方去散发，现在情况不明。两人有说不完的话，最后依依惜别。
一天，忽来一勤务兵说：“参谋长请你。”洪图立时前往纸房，来到陶景奎住处，陶心情不错，难得闲暇要找洪图下盘围棋，勤务兵沏好茶，摆好棋盘、棋子，洪图执黑，谦虚地说：“参谋长高手，让我两子行不？”陶说：“那还行。”摆好座子，布好局明显看出陶景奎处于劣势，争角时，陶有一小块告急，洪图手下留情，没有杀死，仅多占一些空白，收官时洪图有意退让，最后算子，洪图小胜，但因执黑先手，可计成平局，陶景奎有了面子，笑容满面，接着留洪图吃饭，问了师政治部的情况，洪图不敢怠慢，尽己所知，一一作答。
又一天，洪图又被邀去陶景奎处，陶找出一堆文稿，要他帮助整理，陶讲：“山东能为我整理文稿的仅两个人，一个是省政府某科员，一个就是你。”洪图受宠若惊，连忙谦谢说：“参谋长高看我了，我哪有多少料，担此重任。”陶说：“你不要谦虚，你的文笔好，我注意也不是一天了，你们宣传队被扣押时，递上来的书信，我猜大部分是你写的，还有，薛秀写的那几封信，包括讽刺挖苦的那封信，也是你的手笔。薛秀不知好歹。”洪图连忙赔罪，责怪自己少不更事，冲撞参谋长，事后也很后悔，想给他当面赔罪，一直没找到机会。陶景奎笑了，说：“你无须自责，要没有这几封信，我还下不了留你的决心。当然，也不完全是这几封信，那一阵子，参谋处的几个参谋都来说情，夸你笔杆子好，人才难得。”又讲了点具体情况：“宣传队最后处理时，你的志愿是回家继续求学。龚主任很滑头，见我有留你的意思，立即改口，说洪图出身江南名门望族，书读的也好，不像南通的那帮学生，都参加过学生罢课，抗议游行，参加中共的外围组织，抗日先锋队，洪图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参加。参军后，少言寡语，宋主任夸过洪图，说洪图在665团坚决执行他的防共任务，洪图不是共产党。参谋长想留，我同意，就留在政治部吧，出版《阵中日报》还没有合适人，正好用得着，你就是这样留下的。”
陶又问：“你在哪个学校读书？”
洪图答：“震旦大学附属高中，震旦大学是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特别保守，男女分校，管理特别严格，动不动就记过，劝退，因此我们行动十分小心。”
陶再问：“听说你外语不错，是不？”
洪图连连摇头：“震旦大学附属高中，要学两门外国语：法文和英文，法国沈神父是我们的教务主任，经常讲，法语学好，可以直接去法国马赛大学，或里昂大学。可是外语学得快，忘得也快，现在已经生疏了。”
告辞回来后，将陶景奎的文稿做了些加工，分类、眷抄、装订成册，按期完成送去，陶景奎很满意，让勤务兵送来一罐炼乳，以资酬谢。
这些情况，被师政治部的一些人知道了，都啧啧称羡，以为洪图后台硬，少校秘书改变态度，不强调要与他合住了，另搬院子居住，勤务兵换了，改由洪图自便。
这时候的东北军111师蜷缩在甲子山里，各个驻军村庄，交通要道，山脉制高点，都修起了碉堡，665团团长张绍骞，在驻地修了两个大碉堡，一个叫“安内”，另一个叫“攘外”。师、团政训员们亲自涂写反共标语，大抓民夫，乱摊给养，似乎又退回到“十年剿共”时代。
袭击日照民主政府，影响很坏，日照民主政府刘县长亲自前来师部，要面见常师长澄清是非，被陶景奎粗暴地挡驾，并出言不逊。
此事传到常师长耳中，他强撑病体，从石场召来张苏平，要他派人与八路军讲和。张苏平说：“派谁去？谈成了他们听不听你的？师长养病要紧，我们知道这仗不是你要打的。”常恩多处于苦闷、病魔的折磨之中，在“二一七”反动政变既成事实面前，他难有作为；万毅被扣，他事前不知情，事后难干预；对老部下孙焕彩、刘晋武的倒行逆施甚为愤慨。对张绍骞的动摇耿耿于怀，但他仍有信心：“等我病好了，再和这些小子算账，现在有病，就是挺着。”
绵亘数十里的甲子山区，笼罩着令人压抑而又窒息的雾霾。
然而，火种还是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