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同步走出图书室的院子,许雪华说:“我请教了两个大哥,谢烟岩说,111师义勇宣传队是南通救亡青年组织起来的,其中不少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思想进步,是值得报考一试的,111师师长常恩多要求进步,谢烟岩曾被邀前往师部,与他讨论抗战形势和发动民众问题,谢与少校秘书王某认识,此人东北大学学生,是北平学生运动的骨干,他找我们到上海购买进步书籍。另一个是黄自强,他与57军政治部龚督察员熟悉,在57军政治部没有办不成的事,黄说:‘投考与否,关系不大,我写封介绍信,一准给面子。’”
洪图表示:“不想走黄自强的门路,此人党棍子,不能沾他的边,还是靠本事报考吧!”洪图和黄自强打过几次交道,标准的南方人,瘦瘦的,中等身材,脸上没有多少肉,颧骨很高,三十上下年纪。他并无腿疾,总带着一支藤竹手杖,说话时,特别是滔滔不绝训人时,会双手抓手杖,柱地而立。他说他是南京军校毕业的,上过庐山的军训团,他曾给洪图一些书阅读,厚厚的小本子,放在口袋里随处可读,全是蒋委员长有关“剿匪”的训话,洪图一看就烦了,国难当头,日本侵略者蹂躏了大半个中国,还要信奉蒋委员长的“剿共”经典,这未免太荒唐了,尽管黄自强言者谆谆,洪图却听者藐藐,他自小受家庭待人接物教育,表面上做到礼节周到,恭敬谦虚,对年长的黄自强从未流露不满之色,这使黄自强怡然自得,以为他为党国又培养了一个有为青年。
洪图没和他大哥洪旺商量,但他得到许雪华的支持,决定报考57军111师义勇宣传队,他在一座停了课的小学校课堂里笔试,写了一篇抗日救国的论文。他采用上海《时事新报》写评论的文风,夹杂新名词的古散文,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时论,他的毛笔字自成一体,他估计自己会得高分的。
许雪华背着洪图给谢烟岩、黄自强讲了洪图报考111师义勇宣传队的情况,谢烟岩大为赞许,黄自强不以为然,说:“洪图是个好青年,理应报考89军,不管怎么说,89军是中央嫡系,蒋委员长信得过的,57军是东北军,张学良的余孽,中央信不过的,你劝劝洪图,考89军怎么样?”许雪华口头应承,却没给洪图说什么。
00在等候发榜的日子里,两人关系更密切了,几乎无日不见面,无话不谈。许雪华说,她没读完师范中学,就辍学接她姐许月华的班,这份工作洪旺帮了忙,她们家对洪旺很感激,又讲她姐与洪旺的恋爱故事,两人一见钟情,难舍难分。洪旺隐瞒了他在扬州与他表姐小姑子订婚的情况,忽然一天,洪旺返乡结婚,她姐终日以泪洗面,一狠心远嫁天津,洪旺自感愧疚,对许家不断帮忙接济,弥补了这份人情,许雪华的寡母至今仍说洪旺的好话,说许家门槛低,攀不上这门亲事。许雪华曾问过洪图是不是像他哥一样,在家订了亲,洪图说:“小时在家提亲倒有几家,因我母亲开明,总说‘孩子小,不懂事,我给订亲,将来要受埋怨的。’”许雪华不胜赞叹:“母爱,伟大的母爱!”
(三)
这天,洪图去图书馆借书,他直接走进书库,在古今文学的书架上翻找他喜爱的小说,书库一层层书架,望不到边。隐隐约约、从高高低低的书丛中,看到隔壁一行也有人翻找书籍。许雪华坐在她的小办公桌旁与柜台外的一些人办理借还书籍的手续。
洪图只找了一本鲁迅的《两地书》就走近许雪华的办公桌,迎头碰见一个中年人捧着四五本书也来到办公桌前,这个人中等年纪,瘦瘦的,戴一副白边眼镜,裹着件灰色呢大衣,领口处见到脖子上散落的围巾。许雪华站了起来,招呼洪图说:“他就是我给你说到的谢大哥。《战报》副刊文艺版就是他编辑的,你的那篇短篇小说《闺怨》也是他给我介绍了之后我才看了的。”只见那个人放下手中的几本书,面露笑容,伸出手来说:“你是洪图吧!认识一下,我是谢烟岩。”洪图赶快迎上去,热烈握手。
走出书库,在阅览室里寻了个僻静处坐了下来,一阵寒暄后,谢烟岩说:“你的那篇《闺怨》是令亲尹记者直接推荐的,我接过来稿,见到你的署名劫生,我对这一笔名有印象,似乎是上海《文摘》杂志封面上的一篇文章,也是这个署名,那篇文章讲东北军陕北‘剿共’的轶事。”洪图大出意外,怎么谢烟岩也知道这篇文章,不禁肃然起敬,说:“那是我给上海密勒士评论报的中文报《大美晚报》副刊《夜光》投的稿子,今年四月刊登的,不料《文摘》杂志却以显目的封面文章转载了,它的题目是:《我所知道的东北军》,很荣幸,它竟渡过长江、运河,被你看到了。”谢烟岩笑笑:“你那篇文章写得不错,也赞美中国工农红军,说真话,那是不容易的。”他话锋一转,说:“我听许雪华讲,你和一帮小青年座谈,为在淞沪战场上蒙冤的东北军67军仗义执言,对一些反共言论公开驳斥,不愧是一个爱国进步的青年。我想问你,你对东北军的一些情况是怎么知道的?”洪图说:“去年冬天,扬州沦陷前夕,母亲给了我一些钱,跑到淮阴找我大哥洪旺,他那时在省立民众教育馆工作。我在大哥处住了一个多月,那时,淮阴有于学忠的绥靖公署,我听大哥的一些朋友闲谈,讲了东北军在陕北“剿共”的一些情况,我在上海《大美晚报》上写的那篇文章,就是根据这些情况写的。有些情况,如说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谈,东北军和陕北红军来往密切等等,将信将疑,我没敢写。至于那次座谈,东北军67军蒙冤事,上海许多人都知道为东北军抱不平,我早就看不惯国民党所作所为,腐败、媚日,排除异己。”
正说得热闹,没发觉许雪华坐在一边,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谈话。她插入一句:“谢大哥,洪图讲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谈,东北军与红军来往密切,是不是有那么回事?”这时已近闭馆时间,阅览室的人几乎走光了,就剩下这一角落里谈兴正浓的几个人。谢烟岩爽朗地笑了,说:“我比你们听的多一些,洪图将信将疑的一些情况,那是存在的。大家都知道,东北三省被日军侵占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还被蒋介石逼得下野出国。蒋介石想调华北的东北军南下‘剿共’,东北军不听调动,只好请张学良回国就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这才调遣东北军南下,接着追‘剿’红军到陕北,又调东北军入陕追‘剿’,那是碰到了强手,不足两个月,损失了三个师的兵力。最有名的是直罗镇战役,109师全军覆没,师长牛元峰自杀而亡,代军长董英斌被撤职,洪图投考的111师,与109师同属57军,有一个团临时配属109师。因牛元峰骄傲自大,怕别的部队分享他的战功,在直罗镇宿营后,急急忙忙让配属的那个团归还建制,不意翌日拂晓,红军伏兵四起,战斗激烈,109师全军覆没,111师紧随109师之后,现111师师长常恩多原是111师663团团长,增援未果,眼睁睁地看着109师全师溃败。战后,代军长兼111师师长董英斌被撤职,111师师长遗缺由常恩多升任。打这一仗时,张学良在南京开会,是‘剿总’参谋长晏道刚,蒋介石的心腹违背张学良意愿擅自指挥进‘剿’的。按惯例,‘剿共’受损部队都应得到补充,而蒋介石歧视东北军,却下令撤销这些部队的番号,张学良不能不想如此‘剿共’有无出路?东北军打光了,还有什么力量抗日、收复东三省?他不得不另寻出路,他从南京乘火车来到上海,探望东北知名人士杜重远,他正为《闲话皇帝》一文,恼怒日本,并被媚日的国民党政府关押判刑。因全国舆论的强大压力,移至虹桥疗养院软禁,张学良与杜重远相知已久,两人秘密会面,张学良坦率地讲了他的政治苦闷。杜重远批评了张学良过去的一套做法——相信法西斯,提倡‘领袖救国’,迷信国联,过分依靠蒋介石。杜说,为今之计,必须下决心改变过去的做法,走‘联合抗日’的道路,他特别指出:在东北军主力集结陕西、甘肃两省的情况下,有利条件有三:一、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央红军就在陕北,应联合起来作为依靠。二、陕西杨虎城,有抗日进步思想,他身边有一些进步分子可以合作。三、新疆盛世才,东北人,他与苏联关系较好,这个力量也可以联合起来。目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蒋介石再不抗日,也会垮台的。东北军决不能跟蒋介石走亡国之路,要利用上述条件走联共抗日之路,这是条活路。”
洪图、许雪华全都听愣了,他们只知张学良思想转变,但怎么转变的,一无所知。洪图问:“杜重远这番话,很有说服力,张学良的反映是什么?”谢烟岩说:“张学良同意,他对联合杨虎城、盛世才有把握,但联合中共无把握。张说:‘我想同人家做朋友,谁知道人家要不要我这个朋友?’杜重远说:‘中共是革命的政党,忠实于自己的主张,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会不计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洪图舒了一口气,说:“我就钦佩这样的人,杜重远创办《新生》周刊,登载了易水署名的《闲话皇帝》,日本借机挑衅,说此文侮辱日本天皇,国民党政府逼杜重远交出作者,以便惩办,杜一手承担此事,拒不交代作者的真名字,被判刑一年两个月。我就是这样喜爱《新生》周刊,其后是《大众生活》,我的思想就是从这时改变的。”
许雪华推了洪图一下,莞尔一笑道:“别打岔,听谢大哥讲故事,以后,张学良怎么找到中共的?”谢烟岩继续说:“张学良在上海又会见了东北义勇军爱国将领李杜,他曾率部退入苏联,借道欧洲回国,在苏联,他和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有接触,他请李杜帮忙介绍,一切安全问题由他负责。再,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轰轰烈烈,他估计是中共领导的,他一手创办的东北大学十分活跃,估计该校学生运动分子有可能是中共秘密党员,他去电北平东北大学校方,要求动员活动分子去西安面谈。很多东北大学的学生就这样来到东北军的,我认识的111师少校秘书王维平,东北大学学生,就是这样来到东北军的。更重要的是他要他的心腹大将、67军军长王以哲在前线寻找红军关系,恰巧,在榆林桥之战被俘的619团团长高福源释放归来,张学良面召高福源,询问情况,立即要他返回红军,要红军派代表面谈。首次由67军军长与中共代表李克农会谈,商定两军停战、通商、供应问题。1936年4月,张学良亲赴67军防区肤施与周恩来亲切会谈,达成“联合抗日”协议。张学良向周恩来要求派一批干部到东北军工作,周恩来以红军干部奇缺婉辞,建议东北军办军官训练团,红军办红军大学,以后再办抗日大学。张学良得到启发,在长安县王曲镇办了军官训练团,名义上以蒋介石庐山训练团“反共”模式,实际上是训练“联共抗日”的干部。111师师长常恩多参加这一训练团,思想有很大进步。他曾向他的好朋友西北“剿总”的王再天提出要求,‘你能不能帮我找到红军的负责人,我想见一见。’王再天没敢应承,但却通过关系,找到住在总部卫兵二营营长孙铭九的杨先生,即红军总参谋长,现在是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谈了一席话,第二天清晨,他兴奋地跑到王再天家,把王再天从被子里拽出来,说:‘我见了叶参谋长谈了一夜话,从国际到国内……你瞅人家的参谋长,再瞅瞅我们那个鸟参谋长(晏道刚),什么也不懂!’”
洪图听了,哈哈大笑。又问:“我听雪华讲,你对111师宣传队的评价很高,你能给我谈谈吗?”天渐渐黑下来,许雪华要去开灯,谢烟岩说:“不早了,该吃晚饭了,下次找机会再谈吧!”
(四)
东北军111师义勇宣传队的前身是江苏省南通县“旅外青年抗日救亡宣传队”。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侵犯上海,中国人民全民抗战开始了,受战事影响,一些无法返校读书的大、中学生,自发组织了这一抗日救亡团体。他们根据国民党政府的《自卫宣言》,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抗战的责任”的谈话精神,建立这一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