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狼在准备袭击羊圈里的羊的时候，被牧羊犬狠狠地回击了一番，被咬得遍体鳞伤。狼伤势严重，落荒而逃，躲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躺了下来，舔着自己的伤口。
一个夜晚过去了，它仍然不能动弹，痛苦地在地上呻吟。它腿上的伤口还没有愈合，走起路来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疼痛，不能外出觅食，它只好乖乖地躺在那里。又是一天过去了，狼没有吃任何东西，也没有喝一口水。
“再这样下去我想我不饿死，也要先渴死了！我的嗓子！我的嗓子冒烟啦！”狼呻吟着。
这时，一只小羊发现了这块草地，正欢快地啃着小草。狼便请求小羊说：“我很渴，你帮我到附近的小河里取一点儿水来吧，我会感激你的救命之恩的！”
小羊吓了一跳，想起了那天晚上羊圈里的情景，不禁有些害怕。狼继续柔声恳求道：“我知道小羊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动物，只要你给我一点儿水解渴，我就不会要求你为我做更多的事，因为喝水之后我就能自己去寻找食物了。”
小羊转身就跑，并扔下一句话：“如果我给你水喝，那么我就会成为你的食物了。”
在大力打击犯罪行为、惩治犯罪分子的同时，加以对好人好事的大力宣传，才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令世人知荣知耻，将荣耻哲学作为规范自己行为的最高标准，是维护道德的最有力手段。
《礼记》曰：“唯善以为宝。”
在这里提到的善，指的是道德层面上的善，如果详细解释其意义，就是善良、友好、美好、亲善等词语的高度概括，它是伦理道德中最基本、最规范的概念，是为人处世的根本性原则。
如果将这一原则体现在具体行为上，便又有了一个新词语“善行”。在有的地方，也被称为善举。表现为做一些符合道德规范，并能对社会和他人产生有益的后果的事。在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日行一善，功德无量”，又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些对于善行的高度评价，无一不说明了中国人对于“善”的重视。
一、扬善抑恶知荣耻
在当今社会中，存在着许多解人急困、见义勇为的例子，这些以一己之力来维护道德尊严的行善者，为世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如果一个社会体系中存在的善行越多，那么就可以说这个社会体系的道德风尚越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加融洽和谐，社会对于民众的凝聚力也就会更加强大，而民众也会越来越拥护这个社会，久而久之，就会在社会中形成一个思想和行为的良性循环。
善行在社会发展中起到如此积极的作用，那么对做好事、行善举的行为进行大力弘扬，就成为社会维护道德的首要任务。
在当今社会中，存在着许多解人急困、见义勇为的例子，这些以一己之力来维护道德尊严的行善者，为世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陈希少是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农民，出生于 1962 年，是一名失去双手的残疾人，平时的生活较为困难。
2005年6月21日，陈希少所在村和邻村陷入洪水之中，两村三千余名村民被围困，此时救援队还没有赶到。
危急之时，没有了双手的村民陈希少叫来他的堂兄陈宜文，找来一只小木船救援村民。从21日下午4时至次日晨5时，他们历时13小时，23舟次，往返35公里，共救出两村村民一百三十多人。被救的人中，下至两三岁小孩上至85岁老人。
缺少双手的陈希少仅靠两臂夹住船桨划动，其间时而进屋背人，时而下水推船，几度遇险，临危不惧。当救出最后一名群众时，陈希少两臂已抬不起来，走路都要人搀扶。
事后，当地政府召开表彰大会，对英勇救人的陈希少予以表彰，而受到表彰的陈希少，还把自己所得奖金两万元悉数捐出，帮助受灾人民重建家园。
在 2004 年的时候，河北省辛集市发生了一起歹徒进入幼儿园企图行凶杀人的恶性案件。而在这起案件中，有一位名叫郭钗的母亲为了保护幼儿园里众多孩子的生命安全，献出了自己和自己孩子的生命。
郭钗生前是河北省辛集市某医院的一名护士，2004年2月27日，郭钗带着儿子正与幼儿园的一名老师说话，这时一名男子突然闯进教室，从怀中掏出一把长刀向郭钗旁边的幼儿园老师连刺三刀。
郭钗见状，立即上前死死抱住歹徒并摁住其拿刀的手。这时幼儿园其他老师和孩子们都在楼上上课，受伤的老师忍着疼痛赶紧通知楼上的老师并报警。
歹徒见有人抱住他不放，无法挣脱，便又掏出一把斧子，向郭钗连砍数十斧。郭钗当场牺牲，丧心病狂的歹徒又将她哭着要妈妈的孩子砍死。
凶残的歹徒寻不着人就猛砸桌椅，这时闻讯赶来的民警将歹徒擒住。郭钗的壮举为保护幼儿园的63名孩子赢得了宝贵时间。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这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感人事迹里，许多见义勇为者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弘扬正气的正义之歌。
殷雪梅出生于 1954 年，生前是江苏省金坛市城南小学的高级教师，并且还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她的教学生涯中，她三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教书育人，得到了学校和学生以及学生家长的广泛赞誉。
2005年3月31日中午，城南小学组织一、二年级的数百名学生前往影剧院观看革命传统教育影片，在归校途中，原本空荡荡的马路上突然出现一辆小轿车高速行驶过来。
在突如其来的危险面前，殷雪梅奋不顾身地张开双臂，奋力将六名学生从马路中央推到路旁，而来不及躲闪的她却被飞驰而来的小轿车撞出二十多米远，壮烈牺牲。
当地许多人都在殷老师的追悼会上自发地献上花圈，其中一副花圈上的挽联是殷老师的最真实写照——舍身护学生，师德万古存！
从陈希少、郭钗、殷雪梅三名见义勇为者的光辉事迹中我们可以品读出许多宝贵的个人品质——善良、勇敢、无私等等，而这些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在见义勇为的时候，在做出善行的时候，却没有想过自己会失去什么，自己会得到什么。
大凡真正的行善者，都是不图回报的无私之人，在他们看来，解人急困、见义勇为等行为并不是为了要成为榜样或偶像，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维护他人的宝贵生命和财产不受损失，他们疾恶如仇，坚决和恶势力作斗争。
英雄在做出这些义举的时候，同时也在默默地付出着，比起单纯地做一件好事，这种付出的精神就更加可贵，同时伴随他们的是其自身利益的牺牲，有的时候付出的是时间，有的时候则是纯粹的物质损失。
当见义勇为者与歹徒搏斗的时候，则是身体受到伤害甚至是生命的付出，这些付出，都是十分可贵的。对于这样的无私付出者，社会有责任也有义务对他们进行宣传和表彰。
中国人经常说“善有善报”，这种说法其实包含了双层含义，一是那些见义勇为、解人急困的有功者，因为他们的行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了保护，社会则应该以他们为榜样，对他们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行为进行歌颂。另一层含义是指当那些见义勇为的英雄自身出现困难时，社会有责任对其进行扶助。
在当代社会，这种扬善的思想正在社会中逐渐得到普及，电视中、报纸上，都常常可以见到对见义勇为者的真情赞美，善，这种最基本却又最高尚的美德，正逐渐扎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
与善相对应的词是恶，恶包括许多种，人的劣根性、人格缺陷、个人的恶行等等，我们这里所说的恶，只指恶行。
恶行的含义是出于个人卑劣的动机或缺陷性人格，而做出对社会具有危害性的行为。这种危害能小能大，小到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大到杀人越货、为非作歹，都在恶行的范围内。
在现代社会中，同样存在着许多作恶的例子，其中为饱一己私欲的作恶者占了相当大的成分。
曾经喧嚣一时，后被拍成电视剧，制造了杀人、抢劫、爆炸等多起恶性案件的魔头张君，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先后杀死数十人，使数十个家庭陷入悲痛，在对他的公审大会结束后，他居然狡辩道：“我没办法，因为我要生存。”
除了这些丧心病狂的歹徒，还有一些人，他们因为自己的人格残缺或曾经受到不公正待遇，便将怒火发泄在无辜者身上，迁怒于大众，对社会展开疯狂的报复。这种人的社会危害性之大，手段之残忍，常常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清华大学电机系四年级的学生刘海洋，为了验证“笨狗熊”的说法能否成立，在2002年1月29日和2月23日，先后两次把掺有火碱、硫酸的饮料倒在了北京动物园饲养的狗熊身上和嘴里，造成三只黑熊、一只马来熊和一只棕熊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常言道：“多行不义必自毙”，“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些为非作歹之徒，是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和道德上的谴责的，严厉的处罚加上舆论的谴责，足以起到警醒世人的作用——莫作恶，作恶必被捉。
在大力打击犯罪行为、惩治犯罪分子的同时，加以对好人好事的大力宣传，才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令世人知荣知耻，将荣耻哲学作为规范自己行为的最高标准，是维护道德的最有力手段。如果一个社会扬善惩恶蔚然成风，那么相信距离大同社会，也为时不远。
二、杜绝不道德想法
道德品质的丧失，无疑是这种老鼠哲学产生的源头，在这些人的心中缺乏一种起码的荣耻观念，由于寡廉鲜耻，道德沦丧，使得他们在做事的时候只求结果，不问手段是否光明，导致自己在道德上陷入极端卑劣的境地，终究害人又害己。
常言道：“害人终害己。”当一个人的大脑被不道德的想法充斥的时候，就会萌生出害人之心。
这种不道德的想法源于实用主义至上的论调，其最初的思想原型，可以追溯到秦朝时期政治家李斯的老鼠哲学。
李斯为秦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霸业作出过极为重要的贡献，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有魄力、果断明决的优秀政治家之一。他在少年时期，曾经在荀子的门下求学，同时担任粮仓管理员。每天十分孤独落寞，郁郁不得志。
有一天李斯在上厕所的时候，看到粪坑里的老鼠又瘦又小，饮污食秽，见到有人进入厕所就惊慌失措，匆匆奔走如丧家之犬。
而当他回到粮仓的时候，发现粮仓里的老鼠又大又肥，见人开仓亦不走，不慌不忙的神态十分神气。于是李斯蹲在粮垛旁想了半天，终于悟出一个道理，厕所里的老鼠和粮仓里的老鼠，他们的区别原来只是他们所吃食物的不同。粮仓里的老鼠之所以能够如此泰然处之，并非它们跟别的老鼠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仅仅是因为它们凭借着粮仓里享用不完的丰富粮食而已。
那么人凭借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在社会安身立命的资本。一个人的本事与能耐，或者后台和资源，比如将军的武功、妓女的身体、小偷的夜行、做生意人的本钱以及小聪明。
想到这里，李斯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急忙跑到荀子那里去辞学，要去远游天下。荀子十分诧异，问他要去哪里，要去做什么事？
李斯说：“去游说诸侯，求荣华富贵。”荀子一听，感到十分惋惜，觉得李斯学业还没有完成，不必如此急功近利。李斯说：“饭都吃不上了，还在那里皓首穷经做什么？”
从此，李斯立志要从一只整天忍饥挨饿、抱头鼠窜的“厕鼠”变成一只雍容泰然的“仓鼠”，而他在此后的生涯中，一直将自己的行动置于该思想的指导之下。
为了做一个“人上人”，李斯开始挖空心思地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他先施诡计灭六国，随后又提议焚书坑儒，大兴文字狱，残忍杀害知识分子。此时的李斯，因为内心对再次成为“厕鼠”的恐慌，把所有对他构成威胁的人都当做假想敌，从而蜕变为一个不惜使用任何手段迫害知识分子和读书人的刽子手。同门师弟韩非子因为才华过人而遭到李斯的嫉妒，同样没能够逃脱被杀的厄运。
在这种“老鼠哲学”的影响下，人会变得十分功利，心中不知德为何物，在这种人的眼中，判断事物优劣的标准仅仅是对自己的用处大小，这种实用至上的心态会让人萌生许多不道德的想法，不但害人，而且害己。
当秦始皇驾崩之后，李斯则感到更为恐惧，他害怕自己会因为失去靠山而重新变回一只“厕鼠”，所以为了寻找一个新的靠山，他与赵高等人经过密谋，铲除了秦始皇长子扶苏一党，拥立秦始皇次子胡亥登基。在这个过程中，李斯可算费尽心机，设计先杀统兵在外的扶苏，又杀害了广得军心的大将军蒙恬，再杀害扶苏一党在朝中的内应蒙毅。
在连续害人之后，李斯终于得到了他的报应。公元前208年，历史上一宗冤案，正在秦国上演，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出戏的主角却是李斯自己。在这场冤案中，李斯终于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当时，赵高倚仗秦二世胡亥对自己的宠爱，独断专行，这些使李斯于国于己都显得忧心忡忡。这样的情绪很快被赵高觉察，于是决定除掉李斯。赵高多次在新皇帝面前打小报告，称李斯想让新皇帝割地给他，封他为王。
不久，正赶上李斯的奏章忤逆了胡亥，胡亥十分愤怒，立即传令逮捕李斯。李斯听到消息后，思前想后，觉得尚有回旋的余地，所以就没有自杀，随后被捕入狱。
有意思的是，胡亥竟然任命赵高对李斯进行审判。赵高心中狂喜，命令苦刑伺候李斯。在多次拷打李斯之后，李斯再也忍受不了，想到自己对国家的贡献和他的辩才，只要有朝一日面见了皇帝，一定可以说清真相，恢复清白重获自由，所以权衡半天，终于决定配合赵高，承认自己有叛国之意，暂时避免了遭受严刑拷打。
其间，李斯向秦二世胡亥写了奏章，表达他对秦国的忠诚和对皇帝的臣服，以及对国家目前处境的忧虑，并希望自己的治国之策再次得到重用，为秦国的兴旺作出贡献。
奏章呈递上去，当然先到达负责审判的赵高手里，之后，赵高便封堵了李斯与外界传递信息的任何渠道。赵高认为要置李斯于死地，必须让李斯自己承认罪行。赵高安排自己的十几个部下，假扮皇帝身边的官员，来到监狱，对李斯宣称奉皇上命令复查李斯案情。
李斯以为他的奏章发挥效力，终于等到了在皇帝面前澄清冤情的机会，于是向他们表明自己的心迹。这些假扮的官员把情况向严赵高汇报后，赵高知道李斯已经一步步地向自己设的圈套里钻进去，便命令手下对李斯严加拷打。
这时的李斯真如一只“厕鼠”，仓皇失措，每见到有人来，就条件反射地感到痛苦，惊恐之中，李斯忙不迭地继续自诬，说自己确有叛国的企图和举动。
有一天，胡亥果然派遣亲信前来，复查李斯案情。李斯这时却辨别不了真假，以为还是赵高的手下，就不敢说实话，继续使用那一套自诬的说辞来逃避酷刑。
皇帝的亲信信以为真，把李斯的供词如实禀报皇上，胡亥得到报告，长叹一声：“我差点儿做了驴！真要感谢赵高啊，要没有他，我就被李斯给耍了。”于是李斯被判死刑，腰斩于咸阳街上。
后世在评论这件冤案的时候，经常把李斯作为失败的典型来警醒世人，如果对他的个人悲剧进行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这种时刻惦记着通过打压、戕害他人来使自己向上爬的老鼠哲学，是导致李斯悲剧的最根本原因。
道德品质的丧失，无疑是这种老鼠哲学产生的源头，在这些人的心中缺乏一种起码的荣耻观念，由于寡廉鲜耻，道德沦丧，使得他们在做事的时候只求结果，不问手段是否光明，导致自己在道德上陷入极端卑劣的境地，终究害人又害己。
三、自知之明金不换
只要这个人是一个正常的人，他都会对自己有一个评价和估计，我们可以把这个评估的结果叫做“自知”。
一个生存在社会体系中的人，不管他在这个社会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角色，起到什么样的重要作用，也不管他的出身如何，家境怎样，更不管其他人对他的评价和看法，只要这个人是一个正常的人，他都会对自己有一个评价和估计，我们可以把这个评估的结果叫做“自知”。
出于价值观的偏差，每个人的自我评估都不能与他人给予的评估完全一致，有的时候表现为自暴自弃，认为自己必终老于碌碌，跟蝼蚁没什么区别；有的时候则是对自我的过高估计，骄傲情绪膨胀，表现为极度的自恋狂。
有许多人，总是喜欢拿自己的短处来比较别人的长处，在比较的过程中，便会觉得自己处处不如别人，烦恼顿生，从而形成自卑心理。
大凡具有自卑心理的人，感到自己在各方面都差强人意，而这种特别的心态一旦成为心理的主导，势必会导致自卑者对生活的认知发生改变。他不会再对任何事物感兴趣，也不会再对生活产生满足感，忧虑、烦恼、焦躁、不安接踵而来，围绕在他的周围挥散不去。
倘若在生活或工作中遇到一点儿困难和挫折，他会更加唉声叹气，消沉绝望，从此光明和幸福将离他远去，自卑者的世界，就这样失去了生活原有的五颜六色。
如果对自卑进行详细分析，就会发现自卑只是一种相当无谓的自我折磨，它总是让人陷入低迷，让人垂头丧气。让精神力量和斗志从人心中悄悄地溜走，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人，身心均受到极大的摧残。
自卑让人自轻自贱，中国有句谚语叫做“破罐子破摔”，说的就是自卑者因为自甘居于卑劣的地位，随即滋生的颓废情绪。
相对于自卑者，还有一类人，总是过于高估自己，这类人过分迷恋于自己那或许并不过人的才干，甚至发展到恃才傲物的地步，他们由于对自己绝对自信而目空一切。
这种极度自我膨胀的情结让他们对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过于看重，使得自我感觉极其良好，甚至自视为救世主、智慧的化身、百晓生，无论什么时候，无论面对什么难解决的问题，他总会认为自己是全知全能者，所有的真理和知识都已经在他的掌握之中。而实际的情况是：知识越多的人，则越谦卑，因为他知道自己知道的不是全部。
这样自高自大的情结加上浅薄的见识，必然会使这一类人滋生出狂妄的心态，他们“唯我独尊”地将一切权威和旧标准踩在脚下，认为所有的上级、领导、专家、长者都不如他英明睿智。在说话、做事的时候对自己没有丝毫约束，使得行为放荡不羁，话语中充满狂悖之言。
除了藐视权威和破坏规范两大害处，自大者同时还必须是永远正确者。倒不是说他们真的有多正确，而是他们有一种从不承认错误的决心和勇气，这种决心和勇气无比坚决，以至于在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他们会立即将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因为他们出于对自身的信任，绝对不会检查和反省自己。
以上三条仅仅是自大情结在自大者本身的反映，除此以外，自大还会对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因为他们在自我标榜的同时，已经有意无意地贬低了他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其盛气凌人、以势压人的态度也让人难以接受，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大大伤害他人的自尊心。
自大者心中自视最高，因此必然心胸狭隘、气度极小，是极爱面子之人。当有人批评了他，指出他的错误、折损了他的面子时，他就会认为别人是故意和他过不去，让他难堪。因此，一旦有人冒犯了他，他必会暴跳如雷，而且绝不会善罢甘休，在事后仍然耿耿于怀，今日与他结下仇怨，明日必定会得到他加倍的报复。
其实，无论是自卑还是自大，都是一种愚蠢。自卑者即使在取得成绩后，也会因为对自己的能力估计不足，而将功劳拱手相让，把自己贬得一无是处，这是因为不自知而生的愚。
而自大者有了一点儿成绩，就会陷入无休止的极度自满，他们满足于自己一知半解、断章取义的知识，懒于进行思索，懒于进行深入探讨、继续钻研，这是因为不自知而生的蠢。
缺乏自知之明，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是慢性自杀。不能否定的是，无论是自大者还是自卑者，确实可能有一定的才干，甚至是比较出众的才干，但他们往往不能正视自己的才华。
自大者，总是习惯于仰视自己的才干；而自卑者，却总是保持俯视的姿势，这就对他们个人的人生哲学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自卑者因为长时间的自暴自弃，觉得愧不如人，会在其心理上形成很大的阴影，这种悲观情绪会扭曲他们的世界观，让他们对生活丧失希望，从而容易在遭受打击的时候做出轻生之举。
自大者往往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为自己的一点儿小聪明和小成绩而终日得意扬扬，不思进取。
自大自满者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掘一个坟墓，造一口棺材。因为他们拒绝进步，拒绝发展，拒绝充实自己，拒绝他人的帮助，这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于已经标记了自己的终点，这无异于慢性自杀。而且这种自杀过程的速度，同自大程度成正比——越是狂妄，越是不可一世，这种自我谋杀的速度就会越快。
我们现在知道，人在对自己的认识上都存在误区，称为不自知。消除掉这个误区，就是有自知之明，那些前文提到的不良情绪也就自然而然地会被消除。有一颗平常心，学会正确的处世哲学，离成功的距离就仅有咫尺之遥了。
四、道德标准须统一
我们常常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说，对一个人或一种现象进行评价不能仅仅根据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名气、财富等方面而定，也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应该根据社会所公认的道德标准，在公平对等的条件下进行综合评判。
天地生万物，那么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这样“仁民爱物”的说法就找到了坚实的理论依据。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是儒家的最高宗旨，而且，已经有扩大为全人类道德标准的趋势。
这样的趋势是值得欣喜的，因为它代表了社会文明正在进步，但在推广仁爱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平等。
平等，指的是人与人处于相同的社会地位，在经济、文化上享有同样的权利。但我们这里所说的平等，是指在应用道德标准的时候，应该将每个人置于平等地位上，而不应该有所区别，实行双重甚至多重道德标准。
仁爱的基础是平等和公正，我们常常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说，对一个人或一种现象进行评价不能仅仅根据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名气、财富等方面而定，也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应该根据社会所公认的道德标准，在公平对等的条件下进行综合评判。
在中国，道德标准在实施的时候常常具有双重性或多重性，古语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在很多时候，却变成了“己所不欲，务必施于人”。
许多人在要求自己的时候，采取一套标准，而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却立刻换一套新标准，而且这两种标准的宽松程度往往有很大的差别。
具体表现为宽己薄人，即对自己十分放纵，对别人却无比苛求。在人际交往中，人们也总是用双重标准衡量自己和他人的所作所为。诚实、忠诚、贞操总是一方要求对方作出的承诺，而自己的所作所为往往不受上述道德准则束缚。
当他人无法达到这个道德标准的时候，就会受到这种人的谴责，在他们看来，凡是无法达到这个道德标准的人，都是卑劣的无耻小人。而他自己所需要遵守的道德标准，却远比别人的宽松而容易遵守。
双重道德标准的结果是导致那些善于要求别人者的道德全面异化：在公共场所被禁止、甚至谴责的事情，暗地里却被纵容和怂恿；自己能做，甚至乐于做的事情，却拼命阻止别人去做？？
为了达到以上目标，他不得不将自己置于别人之上，并学会奴隶主控制和奴役奴隶的本事和手段。尽管他明白，他不是奴隶主，别人也不是奴隶；他不会成为奴隶主，别人也不会成为奴隶。
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欺骗自己，然后等待别人通过自我欺骗而臣服的结果。还要随时提防别人因为过于理智、精明而拆穿他们这些伪道德家的谎言。
由此看来，那些实行双重道德标准的人会感觉到非常疲倦，因为他不仅需要欺骗自己，去维系这个道德标准的庞大结构，还要学会欺骗他人，让那些人安于现状，心甘情愿地遵守那些他制定的道德标准。这就是他制造双重道德标准获利的代价，也是做奴隶主的代价。
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德被一分为二，严重地背离了约束社会、稳定社会的原有目的，中国人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面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首先，每个人要做的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可以解释为一个抛开了人性差异的人，他既不是奴隶主，也不是奴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卸下繁复而陈腐的双重道德标准枷锁，还给自己和他人自由，建立新的和谐的人际关系，创造充满希望和无尽可能性的人生。
其次，在脱离了双重道德标准后，依据社会现实，建立一套切实有效、为社会所公认的道德标准，这不仅是社会对道德的迫切要求，也是人维系生存、保证人与人正常关系的最低标准。
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仁待物，宽以待人；道法自然，仁者爱人”。只有做到这样，才能彻底摆脱“老乡愿”的泥潭，将道德列车重新驶入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