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齐国有一个人，由于从小家里就很穷，所以整天想着能够得到一块金子。
一天清早起来，他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欲望，就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赶到集市上，他看到一家金店，于是就走了进去，伸手拿了一块金子转身就跑。
店里的老板见到他在光天化日并且有很多人围观的情况下竟敢伸手拿金子，便喊了起来，店铺里的人很多，所以没费什么劲就把他给拿下了。
把他捉住后，店铺老板责问他说：“当着这么多人，你竟敢偷我的金子？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
那个人回答说，“我拿金子的时候，只看见金子，没有看见人。”
这个偷金贼的极端做法来源于他的极端个人主义，看问题总是片面的，而不考虑另外一方，生活中的极端还表现在非此即彼看待问题。
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模式是一种绝对的判断方式，势必会造成很大的真理流失，将会形成人的片面思维，因为任何一种事物的存在都是多维立体的。
“是不是我的朋友？是我朋友的话就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其实这句话还有半句没有说，那就是：如果不帮我的忙，就不算是我的朋友。
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壁垒分明，这就是中国人常见的心态。
延伸之，不是对就是错，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什么事情都必须以一个很简单的标准来划分出两派来，搞得水火不容。但实际上，这世界上的事情，怎么可能都像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这种思维不仅将事情简单化了，也绝对化了，殊不知，大多数事情都不是用一个公式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果最后走到了两个极端，就是这种思维的通病。
一、神秘的阴阳鱼
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模式常常把人界定成好坏两种，同时把人的善恶忠奸脸谱化。历史人物被按照一种简单的善恶二元论分成好人和坏人、君子和小人，仁君和暴君、明君和昏君，或者忠臣和奸臣、清官和贪官。
某个电视台近日播放了一期儿童访谈节目。节目当中，有一个节目是考察孩子们的观察力和逻辑分析能力。
电视台演播大厅的大屏幕上先播放了一段录像，录像上是一段事先录制好的公共汽车里拥挤的场景，其中一个隐藏得很好的男青年在人群中偷走了一个老太太的钱包。大屏幕最后定格在现场几个主要人物的头像特写上，然后主持人就一个个地要求参加节目的小嘉宾猜哪一个人是小偷。
这个节目的立意本来是很好的，但是由于摄像的问题，某些细小的环节一般人根本无法注意得到，不要说孩子，很多在场的成年人看过录像后也是一头雾水。结果一轮提问下来，竟然没有一个孩子答对，大多数孩子竟然都很一致地选择了一个无辜的人是小偷。
“你为什么要选择那个哥哥呢？”主持人好奇地问一个孩子说。孩子搔了搔头说：“因为，因为他太难看了。”
因为太难看了，所以就是小偷——这个孩子的想法是很典型的一种思维方式。
长得好看的就是好人，长得难看的就是坏蛋，这种想法的本质在于非此即彼的两极化思维模式。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天下万物皆可分阴分阳，阴和阳的两个极端的相互转化和斗争，包含着宇宙间一切真理。
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者，就是阴阳鱼构成的太极图。但是太极图所反映的两极思维也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常常造成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趋于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端。
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模式是一种绝对的判断方式，势必会造成很大的真理流失，将会形成人的片面思维，因为任何一种事物的存在都是多维立体的。
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模式常常把人界定成好坏两种，同时把人的善恶忠奸脸谱化。历史人物被按照一种简单的善恶二元论分成好人和坏人、君子和小人，仁君和暴君、明君和昏君，或者忠臣和奸臣、清官和贪官。
外国人称这是中国人受京剧文化的影响，殊不知，京剧脸谱不过是中国人既有观念的一种反映。比如在京剧里红脸的关公忠肝义胆，白脸的曹操阴险狡诈。
有了这样的观念作为思想基础，难怪连孩子们都要认定长得难看的人是小偷了。不仅如此，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也习惯于把人脸谱化、绝对化，好人就什么都好，坏人就一坏到底。
有个著名的单口相声《官场斗》，在介绍相貌时，历史上的清官刘墉本来其貌不扬，但是一定要说成一表人才，贪官和珅本来“仪容丰伟”，但必须说成三角眼蛤蟆嘴才容易被大众接受。
在现实中，人性是多样的，社会是多元化的，世界也是多极的，用“非此即彼”来界定划分未免太过简单化。其实，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的状态是不好不坏、不偏不倚的状态。
可惜的是，这种非此即彼的两极化思维目前仍然很有影响，一时很难被清除出很多国人的思维定式。比如常见的“以貌取人”的择偶婚姻观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以貌取人的人在择偶时往往只看重对方的容貌，好像人只要容貌好就是一好百好了一样。
人的长相美丑，并非思想、心灵美丑的表现，以貌取人容易上当。很多人的爱情悲剧，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时时提醒我们决不能极端、孤立、片面地看问题，用简单化的方式为人处世。
二、清官和贪官
辩证地考察，区别清官和贪官，不论区分是否成功，都仍旧是一种两极化极端思维的产物。
20世纪80年代湖北武昌有个集体小厂专门生产压力阀门，后因经营不善濒临破产。为了扭转企业困境，上级领导组织召开职工大会，以优厚待遇公开选拔厂长。刚刚从部队退伍的转业军人吴某此刻挺身而出，在全体职工和上级领导面前递交了“军令状”：保证在一年内把小厂债务消除，两年内扭亏为盈。
他那军人般的坚定和豪迈深深感染了在场的广大干部职工，结果顺利当选为厂长。
很快，吴某把针对企业的现状进行改革的方案拿了出来，并且大刀阔斧地付诸实行，企业的销售和生产面貌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能人的领导立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截止到 1998 年，在吴某担任厂长后的第十个年头，这家原本一百多人的小厂，已经发展成为年产值超过1亿元人民币、年利税上千万元、产品远销十多个国家的大型现代化商业集团。
集团发展壮大后，广大干部职工的福利和待遇也水涨船高，在今市同类单位中居于领跑地位，大多数原厂老职工还在企业的补助下购置了私有产权的新房。
不过人们对吴某的不满情绪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原来，吴某虽然个人能力很强，也给企业带来了成功，但是在企业管理方面却铁面无私得有些不近人情，尤其是在某些企业经营方法上走得有些过于超前。
集团有两个重要的制度就是业绩考核奖励制度和领导干部风险责任奖罚制度。根据第一个制度，企业的销售人员在外推销产品到一定业绩，可以根据业绩获得提成，而那些长期不能达到销售最低指标的人将被迫转岗；根据第二个制度，企业的领导干部对本部门的业绩负有直接责任，达到或者超过业绩有很好的奖励，而不能及时完成任务则有相应的罚款处理。
这两个制度强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干部和销售人员的工作热情，但是也因此而创造了普通员工和管理、销售人员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比如有的销售人员一个月收入甚至要超过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可以说，很多一般职工对这个制度是很有看法的。
而位于企业等级金字塔顶端、并亲自制定这两个制度的吴某，也在承担巨大风险的同时，获得巨大的个人收益。短短数年吴某个人从小草房搬进了大别墅，还拥有了单位配置的豪华房车，也被推到了是非曲直的风口浪尖上。不断有人到上级部门举报吴某的所谓违法乱纪行为，有关部门只好派遣一个工作组深入集团调查吴某的经济和作风问题。
可是经过调查后，上级部门发现吴某的所有收入和财产都是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他本人除了在企业内部管理中时有家长制作风外，并无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一句话：吴某是个清官！
但是投诉、举报吴某的匿名信和来访仍然络绎不绝，上级部门虽然明知吴某是清白的，仍不得不慎重地考虑吴某在该集团的去留问题。
1999年，被明升暗降的吴某调任市政协的一个清水衙门当起了闲人。继任的集团董事长李某，不懂经营管理，结果本来经营得如日中天的企业在数年后再次陷入严重的亏损，企业为摆脱困境不得不大规模裁员。此时那些曾经指责吴某贪污腐化的干部群众终于想起了吴总在时的好处。
只看表面现象，不具体分析实际情况的偏执两极思维，葬送了一个企业，也让很多原本可以快乐幸福的人，从此坠入人生的谷底。
两极思维的人从表面现象上待人接物，不仅经常冤杀清官，还经常不分好歹地把贪官当成清官。
2003 年，当北票市五间房镇党委书记李德田因为职务犯罪被判15 年有期徒刑的消息传来时，最不能接受的除了他的亲人外，还有北票市五间房镇的普通百姓。
李德田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一本正经、清正廉洁”。李德田的司机也曾说：”李德田是我见到的最廉洁的领导。”
当年4月，当李德田被检察机关批捕后不久，北票市甚至有十名人大代表写了请愿函，认为李德田不可能有严重的违法行为。由此可见李德田在一般不了解情况的人心目中的清廉形象。
而实际上，经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2月份，北票市三环钢锹有限公司经理谭某为了取得一个开发项目，找到李德田帮忙运作，曾先后送给李德田现金67万元。此外，谭某还为李德田买了一套50余万元的别墅，但还没来得及将手续交给李德田。
所以识别贪官不能光看表面现象。贪官表面都不像贪官，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他们善于“包装自己”。
原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曾繁衍最典型，他在主编的《历史的启迪》里，大声呼喊：“改革开放，繁荣经济，要坚定不移；保持廉洁，反对腐败，也要坚定不移。”而在暗处却是一个“早上围着轮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的腐败分子，并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居然索贿38万元。
中央电视台 1994 年拍摄的电视片《东方之子——成克杰》中，成克杰面对镜头，满脸的忧国忧民、声泪俱下，何其正义啊！他还在台上大讲：“一想到广西还有两千万人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觉也睡不好啊。”可惜罪行提前暴露，戏演到这里就草草收场了。
辩证地考察，区别清官和贪官，不论区分是否成功，都仍旧是一种两极化极端思维的产物。
在现代社会，职位无论高低，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与普通百姓一样都是社会的一分子，在政治上、人格上都是完全平等的，决不能把人民交给的权力用于谋求自己在政治、经济和生活上的特殊化。
可以这么说，做官清廉是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公职人员理应也是必须遵守的基本职业操守，如果做官不清成了贪官，则势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和人民的唾弃。所以我们老百姓实在无须盲目崇拜任何一位所谓的清官。
三、浪子的难题
一个人本身是有多个侧面的，具体到每个人的心态、人格发展也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想要无视人的这些侧面、无视人的心态、人格的复杂和长期发展，而代之以简单化的思维推理，本身是违背生活逻辑的。
2004年夏季的一个下午，南方某市街头一片烈日炎炎似火烧的景象，除了不得不出门办事的人以外，一般人都宁愿坐在家里躲避炎热的天气。
就在火车站出站口对面的一个路口上，大约两点多钟时，一个面容苍老憔悴的老大娘背着一只旅行袋趔趄、迟疑地走出了站台，并站在人流车辆纵横的十字路口前面开始发呆。显然，这个外地来的老大娘有点儿中暑，而且也有点儿搞不清自己的方向。
一个路过的小伙子看到后，主动上前问老大娘是否需要帮助，并向她介绍市内的公共交通路线，最后还接过老大娘肩上的旅行袋挎在自己肩上，直到把她护送到马路另一侧的公共汽车站为止。
所有发生的这一切，虽然是很普通的一件小事，但是却正好被当地火车站站前派出所的一位民警看在眼里。民警很熟悉那个送老大娘过马路的小伙子，因为他正是站前派出所管区内刚刚刑满释放不久，还在接受派出所督导的刑满释放人员宋某。
宋某难得一见地做了一件好事，自己心里也很高兴，但是更值得他高兴的事情还在后头。
很快他就被作为刑满释放人员改过从善的典型案例被该市站前派出所申报到了市公安局，随后又被市公安局作为市劳教人员成功改造的优秀典型送到了省公安厅。
不久以后，在该省公安厅的统一安排下，宋某竟然坐上了火车和其他十多名全省公安系统内的英雄模范人物以及部分成功被改造的优秀刑满释放人员一起，开始了巡回全省的监狱、劳改中心和大中专院校进行英模事迹演讲的神奇旅程。
宋某最早是因为流氓行为被劳动改造的，四年的铁窗生涯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他个人贪欲的恶性膨胀。虽然他侥幸被公安部门吸收进英模报告团，凭借着宣传部门对他的帮助和自己的能言善辩受到很大的欢迎，一时间成为知名度很高的名人，可是却一直贼性不改。
由于披上了名人的外衣，宋某利用一些女孩子对他的不了解和爱慕虚荣的心理，在不同的地市先后欺骗了好几个热情崇拜他的女孩子的感情，其中一些女孩还遭到了猥亵。
不仅如此，宋某甚至还觊觎上了公安部门派来领队的一个年轻女警，经常故意用言语挑逗这个女警。女警向上级反映了几次，都被宋某花言巧语地蒙混过关。
终于有一天晚上，宋某酒后失态，竟然爬进了女警住宿宾馆的卧室，要强行非礼，他的真正面目终于暴露了。这时，距离他作为优秀改造典型被吸收进英模事迹演讲团还不到六个月。
再次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宋某反倒是满腹牢骚：“我本来就是个混混，不过一时良心发现帮了个老太太过马路，要不是你们把我弄来搞什么演讲，我根本就不会到这个地步！”
宋某帮老大娘过马路本来是件好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宋某在其他一切问题上都能遵守和发扬社会所提倡的道德规范。把宋某树立成典型的个别人并不排除有急功近利的心理，但是也应该看到他们心里所存在着的以偏概全的思维方式显然大有问题。
古人讲“一斑可窥全豹”，意思是通过对细节的观察可以了解整体。但是要是把这个原则无限地放大，就恰好走到了片面看待事物的极端，而这正是极端化两极哲学的一个主要特点。
记得若干年前，曾经有一部叫《少年犯》的电影一时红遍大江南北。该部影片之所以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该片中的”少年犯”角色，都是由少管所真正的少年犯扮演的，并且扮演得十分成功。
当时不少媒体竞相刊登这些少年犯真情悔悟、通过拍摄电影改过自新的报道。电影感人的故事情节、少年犯演员们真诚悔过的泪水和忧伤的电影插曲《铁窗泪》很容易让人流下同情的泪水。
同样，这些少年在社会感召下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也着实让关心他们的人们很欣慰。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以后就传来参加《少年犯》拍摄的两名主要演员在出狱后很快再次走上犯罪道路的消息，令人扼腕叹息。
显然，一个人不能因为偶然做了一件坏事就被当成十恶不赦的凶徒，一个人也不能因为做了一件好事，就从此永远不会再犯任何错误。
一个人本身是有多个侧面的，具体到每个人的心态、人格发展也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想要无视人的这些侧面，无视人的心态、人格的复杂和长期发展，而代之以简单化的思维推理，本身是违背生活逻辑的。
可是奇怪的是，愣是有很多人愿意盲目相信那些不可能的“奇迹”，或者，他们的相信本来就不是出于理性的逻辑，而是情感的需要。
四、仆人眼里没有伟人
任何人都有缺点，有些人的缺点还很多。但是死盯着别人的缺点而不肯承认别人的优点、不肯承认别人的进步或别人也有进步的可能性就有点儿太极端了。
拿破仑曾经说过“仆人眼里没有伟人”。
大人物身边的仆人，天天看见主人跟常人一样上厕所、放屁、晚上睡觉打呼噜，也是由躯干四肢组成，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究竟有什么值得被当成伟大的地方呢？
倒是距离产生美，远距离地看人视物时，因为有一种神秘和朦胧的感觉，容易使人产生美感，所以很多明星、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或者其他大人物，在媒体和群众面前一副完美的形象，但是却很难在朋友、家人或其他亲近的人面前保持自己的完美。
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杰出人物在亲近者面前所暴露出来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是应该被看成是决定这些杰出人物伟大与否的主要方面，还是次要方面呢？
已故著名演员傅彪在尚未成名时，就曾经经历过一段这样被人“看死”的经历。
傅彪生于1963年9月27日，高中毕业后以24分之差名落孙山与大学无缘。
他在偶然的机会得知电影学院招生，之前毫无演戏经验的他临时抱佛脚，请来老师辅导，居然连闯初试、复试两关，得以圆了他的大学梦。
从电影学院毕业后傅彪到铁路话剧团做了话剧演员，这对一直做着演戏梦的他来说无疑是件好事，但好景不长，他后来被调到铁路说唱团。
进了铁路说唱团，傅彪一门心思还要转到话剧团，没想到这“说唱”和“话剧”两字当中竟像隔了一堵墙似的不可逾越，傅彪想尽了办法，就是不管用。
一位上级领导看见傅彪积极活动，就劝道：“兄弟，我看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挺大岁数的，还瞎折腾什么！给你10年时间，我看你也成不了什么角儿，充其量也就是个跑龙套的。”
“这也太瞧不起人了。”不过，深想一层，傅彪又感觉到，被人看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以把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当成是一种激励。凡事都有两面，关键是自己怎样去看，怎样去对待罢了。
如此，傅彪开始踏实下来，开始了在说唱团的艺术探索跋涉道路，结果在说唱团一待就是八年。
八年中，傅彪无时无刻不在想证明自己的能力，有朝一日能再次走上舞台演戏。这期间，傅彪和一同考取文工团的女演员张秋芳喜结连理。
儿子出生以后的一段日子，傅彪的事业陷入到了谷底。由于团里长期没有给傅彪安排演出，傅彪成了家里的专职保姆，而妻子却成了养家糊口的顶梁柱。
然而傅彪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默默寻找着适合的机会，始终没有放弃对热爱的演艺事业的追求。
终于有一天，话剧团排《红岩》时缺少一个角色，负责找演员的导演正好遇见傅彪，戏言戏中“国民党”这边实力较弱，问他是否愿意加盟。虽然剧中的角色一共只有三句半台词，但傅彪还是欣然前往。
谁知这一演就再未停过。1995年，傅彪出演了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97 年出演了冯小刚的贺岁片《甲方乙方》，之后更是片约不断，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冯小刚的《没完没了》到张艺谋的《幸福时光》，以及后来的《一声叹息》、《青衣》，傅彪的艺术表现力越来精湛，就连他在电视剧《大明宫词》出演的一个小配角武攸嗣，也让观众和业内人士称道不已。
“仆人眼里没有伟人”这句话，如果要更准确地表达，不如说是“熟人眼里没有完美的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都有缺点，有些人的缺点还很多。但是死盯着别人的缺点而不肯承认别人的优点、不肯承认别人的进步或别人也有进步的可能性就有点儿太极端了。
五、极端舆论下的极端选择
助人，固然不能建立在损害他人、集体、国家的利益之上，但是也决不应该建立在损害自己利益的基础之上。
2006年4月20日20时40分，曾经被评为“深圳市爱心大使”、“2005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深圳市著名演员丛飞，因患胃癌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每一个了解丛飞事迹的人都被他那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不可否认，丛飞是个好人，但是这个好人在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后，也留给我们深深的思考，他的这种好总让人感觉有点儿残酷。
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句话有它合理性的一面。对于丛飞来说，他以一个演员的身份，完全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在10年间，累计捐款捐物价值三百多万元，资助失学儿童和残疾人超过150人，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但是在“独善其身”方面，丛飞做得显然还不是很够，事实上，他之所以最后在37岁时英年早逝，正是自己把自己累死的。
为了捐助需要帮助的人，丛飞生前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还欠下了17万元的外债；他自己按揭货款购买的房子也不能及时还款，银行的催款单如雪片般飞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房子就要被收回；丛飞一场演出就能挣万儿八千的，却没钱为女儿交托儿费，一直以“睿睿小，在家里待几天耽误不了，山里的孩子拿不到学费，可能这辈子就完了”为由搪塞过去；根据医生的说法，丛飞在病故前曾有六年胃出血和胃部连续剧烈疼痛九个月的病史，可是为了省钱，却一直不舍得花钱去医院就医，如果能够及时治疗，不一定会发展成胃癌的；丛飞第一次住院，得知三天时间花了1800元后，死活闹着要出院：“这够多少孩子读书呀，买点儿药吃吃就行了。”
丛飞离去了，为了捐助别人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肯定是他最初不曾想到过的，可是当他一旦踏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捐助这条“不归路”之后，很多事情就由不得他做主了。
在国人的习惯思维中，帮助别人，就是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时刻想着别人，竭尽全力帮助别人，做了好事不留名，更不能提出条件和要求回报。
人们似乎很喜欢去赞扬那些用“奋不顾身”的方式助人的人，比如舍身拦惊马救列车的欧阳海、为抢救粪坑中的老农民牺牲自己生命的张华、为保护企业财产舍身扑灭钠火的向秀丽？？
丛飞住院后，曾经有一个人前来向丛飞寻求帮助，丛飞的朋友告诉这个人丛飞现在没有足够的钱帮助他。这个人立刻变了脸色说：“能帮就帮，不能帮就算了。我已经来了两次，他都没有同意帮我，看来他也不是什么‘爱心大使’，都是媒体吹出来的。”
丛飞的朋友回敬他说：“难道帮了你就是‘爱心大使’，没帮你就不是，你不觉得自己的想法太自私吗？”
帮了自己就是有爱心，不帮自己就没有爱心，这的确就是某些人的逻辑。在丛飞病重住院期间，甚至还有人打来这样的电话：“你不是说好要将我的孩子供到大学毕业吗？他现在还在读初中，你就不肯出钱了，这不是坑人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丛飞助人是“捐助”得有些过度了，其实他完全可以生活得更加轻松自在些。房屋按揭贷款还款期限到了就该还，女儿的托儿费也要交，生病了更应该治疗。
助人，固然不能建立在损害他人、集体、国家的利益之上，但是也决不应该建立在损害自己利益的基础之上。
爱自己才能爱别人，爱自己才有资格和力量爱别人，如果丛飞懂得珍惜自己，早点治疗，总不至于37岁就离我们而去。那样他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捐款捐物的数额也不会停留在三百万这个数目上，还可以带动更多的人去助人。
丛飞助人没能量力而行，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结果。好人就要“好”到底，送佛就要送上西天，正是这种不近人情、不顾实际情况、任意对好人提出的超高标准的道德要求，毁掉了丛飞正当壮年的生命。
显然，助人不讲条件、不图回报的极端思维模式，不仅存在于社会上很多群众和接受援助者的心里，也深深存在于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丛飞的内心中。
事实上，就在丛飞病重弥留之际，他还在忧心忡忡地担心自己无法唱歌挣钱后那一百多个先前接受捐助的孩子的就学问题。丛飞的悲剧不仅是丛飞一个人的悲剧，更是全社会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