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不仅做事细心、有魄力，更有谋略。到1979年，长江实业拥有的地盘物业总面积虽然已经远远超过了置地，但实际价值却大为逊色。置地的优势，在于单位面积的价值高。而长江实业当时的市值仅为77.69亿港元，远远低于置地的市值（据估计置地市值是150亿港元）。李嘉诚扬长避短，决定大力发展土地资源较丰富、价格较低廉的地区，大规模地兴建大型屋村，以此来取胜。功夫不负有心人，1990年6月底，长江实业市值升至281.28亿港元，位居香港上市地产公司榜首，远远地超过了“地产巨子”置地，置地输得心服口服。在与置地的争霸过程中，李嘉诚避实击虚，迂回作战。不仅如此，在进行土地拍卖时，他更是抱着“不取此地，以后还有其他地”的想法，以实际是否能盈利为标准来决定是否竞标，而非盲目跟风。所以每次竞标前，李嘉诚总是先洞察先机，再仔细研究分析，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出竞标的最高价格，高出此价，则果断退出。正因为心里有数，以利润而非竞争为基准指导行动，李嘉诚才能做到志在必得，出师必胜。
一言以蔽之，李嘉诚的经商窍门在于耐心等待，智勇双全，捕捉商机，长远考虑，不炫耀，不自大，不逞一时之气。不计后果，鲁莽行动，这绝不是李嘉诚的做事风格。李嘉诚的“瞒天过海”，最重要的就是心怀“全”念，定夺全局，不盲目出招，将有把握的战术隐藏在“静观其变”之中，用智慧和胆量的完美击败对手，成就大事业。
蔡锷“风流”为反袁
蔡锷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军事家，1911年武昌起义后出任云南省都督，政绩颇多，因此备受群众爱戴。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果实之后，暂时还没有暴露企图称帝的野心，以致蔡锷此时还抱有为袁世凯效力的极大幻想。因此他写信给梁启超，希望调离云南，以施展自己尽忠尽国的远大抱负。而狡猾的袁世凯深知蔡锷拥有很强的军事实力，对他始终心存芥蒂，见蔡锷的念头正中他意，便于1913年9月发布命令将其调到北京，出任参政院参政，授衔昭威将军。袁世凯意在为蔡锷升官加薪，便可以趁机将其管控在身边，帮助他实现投靠帝国主义，复辟做皇帝的狂野用心，如果蔡锷不从，再将他杀掉也不迟。谨慎的袁世凯同时在蔡锷身边安置了众多密探，日夜监视和跟踪蔡锷，以防其图谋反袁。
不久，袁世凯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登基称帝一事，而蔡锷也早已识破了袁世凯的阴谋，多次悄悄乘火车到天津，与梁启超等进步人士秘密集会，商量如何共同抵制袁世凯复辟帝制。同时，为摆脱当时被袁世凯软禁北京的困境，蔡锷想尽各种办法对其进行蒙蔽，在他面前装聋作哑、装痴扮呆，甚至在被抄家之后虽然愤怒至极，表面上却还佯装无事，继续装聋作哑。为了成功骗过袁世凯，蔡锷又以得过肺病，如今又患上了咽喉病，健康状况欠佳为由，特请袁世凯批准休养一事。蔡锷还经常涉足花街柳巷，假装贪图女色，不思进取，腐朽堕落，让袁世凯产生此人“毫无出息”、“难成大器”的错觉，戒备心也就慢慢松懈下来。1915年夏天，蔡锷结识了年方16岁的歌女小凤仙，利用其制造家庭不和的舆论，甚至请袁世凯的亲信为自己找房子，声称要“金屋藏娇”。同时，他还经常公开和妻子吵架，让袁世凯最终相信了他的“昏然无能”。
小凤仙生于杭州邢姓没落的满族武官人家。虽然父母早逝，尝尽了人世间的凌辱之苦，但她生性善良、富有正义感。她看出了蔡锷想早日回云南举兵反袁，完成救国大业的远大抱负，便主动提出愿意冒杀头之险，帮助蔡将军逃离袁世凯的魔掌。1915年11月11日清晨，蔡锷穿上提前买好的华贵狐皮大衣，并以一个大大的口罩做伪装，与小凤仙一起出门。袁世凯指派的跟踪密探们，看到蔡锷的背影和行走姿态与往日没有什么异样，也没多在意。浓妆艳抹、锦衣绣裙的小凤仙，更是如贵妇人般挽着蔡锷走出八大胡同，乘着马车出入大栅栏等繁华场所，还不惜重金在商店和闹市里购买奢华之物，两个人说笑打逗，很是轻松，俨然一副闲情逸致的模样。后面跟踪盯梢的密探一看蔡将军又与小凤仙闲逛大街找乐去了，也就放松了警惕。时机一到，小凤仙便立即催促马车快马加鞭，来到了琉璃厂内的荣宝斋。在荣宝斋的密室里，蔡锷的战友戴戡迅速换上蔡锷的全身装扮，并和小凤仙一起走出荣宝斋，坐上等候在外的马车回到了八大胡同妓院里。这一计骗过了袁世凯手下所有的密探，直到第二天，他们才知道蔡锷已经成功逃离北京。
胜利出逃的蔡锷，经天津到达日本。为了让袁世凯以为他滞留在了日本，他让老同学将写好的明信片定期发送到北京，告知袁世凯自己在日本的所有行踪。与此同时，蔡锷已经香港、越南河内回到昆明，期间躲过了数次暗杀，历尽艰险，并联合了众多志士同仁。同年年底，蔡锷组织的护国反袁战争全面发动，最终使袁世凯的帝制梦彻底破灭。
蔡锷利用“瞒天过海”的计谋成功骗过了狡猾的袁世凯，让袁世凯对他的人品及志气渐渐产生了怀疑，由此断定这是颗对他不会产生威胁的棋子，这为后来蔡锷的一步步反袁行动提供了便利。蔡锷的英勇和谋略为他荣立了再造民主共和的功勋，并被永载史册。
00曾国藩“藏口”成大事
中国历来就有“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的规诫，为人处世不能太过透明，要适当隐瞒自己的品性，否则就会将坏习惯暴露，殃及他人。
曾国藩在现代人眼里是一副作风严谨、不善言辞、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但早年的他巧言善变，喜好浮夸，举止疯狂，一点都不遮蔽自己的脾性。只是后来认识到刚愎自用，炫耀自己的“不善隐瞒”者，往往会被人抓到把柄，酿成苦果，他才下功夫改正过来。
曾国藩
青年时代的曾国藩直来直去，每日多语，与朋友切磋学问时也总是强言争辩。更有甚者，他还喜欢在暗处议论别人的长短。一次，窦兰泉来访，曾国藩在没有理解好友本意的情况就大发言辞，最后弄得二人不欢而散，更别说交流心得了。后来陈源兖母亲的寿庆也被曾国藩的不慎言辞弄得十分尴尬，大家不欢而散。曾国藩的言多、自负，经常引发与朋友间的矛盾。偶有不合，他就大发脾气。好友深知他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陈源兖敢直言。一天，陈源兖到曾家，彼此深谈了很久，曾国藩又口若悬河，大讲对别人的苛望之事。陈源兖见曾国藩依然我行我素，只好把话挑破，希望他改掉那些不好的习惯。
几天之后，曾国藩在家给父亲祝寿，期间又与朋友发生冲撞。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之道，希望他尤其注意说话及做事的分寸。曾国藩终于意识到问题有多严重，立即起身前往朋友家中赔礼道歉。此后曾国藩的父亲更是以书信对他诚恳相劝。陈源兖的话和父亲的亲笔信让曾国藩很是触动，但不久曾国藩就旧戏重演。1843年春节后不久，曾国藩在文昌馆主持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团拜会，于情于理他都应该竭力招待好旧日同窗，但他的怠慢和狂妄，又一次伤害了同学之间的深厚友谊。
此后，曾国藩在检讨自己的同时，却又慢慢向另一个极端走去，有意和朋友们越来越疏远。他认为距离反而会增加同学们对他的一分敬意，但效果也并不明显。曾国藩很是困惑，突然像“众叛亲离”一样，无所适从。幸好好友吴廷栋及时开导，让他打消消极的念头，亲力而为，善听劝言，严于律己，让朋友们重新接纳他。
一番努力之后，曾国藩渐渐懂得为人处世的真谛，慢慢成熟起来。他已经完全领悟到“瞒”计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不善瞒者，其过分外露的语言和行动多会伤到别人，而善瞒的人，往往多注意与他人交往时的分寸，更容易受到他人的欢迎和尊重，别人更愿意和你交流学问、切磋人生、共谋大事，这样的行为利人利己。悟透这个道理，曾国藩才闯过了人生的道道关卡，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