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三天的远征后，我们和集中起来的八路军部队都迅速分散。当骑兵侦察兵和秘密的电话联络站（有的使用缴获的电线，有的甚至使用铁丝网上的铁丝做电话线，隐藏在灌木丛中或埋入地下）发出消息说，敌人大部队出动时，我们就避开他们，不是在敌人面前逃走，而是转向其他已被八路军包围的敌人据点。
三天以后，我们在汾阳以北几英里、位于汾河上的娄烦镇活动。这里有两个日军据点被包围，经过“日本人民解放同盟”成员在夜间用扩音筒喊话，据点里的300名日军和百八十名伪军开始动摇，但不愿投诚。八路军决定挖地道通到这些据点的炮楼下面，进行爆炸。我们在部队的掩护下到达距敌人炮楼仅300码的地方。敌人发现在挖地道，就用步枪、机枪、迫击炮和75毫米野战炮开火射击，我们都趴在地上。敌人在夜间射击，盲目性很大，我们几无伤亡，但因此使挖地道的工作未能在天明之前完成。我们在离去时没能看到作战的最后结果，但第二天晚上在另一个村子里宿营时听到了猛烈的爆炸声，说明作战已获胜利。其后不久传来消息，敌人的娄烦据点已被摧毁，守敌除个别被俘外全部被歼。
在所有这些攻击中，歼灭日伪军百余人，缴获很多，八路军一方牺牲12人，伤约30人，其中有群众团体成员，他们是往火线上送担架、云梯和弹药的。双方伤员都被人冒着炮火抢救下来，并在作战结束后同部队一起迅速撤退，八路军一方伤员逐村轮流由担架队护送到后方去。日俘受到人道待遇，并有一位美国医生给他们打止痛针，这使他们感到很惊异。看到他们这样的表情实在很有趣。
八路军为什么能够用这种方式作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同人民保持着密切联系。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在所有战斗中都密切配合，有时以民兵为主，有时以游击队或正规军为主。村政府、群众团体和民兵经常不断地提供消息，使我们确切地了解所处境况。
游击队和民兵指挥员们一再向我们显示，他们对每个据点里的敌军情况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们的人数、动向和行动规律，并且说得出他们的姓名、家庭情况和内部关系。这些都是为敌人服役的仆人、挑水夫和小贩们所提供的。（我们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游击队听说一个伪军的妻子获准去同丈夫团聚，就让她说服丈夫在夜间放下吊桥，然后游击队偷偷地进入炮楼，用刀捅死哨兵，从窗户里扔进手榴弹把其他在睡梦中的敌兵全部消灭。）
在另一方面，敌人的信息则非常不灵。我们外国记者团是多年来第一次到这些地方来的外国人，但我们能公开行动，同老百姓谈话，甚至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几英里外的日本人却一点也不知道。军队和人民之间建立起充分的互信。司令员们到村子里，有时会向群众交待当前的主要任务，而在每次战斗之后则一定要向全体居民详细报告战绩，向那些协助作战的人致谢，并把缴获的一些武器发给民兵，把其他一些物资发给群众团体。
除此之外，还有这样的事实：八路军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每一个八路军的单位都有责任训练人民自卫技能并在敌军入侵时掩护妇女儿童撤往山里或秘密地道。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些地区的人民深信：抵抗（而不是投降）不但是一项广泛的爱国义务，并且也是为他们自己的社会集体所作的最好选择。
八路军作战的性质，我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也能体会到。尽管在武器装备上不能对付敌军大部队的集中攻击，八路军和它的辅助军事组织却总是采取攻势，使敌人中计，以打击敌人的弱点。这样，不仅使敌人蒙受损失，煞敌人的威风，并缩小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控制区，扩大八路军管辖的地区和人口，而且有利于防止敌人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队和人民进行报复。因为各地的日本人都不得不经常处于防御地位，不可能就地集中优势兵力，而必须要等待北平、太原和石家庄等地的高级司令部从他处调集兵力，这样一来不但会削弱其他也有八路军活动的地区的防守兵力或减少总后备队，并且需要调用大量铁路车辆、卡车和汽油，因此报复就必须是一个由更高层次做出的战略决策。
由于地雷战和麻雀战的发展（我们看到在煎锅旁边、在旧橱柜里所设的手榴弹和地雷引线），小股日军根本不敢离开据点。这是那个阶段华北和华中人民战争的战术。八路军告诉我们，他们也在为下一阶段—大反攻—做准备，那时有更多的日军将被盟军所牵制，八路军有了更多的供应（一门好的野战炮只要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轰毁一个敌军据点，现在却要花费几周、甚至几个月的精心策划、缜密行动和抓住机会才能做到），就可以从北面和西面出动，迎接来自东面和南面的盟军。
在回顾了那次敌后的旅程之后，有必要再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体形势做一些补充说明。
在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始终存在着两条战线。第一条战线，即“正规”战线，是明显的，正统的，以中国军队为一方，日本军队为另一方。在这条战线上的中国军队属中央政府和封建地效忠于中央政府的地方将军们。在正规战线上，除了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以外，中国人一直处于守势。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越来越倾向于驻守在稳定战线上，等待敌人采取行动，又希望他们不会采取行动。
第二条战线是在敌后扩大起来的，正如法国的抵抗力量和铁托的战时基地一样。它的组织中心是由在日本占领早期渗入了的原中国红军小部队组成的。围绕这一核心的是人数多得多的地方部队。敌后战线开始时只是在敌人占领的交通网的空隙中采取抗日行动的一些小块根据地。逐渐地，这些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或建立了联系，协调行动。在这里，总是中国军队发动战略上、战术上和政治上的攻势。这条战线上的部队，是在敌人仍然强大得可以随心所欲推进其主要战线时开始收复失地的先锋。他们建立的解放区，是所有中国军队以及后来加入他们的盟军发动众望瞩目的联合战略反攻的前进基地。
在抗日战争以前的几年，中国共产党管理着几个小苏区，最重要的在中国东南部的江西省和福建省。在日本占领东北后，中国共产党就把一切活动围绕团结全国全力抗日这一目标而展开。他们建议和任何掉转枪口、对准民族敌人的军队组成统一战线，不管其政治倾向如何。然后，他们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到了西北的陕北。接受他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口号的第一支政府军队是东北军。如前所述，正是东北军的将领于1936年12月在陕西省会西安劫持了蒋介石。蒋介石在被拘留期间，不得不听取整个中国人民希望他听取的呼声，也看到了人民群众希望团结抗日的强大力量，从而答应了对他的基本要求。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从西安事变到1937年7月7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里，一个国共团结抗日的协议已经基本达成。根据这个协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长征后包括陕西、甘肃及宁夏这些西北省份的部分地区，拥有约150万人口—将成为国民政府领导下的一个自治特区。共产党重申了她已经实行的政策，停止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武装斗争。这样做的条件就是，国民党也指挥其全部力量用于抗战，并释放政治犯，放弃对所有党派的抗日爱国者采取的镇压政策，给予他们言论和行动自由，允许这些爱国者在按照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抗战行动中发挥他们的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八路军才由陕北向东开进华北，进入山西，才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才得以参加保卫一些战略要道的战役，也才有了冀中平原多股抗日力量的合而为一，成为抗日联军，进而诞生了晋冀豫解放区—朱德总司令领导的八路军的总司令部就建在这里。八路军还发动了一场远征，一路打到山东海滨，同在中国最东端活动的抵抗力量汇合，建立了胶东半岛根据地。
在1939至1941年间，敌后战线经受了十分巨大的考验。游击区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解放区承担了日军进攻的主要压力。同时，人民武装也在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在冀中，新的中国军队成长起来了，这就是八路军、正规部队中的爱国分子和地方上的志愿兵团组成的坚固混合体。还有整个华北地区的民兵。他们仍然是农民，但在抗日斗争中创造了惊人的战果。他们发明的地雷战、地道战，让敌人闻风丧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