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35年中国红军从南方向遥远的西北进行万里长征时，它在福建、江西和安徽留下了一些部队。这些部队人数太少，不足以继续控制以前苏区任何重要的地盘。它们的任务是建立新的运动中心，并保持人民的革命传统。这些坚强的战士分成许多小股游击队，以几省边界一带人迹罕至的山区为根据地，使中华苏维埃的旗帜继续飘扬在中国东南和中部各省许多分散的据点上。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使中国对日公开宣战。在反对入侵敌人的斗争中，共产党被正式承认为国民党的盟友。一向主张和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的中国红军置身于全国军事力量总司令的指挥之下改编为八路军。在中国东南部和湖北北部的红色游击队得到命令，他们也要编入统一的中国军事系统中。于是，他们从各自的据点下来，集结在各处进行改编和训练。
把分成小组、战斗在长江两岸山区的15000名游击队员集中起来，是很困难的。许多地方，交通不便。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消息和政府的命令传到那里，是需要时日的。在某些情况下，当他们下山接受改编时，反而遭到所在省军事当局的袭击并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因为他们不相信内战已经结束了。有些游击队长期同外界隔绝，不理解党的新路线。一直到了1938年1月，这些游击队才最后完全集中起来。根据中华民国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他们改编为新四军。
紧接着，我采访了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根据他提供的资料，当时被改编为新四军的武装力量包括：来自闽西的2000人，来自赣南的1500人，来自湘东的1200人，来自浙闽边界的2000人，来自鄂北的4300至5000人。所有的游击队都保持过一小块苏维埃地区。
新任军长叶挺将军是1925～1927年国民革命中著名的卓越将领之一。虽然他参加的起义最后导致红军的建立，但他并不是共产党员。在中日战争爆发以前的10年中，他过着隐居生活。而担任副军长的项英，工人出身，早在1923年平汉铁路大罢工时就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他曾当过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当红军开始向西北长征时，他是留在华南的最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
我是在汉口采访叶挺将军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司令部设在以前日本人的住所里，地上铺着日本式稻草垫，炭火盆抵挡不了长江冬季寒气的侵袭。这位身材魁梧的广东人，脸庞丰润，生气勃勃，以勇敢过人而闻名。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讲述了这支新的军事力量的性质及其重要性：
“我们的人都是老战士，过惯了艰苦的生活。面对武器装备处于优势的敌人，已经习以为常了。过去这些年，他们常常挨饿，有时不得不吃草充饥。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这就是他们能够生存下来的秘密。”
“新四军是一支在长江两岸进行游击战的流动部队。战士们正集中在这里进行训练和调整，然后开赴前线。作为一支军事力量，新四军同八路军没有任何联系。这两支军队都接受全国军事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当然，我们的许多指挥员和战士由于是共产党员而同八路军有联系。”
早春季节，偶尔可以看到这支新军的小股部队行进在汉口街头。这些战士久经风吹雨打，赤脚露膝。他们行动敏捷，像全世界的山林英雄一样迈着大步。他们穿着灰色土布军服，没带任何符号。他们边走边喊口号或唱歌。
5月初，当日军围攻安徽亳州的时候，新四军奉命在皖东的长江两岸作战。它被限制在这个地区。这是顾祝同将军管辖的第三战区，即皖东南的一小部分。长江以北的地区多山，适宜于进行游击战，而长江以南的皖南是一个大平原，水道纵横，湖泊杂陈，实在不是游击战士的用武之地。这里没有天然屏障可以隐身。平坦的地形使日军的汽艇和机械化陆上运输工具实际上可以到处畅通无阻。日军的飞机可以发现并摧毁游击队任何明显的集结活动，可以侦察到他们的根据地，进行不停的骚扰。新四军70%的兵力就是集中在这样一个危险的地区。它的主要基地、训练学校和医院全都建立在这里。过去一年间，它在这里每天至少同敌人交战一次。这种经常不断的战斗往往使它打到距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不远的地方。
八路军拥有数十万兵力，主要是在它从日军手中收复的地盘活动。新四军则不同，它的活动被限制在一定的地盘内，要受在它到来之前早已建立的军政当局的管辖。在华北的许多地区，八路军和自己组织起来的游击队是单独作战的。新四军则是东战区诸种军事力量中的一种。它必须接受战区司令部的命令，仰赖它的财政和给养。在兵源的补充方面，它没有华北游击队那种自由。在争取群众支持方面，它不能像边区政府那样，实行民主政治改革，或下命令减租减息，减轻人民负担。新四军只能通过自己的言行，向人民表明日军是可以打败的。它教给人民提高生产和增加收成，并为他们免费医疗。当租金和利息过分抬高，而地主和高利贷者又拒绝减少时，新四军便鼓励农民救国会进行抗租抗税斗争，理由是，战争的负担本应由各阶层平均承担，但富人并没有承担自己应有的份额。
访问过新四军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说，新四军通过这些活动，赢得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但这里的民主改革、群众组织、战时教育和群众参加抗日等工作，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赶不上晋察冀边区，后者在真正贯彻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口号方面堪称模范。
由于东战区限制民主抗日群众组织的发展，结果这里土匪猖獗，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这个问题，北方早已成功地解决了。在主要战场西移后，长江下游一带留下了大批半匪半兵的“游击团伙”。他们往往受雇于日本人，虽然偶尔也打一下日军，但经常危害人民群众。新四军认为，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必须立即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它采取行动的头几个月，对土匪和日军同时发动了一些进攻。像北方的八路军一样，它也开始采取政治手段，分化瓦解土匪，争取其下层投向人民。但是新四军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主要原因是群众组织没有普遍建立起来；其次一个原因，是长江下游一带的土匪团伙并不像北方那样是一大批散兵游勇，而是由在大城市敲诈勒索的流氓领导的人数不多、组织严密的匪群。新四军在它活动的区域内迅速地镇压了或赶走了这些匪群。但在东战区的其他地区，土匪仍然猖獗。
在新四军内部，也碰到了许多困难。“我们最大的成功之处，”我首次采访叶将军一年后又见到他时，他对我说，“是我们把许多小股游击队融合成一支统一的军队。我们的战士多年来小股活动，分散作战，什么事都是大家说了算。人人都互相熟悉，计划是一块儿讨论的，实际上没有什么正式的纪律。改编为新四军后，游击队员们必须识别不同的军衔，服从他们不认得的人的命令。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严格的军事纪律的约束，这是他们以前不习惯的。大部分战士原来是农民，大规模组织的概念对他们是陌生的。在老战士中，有许多人反对这种‘侵犯民主’的现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全军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政治宣传和教育活动。政工人员向每个战士解释，从内战时期那种小规模游击战过渡到组成大规模抗日流动部队，在我国革命中是一个进步。每个战士的革命职责是使自己适应这种新的组织形式。这种方法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的纪律不是机械式的，不是独断专行的，而是建立在我们战士的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之上的，自觉自愿遵守的。”
“不过，”他说，“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克服了过去打游击时的那种习气。我们仍然存在问题。”
当我要求他更详细地谈谈这些问题以及准备如何解决时，叶挺望着我笑了。
“你看过《夏伯阳》这部苏联电影吗？”他说，“我们就是那么做的。”
新四军连以上的所有单位都设有政委或政治部。他们的这个制度同北方的八路军和游击队是一样的。政委是他所在部队的组织者和教育者，责任是保证这个部队成为有觉悟的、战斗的机体。他不仅有权监督战士，也有权监督司令员。作战方案都是在他参加之下做出的。他既有很大的权力，也有重大的责任。一旦定出作战方案，军事指挥员就下命令。政委对它的执行负有责任，必须带头贯彻。
著名的美国战地记者杰克·贝尔登对新四军一次典型的进攻作了这样的描写：
“连长大声发出命令。政治指导员拔出毛瑟枪喊道‘跟我来！’全速冲在前头，战士们紧随其后……”
政委为什么要参加军事决策？项英本人不是军人，而是一个工人和工会组织者。他对贝尔登作了解释：
“革命者在其工作中学习的策略战略类似于军事行动中采用的战术战略。因此，一个出色的政治战略家也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指挥家。技术专家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工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战略家。而搞政治的人可以很快地学会军事战略。不过，他必须向专家请教如何使用步兵和炮兵。”
“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我们的领导人感到责任重大，急切地想尽到自己的责任，因此，我们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不如我们能干。他们是按照作战方案行事的，成败关键在于作战方案，而不在于他们自己。”
据叶挺说，政府其他军队的军官90%出身于富裕的、有知识的家庭，而新四军的军官和政委70%是工农出身。这就是为什么新四军的指挥员和战士可以毫无困难地过同样生活的主要原因。新四军的军饷每月为1.5元至5元。官兵每日的伙食标准都是一角钱。每月可领5元军饷的，除最高级别的干部外，还有一部分在新四军宣传部门工作的日军战俘。
新四军从政府得到的财政补贴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们得到同别的军队同等的待遇，”叶挺说，“我们就会获得两倍于或三倍于目前的津贴。只是由于我们的军队来自劳动人民，我们还能勉强度日。政府的拨款仅够伙食费和部分装备费。政治工作、战地医院和后方医院、教育等方面的预算由我们自筹。新四军同当地行政当局没有直接联系，所以不能从其税收中得到一分钱。它的一些特殊用款必须依靠本军士兵和中外同情者的自愿捐献。这方面的捐款数目是有限的。”
新四军不征兵，来这里的都是志愿兵。有些申请者被拒绝了，其原因有三：他们来自别的军队；他们来自中央政府未授权新四军接受兵源的地区；新四军认为他们当兵不是出自抗日的真诚愿望，而是别有图谋。
新兵进行彻底的身体检查后，才能入伍。如果有人被发现身体不合格，则根据他们的健康情况另行分配适当工作。
新四军教育每个战士了解抗日的目的，决不可忘记为人民而战的宗旨。
贝尔登把新四军战士守则译成了英文。他根据自己的亲眼观察，他们的确是身体力行的。三条基本守则，第一条是：抗战到底，绝不投降，绝不妥协。第二条是：服从命令。第三条是：新四军的所有战士必须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人民，尊重他们的利益和风俗习惯。
六项规定要求战士必须保管好自己的武器，爱护住户的家具和瓷器，守秩序、有礼貌、勤劳、干净。
实际上，新四军的守则有10条，像八路军的守则一样，也是从红军继承过来的。它规范了个人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10条守则如下：
1、离开老乡家时，把用作铺板的门放回原处，收拾好各种东西，把垫铺的草捆好，送还原主。
2、把地打扫干净。
3、说话和气，不要大喊大叫。
4、买东西，照价付钱，不讨价还价。
5、借老乡的东西，要归还。
6、损坏东西，要赔偿。
7、大小便，必须去厕所。
8、洗澡时，回避女人。
9、部队内外，随时随地进行宣传。
10、不杀俘虏。
最后一点被认为十分重要，违反者要枪决。所有战士都学会几句日语口号，以便向敌人喊话，要他们投降。这些口号的内容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兄弟；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不伤害俘虏。
新四军有许多日军俘虏。他们受到良好的待遇；他们的月薪和福利比许多中国军人还要多。其中一些人用日文写宣传品和信件，劝说他们的同胞不要打中国人。
我们简单地介绍了组建新四军的前后经过、它的任务、困难和训练情况。现在我们谈谈它是如何打仗的，以及作为一支活跃的抗日游击力量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果。
新四军完成训练后，分成四个师，分别命名为团结师、前进师、勇敢师和抵抗师，于1938年4月27日离开皖西颖水根据地，开赴前线。5月10日，他们抵达南陵。5月16日，他们分成小股力量，沿南京－芜湖铁路潜越敌人防线，首次同日军遭遇。长江一带的日本驻军已经减少，调了许多兵力去增援徐州周围进行大的战役。日军只占领了较大的城镇，让骑兵和摩托化部队巡逻其间的公路和铁路线。当新四军渗入南京附近时，日军毫无觉察。只是当新四军的便衣人员潜入这个沦陷的首都，往墙上贴标语口号时，他们才意识到，他们对这个地区的占领受到新的严重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