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在中国，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在全世界范围，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联合作战共同击败法西斯60周年。为了唤起人们永远牢记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及其伟大意义，在我90岁诞辰到来之际，谨以我从1937年到1945年间在中国战场上写的通讯报道和回忆为基础，重新编写成这本书，作为我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一点贡献。
我1915年4月20日生于波兰，1917年随父母移居中国，1920年前生活在哈尔滨。在那里，我接受了一生中惟一的一点俄语教育。1920年，我们家迁往天津，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天津度过的。在天津，我生活了18年—受到了当时所能受到的学校教育，人也长大了。在哈尔滨，我们的世界是俄国式的，在天津，则主要是英美式的。因此英语成了我最擅长的、最便于表达的语言。这是因为我念书的学校里没有中文课程。尽管我在年轻时没有人教我中文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半殖民地环境的多种影响，但我父母的进步传统对这些影响起了抵制的作用，对我的世界观起了引导的作用，使我没有为这些影响所湮没。同时，我同中国的现实日益接近。日本在1931年侵占中国的东北，使我受到震撼，这时我已16岁半并已开始工作。
从记事起，我就想当一名记者。长大后果然如愿以偿。1931年在《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33年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识，很快便开始为斯诺夫妇创办的《民主》月刊写稿，接着又成了这家刊物的编委会成员。那时我刚满22岁。1937年7月底，日本人占领了北平（后来改称北京），《民主》月刊也随即被扼杀。我也在那一年起任美国合众社记者……
我是在中国长大的，我的记者生涯是从中国开始的。当了记者后，我自己的兴趣便逐渐地，然而是决定性地转移到中国的事件与发展趋势上来，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中国实际上成为我写作的惟一主题。命运注定我与中国有不解之缘。
就在我初任记者不久的1935年冬天，面临严重的民族存亡危机的中国大地上，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运动。我目睹了它的发展过程，还通过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了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情况，得到了一些解放区的消息。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首名为《义勇军进行曲》的战歌，响彻中国大地，也震撼了我这个年轻的外国记者的心。1937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那时候我的家在天津，我的父母在那里已经住了20多年，他们不愿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要移居美国。我何去何从呢？我决定留在中国。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就来到了中国，但那是身不由己，而这次我决定留下来，却是心甘情愿的。我深信中国最后会赢得这场战争，我想用记者之笔记录下这个过程。在天津附近的港口塘沽的轮船上，我看到许多满载日本兵的登陆舰正在靠岸。当时我想：“现在你们翘着尾巴来了，但我要留下来看你们夹着尾巴回去。”
现在回想起来，作为一个外国人，我那时决定投身于中国人民的事业，特别是抗日斗争，是有其根源的。这就是我参加反对妄图把世界拉回黑暗时代的法西斯的斗争的决心。因为有这个决心，即使那时我不在中国，而是在欧洲或别的什么地方，同样的动机和决心也会使我参加那里的反法西斯斗争。事实是，当时我住在中国。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支持和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就是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实际贡献。而且我坚信，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在经历的一个世纪的屈辱的失败之后的奋起抗争，是决不会再失败的。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多了这一股力量，胜利将更有把握。
我见证了中国这场反抗日本侵略战争的全过程。在北平，我听到了卢沟桥的枪声—1937的“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但是不久北平就落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也相继陷落。在这些大城市的争夺过程中，我无一例外地看到了日本兵惨绝人寰的暴行，到现在想起来还令我不寒而栗，特别是他们在南京实施的大屠杀。在战争过程中，我也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战争开始之后，我先是告别了北平、天津，来到了南京。接着又到了武汉。在武汉，我看到过统一战线辉煌的日子—它给整个民族带来了希望，甚至国民党中的主张抗日的人士也感受到了这种希望。在南京和武汉，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周恩来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实际上是共产党战时与国民党打交道的全权机构。（需要说明的是，一些对中国现代史了解甚少的人，可能一下子还不能知道这些党派和军队是怎么回事，这不要紧，只要耐下心来继续下去，都能在这本书中得到答案。）
在中国各大城市，我看到了人民群众高涨的反日情绪和各种形式的反抗侵略者的斗争。尽管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我始终相信，他们是不可战胜的，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他们。而在战场上，从抗日将士的英勇抵抗中，我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1938年我在山东省的台儿庄战役中就看到了中国士兵英勇抵抗的壮举。
同一年，我还开始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知道了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比较具体的作战消息。我还开始在著名的共产党人廖承志的指导下为中共润色英文文献。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用他们的行动和思想让我认识到一个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上的真正胜利，就不可能有新中国。
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步步进逼，中国战争时期的政治中心不断内迁，最后到了大西南的重庆。在重庆的日子里，我看到了国民党的更加腐败，它的抗日力量这时已变得非常薄弱。我记得国民党的一位高级官员曾对我哀叹：“我经常怀念在武汉的日子—那真是天堂！”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大后方掀起了空前的民主运动。一位美国外交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与其领导人蒋介石已经到了过去10年来最软弱无力的地步，正在失去中国民众的支持。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事实上有两个战场，一个是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领袖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成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坚力量。陕北小城延安则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在那里领导和指挥敌后的抗日斗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延安成了所有卓有远见的中国爱国人士心目中的北极星。这里是一座巨大的熔炉，整个国家的未来领导人在这里受到锻炼和教育。
1944年5月至9月，包括我在内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突破国民党当局五年多的新闻封锁，进入延安。参观团包括六名国际通讯社的记者和为数更多的中国报人及工作人员。我那时是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社及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此行非同一般。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确实具有历史意义。在那次采访当中，尽管国民党精心安排了种种限制，但记者团的采访还是实现了一次突破。它使全世界充分了解到中国当时的形势。国民党试图在记者团抵达目的地之前，以其反共宣传的洪流湮没访问者们的设想，结果却漏洞百出，由于做得太过头和手法拙劣，反而更加引起了人们对他们的怀疑。对世界舆论来说，这是一次发现，一种重新发现，即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具有的政治、军事潜力，这种力量长期以来一直被国民党的谎言和新闻封锁所掩盖。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之中的几个人也已经深刻感觉到，这种力量才真正是世界大事中出现的至关重要的预兆，那就是即将出现的未来的新中国。最为关键的是，记者们在延安及其周围地区发现了人们那种充沛的精力、坚定的信念和朝气蓬勃的局面。相比之下，重庆则完全不同，是另外一个样子：一切停滞不前，腐败不堪，消沉黑暗。结果，国民党歪曲共产党形象的全部图谋彻底失败，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同时，我们的延安之行也预示了这些地区对外部世界开放的前景。
在此期间，我两次采访了毛泽东，一次是集体采访，一次是单独采访。毛主席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渊博的知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采访的笔记本。在离开延安的头一天，毛主席还亲自到住处看望我和其他记者，并向每人赠送了一张他亲笔签名的画像。现在，这张画像还挂在我家客厅的墙上。延安之行对我一生走的道路影响重大，让我终生难忘。当年采访的见闻，也一并收入到这本书中。
当时我是一个年轻的外国记者。中国人民的斗争使我的生命有了目标、意义和希望。说到此行对我个人的影响，国民党派来当记者团团长的谢保樵，一个专挑毛病的人，曾怒气冲冲但却真实地报告说：“艾培（我的简称和爱称）一到延安，简直就像回到家里一样！”此行让我确信无疑的是，这个边区遭到包围和封锁，但并不是一个可怜的地区，而像一个小型的国家，是许多地区的后方；这里的人民充分相信，他们就是中国，就是中国的未来。所以我把当时对延安的印象概括为“新中国的胚胎”。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中国还有许多外国朋友与我有相同的感受和行动。
首先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1936年，即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一年，他越过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冒险进入陕北采访。他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生动而朴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工农的革命业绩。接踵而来的，是他当时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即尼姆·威尔士），她写了著名的《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后来他们又都多次访问中国。在那场持续了八年之久的战争期间，先后曾有许多外国记者沿着斯诺所走过的道路，来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深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各解放区进行采访。他们在这里同解放区军民亲切相处，目睹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政权的封锁，创造出人间奇迹的情景。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也和斯诺一样，精心观察、研究中国，写了许多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情况的著作。在这里，他们不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旁观者，而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他们热情地讴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严正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有些那时来华的外国记者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到过解放区，但是也常利用各种机会，访问中国共产党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努力搜集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的资料，以便对外进行介绍。尽管他们具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但都毫不例外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发表了大量的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著述。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和斯诺一样，为促进世界对中国人民的了解，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可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现在的中国。而我是幸运者之一。在纪念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当年在中国战场上的所见所闻，也想起了与我一起参加和对外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的国际友人。谨以此书献给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士，也纪念为这场正义战争的胜利而死难的人们，包括那些先我而去的朋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