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罗果夫中尉四十年前在大市民街被钳工席勒用鞭子抽打，是一种可怕的预言，天才的预言，非常不幸地料到了未来，因为庇罗果夫之流多得不计其数，多得打不胜打。您回想一下，中尉在猎艳冒险之后马上去吃薄酥饼，当天晚上在一位显要官员的命名日的庆典上又大显身手，大跳其马祖卡舞。”引文出自《谈谈吹牛》（《公民》，1873年8月27日，第35期，《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28），稍有遗漏（庇罗果夫中尉是果戈理的中篇小说《涅瓦大街》的主人公）。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放下笔，带着讥讽的笑容，目光锐利地望着我。
“您是怎么想的？当他跳马祖卡舞，踩着舞步，身子扭来扭去，做出形状丑恶的样子的时候，他是否会想到两个钟头以前才挨过一顿打，四肢刚刚吃过苦头呢？毫无疑问，他是想到的，”他代我回答。“他感到羞耻吗？毫无疑问，没有。我相信，这个中尉可能无耻到极点，说不定当天夜里他会向他的马祖卡舞的舞伴——主人的大女儿表白爱情，正式提出求婚。这位小姐在令人销魂的舞蹈中与小伙子满场飞舞，却不知道她的舞伴一个钟头以前才挨过打而满不在乎！这位小姐的形象是极其悲剧式的！”
把刚才说的这番话写下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抽起烟来，又对我说话。
“唔，您认为怎么样，如果她知道了，而他又还是提出求婚了，她会嫁给他吗（自然，在没有其他人知道的情况下）？”
他的《日记》中的这一段话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故而当时我以激烈而不满的声调回答他：“太可怕了！她无论如何不会嫁给他！”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微微一笑——狡猾的、恶毒的微笑。
“如果是您，也许不会嫁给他的。但是我向您保证——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一刻也不会犹豫的。因此我终于还是写道：‘唉！
她一定会嫁的。’”
“好啦，现在我把我们这次谈话永久保存下来了，”他一边往写好的纸上撒沙子，一边说。“现在，作为我们在特兰谢尔厂里共事合作的回忆，它将永远保存下来了。听我说！”他扭过脸来朝着我，“您答应我，您以后会再看看的——您今年多大了？二十岁左右吧？唔，那么，到四十岁左右吧，过十五到二十年，您应该再看一看这篇东西。那时候您会比较明白的。”
“再早一点我也会看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不，不要早看。但是答应我，过十五年，您会再看看的。”
那天深夜，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起看那篇文章的校样，他让我回家时，从袋里掏出钱包儿，对我说：“劳驾您，把这个卢布拿去，路上随便哪儿替我买一包纸烟——他所谓‘炮弹’，若是行的话，沙特奇、曼古比或拉菲尔烟这三种可能是香烟的牌子。
都行，再买一盒火柴，找个孩子替我送来。”
我替他买了纸烟、火柴，此外，再用自己的最后两枚二十戈比的银币（我每星期期刊出版后可得十个卢布）买了五只橙子，因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刚才嘀咕过，说他渴得要命，——我又登上通往印刷厂的跳板特兰谢尔印刷厂的房子（如今是巴尔金饭店）所在处，当时在改建，楼梯已经没有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上上下下都靠工人们用手拉我们。有一天夜里我手里拿着灯，用这样的办法下来，我看见人行道上有一群好奇的人，他们焦急地互相探问：“怎么一回事？东西被偷了，还是失火了？”工人们回答：“没有失火。小姐在这里印报刊”——瓦·瓦·季莫费耶娃注，把买的东西和找头交给他。我心里想，说不定他会接受我的橙子的！送橙子的主意使我很兴奋。想到恰恰是我，默默无闻的“女校对”用最后两枚二十戈比的银币，请全国有名的作家吃东西，是很愉快的，颇有意思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坐在办公桌旁，依旧用那亲切的嗓音感谢我的“关怀”。这时我决定把那包橙子递给他。
“您怎么给我带供品来了？这我怎么敢当呀？为什么呢？”
他开玩笑说。
“不为什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不过是想到您口干了。”
“我确实很想喝水。既然您买来了，我很高兴收两只吧。为了这件事，我要为现代女性的您写些赞扬的话，”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补充说，“我还从来不曾恭维过现代女性。现在我要赞扬她们一番了。”
第二天上午，我在校样上看到他在我离去后所写的《作家日记》的结尾：“我们绝大多数的妇女似乎可以不算在庇罗果夫们之列，一般说来也可以不算在一切‘肆无忌惮之徒’当中。在我们的妇女身上越来越多地显现出真诚、坚毅、严肃、忠贞、追求真理与自我牺牲的品质；其实在俄罗斯妇女身上这一切向来就强似男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现今有种种偏向。女人撒谎比较少，许多女人甚至压根儿不撒谎。而男人却几乎没有不吹牛的，——我说的是我们社会的此时此刻。妇女在事业上更坚定，更耐久；她比男人更严肃认真，她是为了事业本身而做事情，而不是仅仅做给人看。那么我们是否真的要期待来自这个方面的巨大帮助呢？”引文出自《谈谈吹牛》。（《作家日记》，1873年，第十五章，《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29）
这件事情之后过了两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到印刷厂来，带来一袋名贵的法国生梨。
“今天我家里有客，所以我破财了，不过首先想请的客人是您，”他对我说，一边把袋子递给我。“拿着，尝尝味道。生梨挺好的。我一向是在爱尔彼尔那里买的。”
他以这样委婉的方式答谢了我请他吃橙子的好意。
十一
八月底，印刷厂搬到马镫街十二号特兰谢尔的私宅里；新房子造在院子里，正在粉刷、油漆，到新房子去要经过树林，尤其在阴雨天气，往往不方便，他们叫我暂时到木头小屋1903年，新的石头房子取代了这幢木头小屋。——瓦·瓦·季莫费耶娃注的阁楼上去看校样。这座小屋正面朝马镫街，特兰谢尔和他的家眷住在里面。我记得阁楼上有两个房间，头一个房间半暗不明，堆放着各种破烂物件——印刷的废品，无用的石印机，装旧铅字的木盒，盛特兰谢尔太太的旧帽子的纸板盒儿。另一间很小的斗室，替我放了一张小小的办公桌和一把独一无二的草褥椅子。
总而言之，压根儿不是一个愉快舒适的场所。
我记得，头天晚上——已经是秋天的夜晚，黑漆漆的，——
我一个人待在阁楼上，有点儿怵怵然，离开人们很远，离开听惯了的上班时嘈杂热闹的声音，也没有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作令人难忘的闲聊。我觉得我好像被人家撵了出来，或者被流放了。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相见已经有好几天了。他生病了，校样派人送到他家里去，一期刊物刚开始，印刷厂里没有人盼他来，何况头天晚上他刚发过癫痫，校样没有看过就从他那里退回来了。
我在令人泄气的新地方的头一个晚上，独自一人在那里工作，忽然间远远听到他的说话声：“您在哪儿？这里那么暗，我什么也看不清！”
我连忙奔上前去迎接他，我不得不拉着他的手从各种破烂杂物中间穿过整个房间。
“您原来在这里！”不知为什么他格外亲切地感叹道。我出于无奈独自一人在极其简陋的环境里工作，似乎在他的心目中提高了我的地位，给我增添了新的价值接着亚历山大罗夫拿着校样和一期刊物的文章清单来了。
他们从楼下特兰谢尔处另外搬了一张椅子来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可是那天晚上他终于还是不能工作。他身体虚弱，拿起笔来手发抖；他不时用手抹一下神色极为疲惫的脸，最后只好承认他根本不能看校样。
“不行，我还是离开的好！”他站起身来，用衰弱的声音说。
“头发晕，什么也看不见。还要再过两三天，等头不晕了，我到这儿阁楼上来，到您这里来。”
他动手穿大衣，可是大衣挺重的，他竟穿不进去。我帮他穿。
“您真像个护士那样照应我，”他说，同时叫了一声我的父名，但是叫得不对，他自己当即发现错误，于是又开始咒骂自己的“可恶的、讨厌的心不在焉”。
“嗐，不是反正一样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想宽慰他，就说。可是这下子更糟。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挺直身子，愤怒地瞪着眼睛，提高嗓门，以我所熟悉的气忿的声音说：“怎么会‘反正一样’！”他勃然大怒。“以后永远不许这样说！
永远不许！这是可耻的！这意味着不尊重自己的人格！一个人对自己的姓名应当充满自豪，不许任何人——听见吗，不许任何人！——把它忘记”
我只好俨乎其然地答应再也不让任何人忘记。我请他在装着印坏纸张的木箱上稍坐，赶紧跑到楼下去叫个人雇一辆马车送他回家。当时陪他去的是印刷厂的油墨工，平日常常替他送校样的老头子，外号叫“夜莺”。到了周末，星期日，和平日一样，九点钟光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来了，身体结实，精神抖擞，只不过稍微有些咳嗽；他又登上“顶楼”——他管特兰谢尔家的阁楼叫“顶楼”，来看我了。
“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很寂寞，”他坦率地对我说，“从早到晚，始终一个人。想念这里。一天不来，好像缺少了什么似的。”
我也有同感。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茕然独处使我们不由得接近起来。
那天晚上他特别活跃，使人感到一种欢欣鼓舞的气氛。刚进来就动手“改建”房间。
“今天晚上咱们得工作很长时间，”他活跃地说，“所以让我们把环境搞得舒服一些。首先我们把这张桌子重新摆过，跟墙成犄角，不要顺着墙壁放。这样我们两人都比较宽敞些，舒服些。咱们面对面坐。灯放在这儿，桌子中间。唔，行啦。现在该考虑一下茶了。得派个人到小饭馆去。”他掏钱。我下楼找特兰谢尔，他们派人到小饭馆去，给我们送来两只玻璃杯子，一大壶（饭馆里用的大茶壶）开水，茶叶和糖。于是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像同志一般”“亲热地”一起喝茶。
我和他两人工作通宵，直到天蒙蒙亮。这个夜晚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一辈子忘不掉。这间“顶楼”，共同的脑力劳动，跟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单独相对而坐，——这一切，对我来说有着一种特殊的精神的美，一种无与伦比的、令人陶醉的氛围。
窗帘儿放下。铁皮的灯上罩着一只厚纸片的灯罩，灯只照亮我们工作的那块地方和我们苍白的、疲惫的、同时热乎乎的脸。
其他一切落在暗影中，犹如伦勃朗的画。整个世界仿佛都处在另外半球的某个地方我们在一张小桌旁相对而坐，工作起来挺挤的，并不舒服，然而我们却愉快地一边工作，一边聊天。其实是他一个人在讲话，我只是贪婪地听着，全神贯注地记住他的每句话。他抽烟——他一向抽烟很多，——直到现在我还想象得出他的苍白而又瘦削的手，骨节粗大的手指，手腕四周有一道朝里凹陷的皱褶，——可能是服苦役时戴手铐的痕迹吧，想象得出这只手怎样把吸完的粗大的香烟掐灭——铁皮的沙丁鱼盒子满满地盛着他的“炮弹”——烟蒂。我仿佛看到灯光开始逐渐幽暗，淡白的晨曦泻进整个房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架起腿，双手抱着膝盖——跟别洛夫画的肖像一模一样，——以探索的神气直直瞅着我的脸，用紧张而低沉的胸音说道：“我和您坐在这里顶楼上，一直工作到天亮，可是在我们周围，此时此刻有多少人在花天酒地寻欢作乐！他们永远不会想到，您，一个年轻女子，不会拿您的生活去换他们的生活您无论如何不会拿您这种艰苦的生活去掉换他们的轻松愉快的生活的吧？”
“我不换！”
“哦，您瞧！我说得对吧！可见，这种劳动生活中有着某种崇高的、神圣的、高尚的东西喽？”他依旧用紧张的、隐隐含着热情的声音说，好像在向什么人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有道理的。
“是的！”我激动地应声说。他的声音，他的话语使我激动。
同样的道理，我想过多少回了！但现在我想的不是自己，而是他，——我在想这个人的心灵的美著名的作家，病人——出于好心此刻与我分担艰苦的生活，以便替我减轻生活的压人的重负，哪怕只是一瞬间这时候他激起我无限的崇敬和爱。这是一种那样强烈的振奋感，对人对己的信任感，对这艰难的、沉重的，但却是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