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于我因为经济拮据而困守在家里总是深感遗憾，1873年冬天，他坚持要我利用已经出现的机会去预订意大利歌剧的票，名角儿如帕蒂、沃尔皮尼、卡利措拉里、Scalchi（斯卡尔基）、埃韦拉尔季等等在剧中大显身手。孩子们我不必担心，因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那些日子的夜里不出去，一有声响或孩子啼哭，他就立即去看看是否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题解：
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娘家姓斯尼特金娜；1846—1918），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个妻子，从1867年至1881年，她和他一起生活了十四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个创作时期，成果最丰硕的时期，整个儿是和她联系在一起的。她聪明能干，精力异常充沛，有强大的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她进入他的生活，带来了生活上的幸福和物质上的保障。她不仅为他建立了家庭和晚年的“安逸生活”，保障了他的安静，使他摆脱忧虑烦恼，银钱的计算，免去跟放债人和出版商打交道的麻烦，而且还以她的速记帮助他的创作；依靠速记，他的工作方法本身也大大地改变了。他所创作的东西，有一大半是经过她的手出来的：从《罪与罚》的最后一部和《赌徒》到《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题献给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的）以及《作家日记》。她还常常担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第一个评论者的角色。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条件地重视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的意见，信赖她的艺术直觉。列·尼·托尔斯泰说：“许多俄国作家如果都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妻子，他们会觉得自己更加幸福。”（《素材及研究2》，页587）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便崇敬地献身于纪念丈夫的工作。她曾在旧鲁萨开办过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学校，出版过他的几本作品集，建立莫斯科历史博物馆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部，1928年该部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馆。1906年，她发表《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活动有关的文章及艺术作品的图书目录索引》，搜集条目达五千条之多。她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某些地方作了颇有价值的注释。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于1911—1916年间从事回忆录的写作，也就是她的六十五岁至七十岁之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三十年。写作时她利用了六十至七十年代她工作时保存下来的速记本（1867—1868年的《日记》，和费·米的谈话记录，以及家庭事务记录——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时记的），由她支配的大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他的保存着作品草稿的笔记本。她常常拿所写的回忆录和报纸、刊物上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及其他文献史料进行核对。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表达文学界的社会性的事实往往表面化、简单化（例如《回忆录》中所述的《少年》在涅克拉索夫的《祖国纪事》上发表的经过）。但《日记》及《回忆录》对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家庭日常生活方面却是最信实、最完整的史料。
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的叙述平静而详尽，没有特别鲜明的色彩，准确交代日期，叙述大量的事实、细节，把刻画一个人，一个有他自己的“一切优点和缺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她自己的任务。不过，当你拿《回忆录》中所述的一些事实和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国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共同生活初期所写的《日记》中同一事实加以对照，就不能不说，《回忆录》中所描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比起《日记》中的来，是较为温和，较为“理想化”了的。
她在出国年头所写的日记可能更多。那是用速记写的，数量上比她已经整理成文的部分要多得多。（关于这一情况详见别利奇科夫为《日记》出版所作的序言：《文学和社会生活往事方面的文献》——《新莫斯科》，1923年，第7期）《日记》是1867年4月至8月的记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它是“一位青春年华的人所写的，她怀着纯真的欢乐，竭力要与我共享漂泊的生活”。（见《书信集》，第2卷，页26、29）《日记》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本人，从世俗化方面来看，比《回忆录》中所描述的要亲切些、深刻些、“活跃些”。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回忆录从来没有完整地发表过。刊登最完全的（所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有关的部分）是由列·彼·格罗斯曼编辑的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回忆录》，国家出版社，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本书所刊载的回忆录片断，和苏联国家列宁图书馆手稿部所保存的原稿重新核对过。
《一八六七年日记》选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4月18日我们匆匆准备好，前往美术馆。
末了，费佳费奥多尔的爱称。带我到西斯廷圣母像跟前。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张绘画像这一幅画对我产生那样强烈的印象。神灵的脸多么美，多么纯真，忧伤，眼睛里多少温顺，多少痛苦。费佳发现圣母马利亚的笑容中含着哀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几次提到西斯廷圣母像。例如在《罪与罚》中，斯维德里盖洛夫谈到他的年轻的未婚妻时说，“您知道，她的脸像拉斐尔的圣母。西斯廷圣母的脸充满幻想气息，哀痛而古怪。”（《1956—1958年版十卷集》，第5卷，页502；又见第7卷，页317）
费佳近来没有东西可看，我担心他也许会闷得慌。他不知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他想看。他很遗憾，这本书要两个塔列尔，但我要求他去买。
不知在什么地方的书店里，人家告诉我们，《往事与随想》没有，但《北极星》有，两册，价三个塔列尔。没有东西可看，我们就买下了。
4月20日（5月2日）
去美术馆。我们刚一进去，陈列在第一大厅的牟利罗的圣母马利亚像便映入眼帘。多么惊人的容貌，多么温柔的美！我极其喜欢圣母手中的孩子，他脸上的表情十分可爱！这一次我们只把美术馆匆匆浏览一遍。我们只在提香的《基督和钱币》前停留了一会。这张绝妙的绘画，用费佳的话来说，可以与拉斐尔的圣母像媲美。基督的脸容表现着惊人的温和，伟大，苦难另一个大厅里陈列着Anniballa Caracci（阿尼巴·卡拉齐）的《青年时代的救世主》。费佳对这幅画评价甚高，很喜爱它。费佳领我去看Claude Lorraine（洛兰）的神话内容的绘画。指美术馆陈列的绘画中《阿西斯与伽拉忒亚》这幅画，内容取材于奥维德的《变形记》第8卷，伽拉忒亚对少年阿西斯的爱情以及独眼巨人基克洛普爱上并追求伽拉忒亚的故事。这幅画给人的印象非常强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三次提到它，在《斯塔夫罗金的忏悔》，《少年》（维尔西洛夫的关于欧洲人类初期的故事）以及1877年的《作家日记》上《可笑的人的故事》中都提到过。又见本书页355。太好了！后来我们又去看霍尔拜因霍尔拜因（1497—1543），德国画家。的圣母像。
4月22日（5月4日）
我们到SchloBstraβe（宫殿大街）寻找1855年的《北极星》，但是哪里也没有。在这家小书店里我们无意间看到《丹尼斯·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笔记》，我们买了一套，因为费佳还未看过。
4月24日（5月6日）
我们去美术馆。观看雷斯达尔的风景画良久，沼泽，堆房，道路及其他。华弗曼华弗曼（1619—1668），荷兰画家。的绘画内容大半为军旅生活：或狩猎，或演武，或作战，画面上必定有战马与军人，一半被烟雾所遮蔽。随后我们观看华托的画。这个人是上世纪初叶的法国宫廷画家。他所描绘的绝大多数为快乐的宫廷生活场景，某侯爵追逐一位绝色美女之类。这些画充满了生活气息，脸容富有表现力，服饰刻画精美。我们在底层画廊漫步良久，后至上层画廊，我们还一次也没有观赏过。
4月27日（5月9日）
今日早晨我们一起从家里出来：费佳去CaféFranais（法国咖啡馆）看报，我去找那个可以借到俄国书籍的图书馆的地址。我立即打听到了我要找的地址，便回家来看信，那封信我是在费佳的写字台上找到的。（看男人的信自然是件蠢事，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不看！）这封信是苏指阿波丽娜莉雅·普罗科菲耶夫娜·苏斯洛娃。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她的关系见多利宁写的关于出版她的《日记》的前言。来的。看完信，我是那样激动，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冷，我发抖，甚至哭了。我怕旧情死灰复燃，怕他对我的爱情熄灭。上帝啊，别把这样的不幸降临到我身上吧！我伤心极了。一想起这件事，我就肝肠寸断！上帝啊，别这样，失去他的爱，我是难以忍受的啊！
费佳回家来，我匆匆抹去眼泪。他看着我，大为惊愕。我说我胃痛（我认准他马上会回来，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回来）。我对费佳说，我不舒服，身子发抖。他要我躺在床上，开始十分不安，问我这是怎么啦（他还是爱我的，我有什么情况时，他总是极其不安）。他说我不应吃得太多（他想出用饮食疗法来摆脱精神痛苦）。我好了一些，我们按地址去寻找图书馆，不久即找到。他们给我们目录；这里不过二十来本俄国书籍，但大部分是禁书。我们选了1855年及1861年的《北极星》。
4月28日（5月10日）
我们决定去美术陈列馆。我们在馆内踱了很久，只在我们喜爱的画前停留。后去邮局，但还没有信件。从邮局走到贝尔维杰尔饭店的露台上用餐。在露台上坐厌了，就去Grand Jardin（大花园）。这是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越过Donna Platz（唐娜广场），向左拐，再向右拐，进入一座丛林。入口处有一饭店；这里人很多，大多数是老头子、老妇人，还有许多孩子。有个孩子在沙坑里玩，很放肆地玩得正高兴，不时转身向着人群。我们很喜欢这孩子。费佳身上有糖果，想送给孩子吃。他先叫他法兰茨，弗里德利希，可是孩子不肯过来。后来费佳自己走到孩子身边去，要给他糖吃。孩子大窘而特窘。接着费佳走到一个小女孩跟前，她也怕难为情，不肯拿糖。那个男孩子玩了一会，奔回家去，喊了一个老太太出来，大概是他的奶奶，开始指着我们告诉给她听，说是这位先生走到他身边来要给他Papier德语：钞票…奶奶笑了，向我们鞠躬致意，末了，领着孩子进屋去了。
4月29日（5月11日）
大花园里有个射击场。一个德国人站在柜台旁怒气冲冲地在射击；他委实是个好射手：几乎每枪中的，使铁制的土耳其人从地板底下升上来。我们也走了过去。费佳想试一试，我根本不知道他以前曾经打过枪，就对他说：“你打不中的。”这个看法我是随口说说的，根本不想去得罪他。这话反而激他去拿起枪来。他第一枪就打中，从地板下升起一个骠骑兵。他几乎两枪中一枪，然后他得意扬扬地问我：“怎么样？”还补充说，这又证明了他过去的想法：妻子是丈夫的天然的敌人。我和他争论起来，他不愿表示同意，还是抱定原来的看法。
我们没有直接回家去，却去到露台上，我喝咖啡，费佳吃冰淇淋，又喝咖啡。坐了一会后，我们走到露台的栏杆旁观看落日。这时我们因为看落日又争吵了，费佳骂了我，我们心绪十分恶劣，回家来了。路上，我心情非常痛苦，克制不住，哭了起来。我说这些日子我很不愉快。我们走到Moritz Allee（莫里茨林荫道）的尽头，费佳去买烟卷，我几乎奔跑着回家。我还没来得及奔进房间去脱衣服，费佳便来了。我哭了一会，不过后来觉得好些了。费佳说我准是很寂寞无聊，我们过得很孤独，我们一定得马上离开这里，我大概是后悔嫁给他了，以及其他等等等等的蠢话。同时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两个老人，没有孩子，很是伤心，他们愁如果他们的孙子们死了的话，将来怎么办呢？
4月30日（5月12日）
四时去Pachmansche Leihbibliothek（巴赫曼图书馆）。门上有张告示，星期日开放到一点钟。我们敲门，图书馆女主人替我们开了门；我们又借了三期《北极星》与原稿删去。交了两个塔列尔的押金。得把书送回家去。归路上我们拐到Courmouzi（考莫奇）处，买了枣子（十四银币一磅），红醋栗果子冻和咖啡（十五个银币）。我们把这些东西统统拿回家里，再到露台上去吃饭。饭菜很好。出来到凉台上，费佳喝咖啡，看《比利时独立》周刊。费佳一定要到下面去听音乐。我们一起下去，付了五个银币，可是刚坐下，费佳就说我们最好还是走，因为演奏得那么糟。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听完舒伯特的《夜曲》。
5月3日（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