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斯特拉霍夫立即又激动又伤心，写信给托尔斯泰诉说他觉得“非常空虚”，可是即使在这里，他也不能不添上一句：“后来我们一直合不来。”（《托尔斯泰与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2卷，页266）特别典型的是他公开承认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证明他们彼此非但格格不入，而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种明显的反对态度，几乎怀着憎恨。他把他刚写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略寄给列夫·托尔斯泰时也写到自己的“忏悔”：“我在写作期间一直在斗争，我和心里冒上来的厌恶感斗争。我既不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好人，也不能认为他是个幸福的人（实质上他是符合的）。这真是个不幸的人，愚蠢的人，他自以为是幸运儿，是英雄，多情地爱着他自己。我如果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方面记下来，讲出来，那么，在我想象中许多情况会比我所写的更生动，叙述也会真实得多，不过，还是让这种真实隐去吧，我们将只显耀生活的正面，就像我们到处在做的那样。”（《托尔斯泰与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2卷，页307—309，1883年11月28日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她的回忆录的结尾以恰当的方式评价了斯特拉霍夫的为人，援引大量事实揭露他在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面貌方面的谎言。（《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页285—292）
因此，为了判明真相，倒是极有必要尽可能小心谨慎地去研究斯特拉霍夫所说的那些事实，必须从可靠性的观点出发来分清事实，尤其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政治信仰有关的事实。问题与其说是在于事实本身，倒不如说是在于带着一定的目的对事实作与众不同的解释。这尤其是指斯特拉霍夫回忆录的头几章——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杂志的历史。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代人中实际上唯有斯特拉霍夫一个人清楚地了解和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办杂志活动中独特地反映出来的社交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作为亲密的同事，他了解并且很积极地参与了当时的文学派别斗争。他抱定宗旨在各方面无论如何永远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成是他的志同道合者——忠诚的斯拉夫主义者，反“虚无主义”的斗士等等（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特拉霍夫的关系的更详细情况见多利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特拉霍夫》一文，在多利宁的《最后几部长篇小说》一书中）。
根据圣彼得堡1883年版《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卷，《传记、书信、笔记本摘记》删节刊印。
我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见面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焚毁旧货市场的大火灾以后没几天，仆人递给我一张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片，说是这位来访者想见见我。我立即去到大厅；一个中等身材或中等以下身材的人站在那里，他的脸，我在画像上似曾见过。我走过去，请他在沙发上坐下，我自己也一边坐下，一边说我很高兴见到《穷人》的作者。他踌躇了一下，就开门见山地说明这次来访的目的，以此来回答我的欢迎词。他的话简短，朴实，直率，大致如下：“我为一件要紧的事情来找你，有个强烈的请求。您很熟悉放火焚烧旧货市场的人，对他们也有影响。我请求您制止他们，不要再这样做。”我曾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神经失常到了错乱的地步，近于思想混乱，但我没有料到他的病已发展到这样程度，竟然会把我同旧货市场纵火牵扯在一起。我看到可怜的病人有思想混乱的特征，碰到这种情况医生总是避免与不幸的人作任何争论，宁可说一些必要的安慰他的话，所以我回答说：“好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会按照您的意愿办的。”他抓住我的手，使出全部力气紧紧地握着，用快乐的、激动得发喘的声音说了些热情洋溢的话，表示他个人对我的感激，说是由于我对他的尊重，使彼得堡避免了毁于大火的厄运，这座城市有赖此举才得以保存云云。过了几分钟我发现感情的激动已经使他的神经疲劳了，为了使他平静下来，我向我的客人随便问些与他的病态的兴奋无关、同时又是他感觉兴趣的事情，医生们遇到类似的场合都是这样做的。我问他，他办的那份杂志经济情况如何，能抵消开支吗？杂志使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负了债，这些债务能偿还吗？他和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能否指望杂志将来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呢？他把前面的事儿忘掉，开始就向他提出的题目作回答。我让他谈自己的杂志情况，爱说多少就说多少。他讲了很久，大约有两个钟头左右。我很少听，不过装得好像在听的样子。讲累了，他想起他在我这里待得太久了，掏出表，说是他去看校样要晚了，大概也耽搁了我做事情，便起身告辞。我送他到门口，回答说他没有耽搁我，尽管我向来忙于工作，不过也始终可以随便把工作撂下一两个钟头。我说着这些话，和向门口走去的他告别。
过了一个礼拜或一个半礼拜，有位模样谦逊而又庄重的陌生人来找我。他作了自我介绍，应我的邀请坐下以后，他说他想出版一本书，供那些文化程度不高但求知心切而经济又不宽裕的人看；这将是一本供成人读的文选之类的书；他掏出两三张纸头来请我看一看。这是他拟议中的那本书的目录。我把第一页浏览了三四行，接着又翻阅了四五页，我对他说，看是没用的：根据我过目的那几行而论，十分清楚，选的人是很懂得怎样为成人编辑文选的，很了解我们的小说和普及性的学术文选，他不需要从我这里听取任何修改或补充的意见。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另外有个请求：他对文学界很陌生，一个文学家也不认识，他请求我，如果此事对我不特别为难的话，请向书中入选作品片断的有关作者要求，同意让他选用。书的定价预计是很便宜的，只求书本售出后能抵消印制的费用。我对客人说，我保证他所选中的作品片断的几乎所有作者会同意他的；我若有机会遇到他们时，一定对他们说，我已经以他们的名义表示同意了；至于那些我预先不知道他们是否赞同的人，我会马上去跟他们说的，请他过一两天光临舍下听取答复。说了这番话以后，我又看了看目录上的作者名字，发现只有一个人事前不跟他说一声，他是否会同意我是没有把握的，这个人就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把目录中准备选用他的短篇小说片断的篇名抄下，第二天早晨带了单子去找他，告诉他事情的始末，请求他的同意。他很干脆地表示同意。在他那里坐了一会，按礼节所要求的，大约五分多钟，一刻钟不到，我告辞了。这几分钟的谈话，仅仅为了取得他的同意，是毫无意思的；他好像称赞了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和同事斯特拉霍夫；他大概说了这一类的话；我听了未置可否。等主人把开了头的话题谈完，我祝他的杂志成功，道别一声，走了。
这是我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仅有的两次见面。
题解：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88年的《我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见面》回忆短文中说，1862年5月底或6月初，“焚毁旧货市场的大火灾以后没几天”（就是5月28—30日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找他，请他去审判彼得堡大火的策划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些人好像是“很熟悉的”。
当时彼得堡的形势是人心惶惶，十分不安。焚毁一切的大火，从5月16日开始，延续了两个星期，与《年轻的俄国》的传单的出现（5月18日）凑巧合在一起。传单号召坚决地、无情地、从根本上摧毁俄国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消灭统治阶级（“皇党”）及沙皇家族。在反动报刊与自由主义报刊的参与下，挑拨性的谣言传播开来，说是革命的青年大学生参与了纵火。赫尔岑把这称之为“唆使受骗的人民去反对大学生”。（《赫尔岑》，第14卷，页219）
这些事件，显然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车尔尼雪夫斯基闲谈的话题，他们的回忆录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对于拜访的理由他们的看法不一：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是因为《年轻的俄国》传单的出现1873年的《作家日记》，《一件私事》一章。，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是彼得堡的大火）。
维·尼·夏甘诺夫维亚切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夏甘诺夫（1832—1912），“六十人案件”之一员，革命者。转述他在流放中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处听来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去见他的情况，总的说来和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回忆短文是相符的：“1862年5月，就在彼得堡大火期间，有一天清早，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闯进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寓所，直接对他说了下面的话：‘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看在上帝分上，快下命令停止放火吧！’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当时花了好大力气向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解释。他什么也不愿意相信，大概怀着疑团，怀着绝望的心情跑回去了。”（《同时代人回忆车尔尼雪夫斯基》，第2卷，萨拉托夫，1959年，页121）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见面以后过了一个月，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7月7日在口供中（供词作于1863年6月1日），谈到他的名字与大火及纵火者有联系的谣言，说，“对于控告，我可以直截了当地为自己辩白，因为控告是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的，但我知道除去控告之外，对我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的怀疑。比如，有谣言说，我甚至是旧货市场1862年5月底那场大火的参与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4卷，莫斯科，1949年，页732）既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请车尔尼雪夫斯基“制止”纵火者，那么他必定如此这般地相信了谣言，好像是“革命党”鼓动放火（尽管对他来说，车尔尼雪夫斯基自然不可能亲自去参与旧货市场的放火的）。
诚然，在被书报检查机关禁止的《大火》一文中，《当代》编辑部（也就是费·米或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年轻的俄国》说得像是“可恨的传单”，“引起人的厌恶”，但毕竟还是强调了“放火的人与《年轻的俄国》有联系”的谣言无法查实。（勃·普·科兹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与〈年轻的俄国〉的传单》，载《报刊与革命》，1929年，第2—3期，页71）
在大火的日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与反动圈子里的人无疑是有区别的，然而同时和革命民主派对事件的评价也是对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反映了六十年代初期他与革命阵营的关系。1861年的那场论战实际上是与当时所有有影响的俄国报刊杂志机构在进行论战，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触犯了《现代人》（例如在《——波夫君与艺术问题》一文中）。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的杂志上公开地、十分激烈地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是斯特拉霍夫的《再论彼得堡的文学》一文。（《当代》，1861年，七月号）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地强调了一下，说是“《当代》首先就表示不赞成，后来甚至攻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对种种牟利问题和非牟利问题必要的文学解释》，载《当代》，1863年，一月号，见《1926—1930年版全集》，第8卷，页285）可是，当《俄国导报》起来反对《现代人》中的《吹口哨的人》和《大叫大喊的孩子》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有保留，却在1861年的许多文章中站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的杂志一边。1861年正当车尔尼雪夫斯基遭到反动报刊与自由主义报刊，尤其是《俄国导报》的猛烈攻击时，这样做就更加意义重大。
不过，整个说来，在1861至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思想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当然已经是不能接受的（斯·博尔谢夫斯基在《谢德林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中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记本中的许多札记也可以部分地证明这一点）。
本文根据《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卷，莫斯科，1939年，页777—779刊印。
《人生途中的会见》节录帕·米·科瓦列夫斯基我不知道有像涅克拉索夫那样优秀的编辑，在我们这里，未必还有另外一个这样的好编辑。有些人，学识比他渊博，修养比他好，例如德鲁日宁。但是在与作家和读者打交道方面比他更聪明、更有洞察力、更有办法的人却一个也没有。克拉耶夫斯基不过是备有味道很浓的富农阶级调料的文学小铺里一位头脑清醒的掌柜而已；他的文学鉴别力是连得味儿也尝不出的。涅克拉索夫是个嗅觉敏锐的编辑，审美专家，这种人是罕有的（虽然他也一定得把这一恶习瞒过自己编辑部的台柱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他一个人就能在刊物上搞走私，混过由否定艺术的人所筑起的关卡，把美的私货带进杂志，那时“带派性的稿子”使他甚为厌恶。
“现在，”他抱怨说，“除非懒汉才写没有派性的东西，那有才能的就没有听说过”
文章不问内容都得看。必须是文艺性的文章——这种形式的才看。
他熟悉读者的口味，在他笔下不无独特的幽默味儿地表现出来。
“读者希望什么？他希望中篇小说乏味些；说是严肃的中篇小说，不是随便什么文章，而是深奥难道的文章写得比较令人愉快些，这种文章他能看得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