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的内容大致如下：普希金，作为个人，作为一个诗人，是纯粹的俄罗斯精神的一切特点的最出色、最有独创风格的反映。在普希金写作活动的早期，模仿外国榜样时期，他就具有这种纯粹俄罗斯的独特风格。按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的话说，即使在当时，他就已经不得不改变外国文学作品的实质，以适应他心灵中纯粹俄罗斯的、独特的、民众本性的要求。在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中神圣地服从这些要求，普希金是俄国人民心灵的最完美、最充分的反映，同时也是预言，即指出这个民族在全人类生活中的使命。研究普希金，你就可以透彻了解俄国人的心里蕴藏着哪些宝贵的东西，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是什么苦难在折磨俄国人，同时你也可以准确地断定全人类生活的哪些要求和哪些任务需要并预先确定了俄国性格、俄国灵魂的这些天赋品质。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话来说，这些纯粹俄罗斯的民族特征在普希金的作品中是这样表现的：在文学活动的最早时期，他便描绘受尽苦难者的典型，这种人饱经沧桑，在世上漂泊，无法对现实或者什么，哪怕是现实的最好的一部分事物感到满意。受苦受难的浪子的典型，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话来说，也是纯粹俄罗斯的典型，在俄国最古老时期的生活中就已经受人注意，在以后各个时期的俄国生活中，在现在，此时此刻，都存在着这一典型，在遥远的将来，它也不会消失；找不到安宁、心神不定的俄国的受苦受难者之所以不会在现今的俄国生活中消失，更不会在将来消失，是因为要解除使他心头烦躁的苦闷，需要有一种全世界的、全体一致的、全人类的幸福。“少一点，他不肯罢休！”（疯狂的掌声）而且，主要的是，仅只存在于全世界的幸福中、存在于要让全人类得安宁的意识中的安慰全世界的任务不是无聊的、晃来晃去没有事干的人的不对头的胡思乱想或无聊的空想，这样的人纵然渺小，却反而构成俄国天性中极其根本性的特点。普希金用作品证明了他在理解异国风俗方面是敏感的，就凭这种敏感性，他也是这一特点的最佳体现。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包括莎士比亚在内，没有一个人能像普希金那样深刻体验到异族人民的思想、风尚习俗和精神气质，因为他是真正的俄罗斯人，这种能力是天赋予他的。莎士比亚笔下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是同他自己一样的英国人；相反的，普希金笔下的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却是地道的西班牙人，地道的意大利人。“容易理解其他民族，理解其他民族的心灵，其他民族的欢乐和悲哀，这种敏感性是俄国灵魂的最完美的体现者所特有的，也是全体俄国人民所特有的；激起欧洲人的生活波澜的悲哀和欢乐，他的忧愁，他的痛苦，对于我们，对于我们每个俄罗斯人，未必不比我们自己的悲伤更珍贵。”演讲人从这一切得出结论：俄国人注定只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为他人的痛苦而痛苦，只为他人，我的友人的忧愁而忧愁，最终会给人类大家庭带来安慰、和解与令人快慰的谦恭纯朴。在俄国人所担负的全人类的任务没有得到预定的解决办法之前，俄国人仍旧将是受苦受难者，自觉的殉难者，一刻也不得平静。普希金，这个敏感的灵魂，预见到俄国人的这一天赋使命，正如上文所说，在他文学活动的最早时期就描绘了这种浪子，先在阿乐哥身上，后来在叶甫盖尼·奥涅金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到这里以个人的名义补充说，这种浪子，在普希金之后，在奥涅金之后，仍旧存在，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另一种模样罢了，现在也存在，还将永远存在，直到如上文已经说过的，在全人类的幸福中心情平静下来。
我们不能保证我们所转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君演说的前半部分的思想是完全准确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担保说对演讲的思想的理解和评价恰恰就是我们所描述的那种意思。也许我们说的不是那个思想，不像那个样子，但是感觉到的，产生强烈印象的，恰恰就是我们所描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君在演说的后半部分对达吉雅娜的评述，即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不幸上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君不知怎么变了，并且恰恰是这个特性改变了，——没有像他在评述和解释俄罗斯的忧郁的灵魂之意义时那样产生令人震惊的影响，却像耳边风一样过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君对某种顺从（“顺从吧，骄傲的人！”）的某种意见（这顺从似乎是这个浪子在已经安定下来的时候，在别人的忧虑面前他个人已完全消失了的时候所需要的），这个意见也像耳边风一样过去了；大家的注意力均被表达得很严谨的思想所吸引，所震惊：俄国人天生是为了他人的痛苦而哀伤的。
肯定地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君在演讲结束时马上得到的不单单是热烈的欢呼，而简直是偶像崇拜；一个年轻人，刚握了握可敬的作家的手，就激动得浑身发抖，失去知觉，倒在舞台上。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每一个俄国人都必须活着，以便为全人类的苦难而悲伤，这句话不是对于铁路工人，不是对于十四类代表（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俄国的知识界划分为十四类）才可能有意义。这句话恰恰只可能对青年人产生影响，还对不久前刚变得稳重的、对所经受的东西还有着生动感受的青年代表产生影响，因为在持续数千年的俄国生活中，从来没有哪一代俄国人像用陀氏的话来说必须在最近二三十年间完成自己的亘古以来的使命的一代人那样处于这样艰难、痛苦、毫无出路的境地。几乎整个年轻的一代，主张不去奴役被解放者，不去压迫他们，不是使他们堕落，总而言之，对自己的人民丝毫没有恶意，结果却发现人民并不需要这一代人，怎么可能有这种情况呢？可这种情况就是发生了啊！从前曾经在俄罗斯大地上存在过的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哪一代人也没有像最近二三十年的一代人那样，面临过这样大量的，正是为他人、为摆脱奴隶状态的人效劳的工作，这是为什么呢？这工作是没有被发现，没有出现过，还是没有用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君自己承担了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描绘一个过程乌斯宾斯基指长篇小说《群魔》。，他甘愿加以研究，甚至大大违反现实，百倍地夸大丑恶与卑劣，暴露于小说中，却不打算用一句话把这些丑恶与卑劣跟俄国人的全人类任务区分开来，关于这一任务，现在他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的讲坛上讲得很是娓娓动听。然而无可怀疑的是，最近几年的年轻一代人，在他们的事业刚开始的时候，如果能从解释他们的任务的人那里得到支持，如果这些阐释者把这一任务放在首要地位，使任务提高到哪怕是百倍地惊世骇俗的程度，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现在所述的程度，那么，年轻一代人无疑不会如同他们苦闷了、消磨了许多年那样来消磨一辈子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君怎么会不受欢迎呢，将近三十年中，他第一次怀着最深挚的真情，决心向所有在这艰难年头里痛苦到极点的人说：“你们不会在个人幸福中求得自我安宁，你们只会为他人的不幸而痛苦、而烦恼，因而你们的工作，无论它做得多么不完美，都是有利于全人类的幸福的。——这便是你们的整个天性所预先确定了的任务，是摆在你们的民族性中最隐秘的特性中的任务。”
这一番热情澎湃地大声宣扬的话语，可能也应当使许许多多人受到震动。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演讲而失去知觉昏倒的人，大概是因为他正如我们千方百计所转述的那样理解了这番讲话。但是，我们再说一遍，我们转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话很可能不够准确、忠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相当古怪的人；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不久以前，他还把他现在颂扬的一群人比作一群猪那样的牲口，并且预言他们覆灭于深海。乌斯宾斯基用长篇小说《群魔》中的取自《叶甫盖尼·奥涅金》的题词来说话。在自己身上调和着这样的矛盾的人是不容易了解的。他的演讲见诸报端，仔细看过后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印象，这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地方。我们不保证原话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君想要说的话，但是，我们再说一遍，对他所产生的印象的实质，我们是完全能够保证的。
四（次日）
在刚结束的信上，我们对我们所转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君演讲内容的真正意思表示过忧虑，不幸这忧虑是有道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演讲现在在《莫斯科新闻》第162期上登载出来了。拜读以后（而且拜读不止一遍，因为不是一下子就能看懂的），我们发现，虽然其中印着我们逐字逐句所述的那层意思，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些东西把演说词变成了谜语（我们没有兴趣去猜谜语！），把演讲的全部意思几乎缩减成零。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君在俄国浪子的全欧洲、全人类的思想中巧妙地附加了许多想法，那已经不是最广泛的人道主义思想，而是最广泛的兔道主义思想。在他的整个演说中到处有这种不恰当的地方，有的仅用一个字，有的用完整的好几句话，并且总是用在接近于议论最广泛的人道主义的地方。为了让读者比较清楚地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演讲由于这些兔子式的跳跃而搞得多么难以理解，我们不妨从报上发表的原文中摘录几段。
首先我们将作些摘录以证明我们有一切理由像我们已经做的那样来转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演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君谈到俄罗斯人民的精神是这样说的：“什么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力量呢，就最终目的而言，不是对世界大同和人类一体的想望吗？是的，俄罗斯人的使命无可争辩地是世界性的，全欧洲性的。做一个真正的俄国人，做一个十足的俄国人，可能只意味着（最终你们会强调这一点的括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有的。——乌斯宾斯基注）做所有的人的兄弟，世界的人，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对于真正的俄罗斯人来说，欧洲和雅利安人部落的封地像俄国本土，像故乡的封地一样宝贵我们的封地也是全世界性的。做真正的俄罗斯人将恰恰意味着给欧洲的诸种矛盾带来和解所有的民族中，俄罗斯人的心也许天生是最最向往全世界、全人类的团结一致的。”
关于俄国“受难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君是这样说的：“普希金在阿乐哥身上找到并且天才地指出了祖国大地上那个不幸的浪子，那个历史上的俄国受难者，出现在我们的脱离人民的社会里是很有历史意义的。这个典型永久地长期地定居在俄罗斯大地上。这些俄国的无家可归的浪子至今仍在继续漂泊，在我们的时代，如果他们不到茨冈人的宿营地去，不到茨冈人的原始的、独特的日常生活中寻求世界性的理想，寻求慰藉，却从我们俄国知识分子社会的荒唐的、自相矛盾的生活中寻求慰藉的话，那就等于热心地搞起社会主义来，抱着新的信念到另一块庄稼地，勤勤恳恳在那里干活，像阿乐哥一样，相信在不切实际的操劳中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得到幸福，不仅是自己的幸福，也是全世界的幸福，因为俄国的浪子所需要的恰恰是全世界的幸福以安慰自己，比这更便宜的代价他是不会忍受的这依旧是那个俄罗斯人，只不过出现在不同的时期罢了。”
这一段摘录似乎完全足以见出流浪者和人民的牢固的联系，他的纯粹的民族的特点；他身上一切都带有民族精神，一切都是历史地不可避免的，合理的。正是基于这样的确信，我才转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演讲，和发表在莫斯科来信上的意思相同，我感到高兴的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答应将来要给俄国人一只世界性的大雁，而仅仅是因为对俄国生活中的某些现象人们开始按人类的理性来加以阐明，“根据人性”来加以阐明，不是像迄今为止那样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来作说明，而是带着迄今为止尚未有过的几分专注来加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