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然之理和正心诚意之学
宋代儒教在理论上最重要的创造就是程氏兄弟“体贴”出了“天理”二字：
明道尝言： 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上蔡语录》）
从总体看来，“天理”二字，是宋代儒教新理论的开端，也是整个宋明时代儒教教理的基石。人们把这一时期的儒学称为“理学”，就是抓住了此一时期儒教新理论的基本特征。
自从王充重新论证天道自然的正确以后，到魏晋时代遂成为广泛流行的思潮。经过唐代儒者的改进，这本由老子首先提出的原则，遂被儒者们认为是一种合理的原则。他们甚至认为，一种原则只有是自然的，才是合理的。作为宋明儒教最重要概念的理或天理，在它的创立者程颢那里，这理也是自然而然之理：
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一）
天理是自然而然，也就是说，自然而然，乃是理学的基本原则。依据这个原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比如《易传》最重要的结论“一阴一阳之谓道”，也是自然而然：
“一阴一阳之谓道”，自然之道也。（《宋元学案·明道学案上》）
程颢的思想被朱熹加以继承和发扬：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朱熹《论语集注·公冶长》）
因此，人的本性，也是自然而然的。而人的行为，也只有遵循自然的原则，才合乎道或天理：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朱熹《中庸章句》）
经过程氏和朱熹，自然而然，这也成为宋代以后儒者们遵奉的基本原则。从王充开始的、儒者们长期为之努力的新的天人之际理论，成为宋明时期儒教教理的基石和出发点。
唐代后期儒者对正心诚意的重视，则成为宋代儒教新理论的核心。
为了使天理能够时时处处指导自己的行动，宋儒要求人们要把天理时刻“存”在心中。而要能把天理存于心中，就必须去掉人欲。为此，他们设计了种种修养的手段，主敬、静坐等，以求达到在未有言行之前，使自己的心中没有私欲只有天理，以便在发出言行时，能够完全符合天理。这一切，归根到底，是修养自己的心，是心灵的作业。他们把这样一种过程归结为“正心诚意”四个字，并以此作为他们学说的核心。文献记载：
程颢每进见，必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王安石之说既行，颢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数月之间，章疏十上。（《续资治通鉴》卷六七）
这是一个和王安石学说对立的治国之道。其所说“数月之间，章疏十上”之章疏，见于《河南程氏文集》。其《上殿劄子》又名“论君道”，其中说道：
臣伏谓： 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学，明善恶之归，辨忠邪之分，晓然趋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谓定志者，一心诚意，择善而固执之也……惟陛下稽圣人之训，法先王之治，正（按： 或作一）心诚意，体乾刚健而力行之，则天下幸甚。
君道在于明善恶，辨忠邪，趋正道。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正心诚意。这是程氏要把正心诚意作为治国之道的根本原因。在《论王霸劄子》中，程颢说道：
臣伏谓： 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则邪说不能移，异端不能惑。
正志，就是正心；诚心，就是诚意。正心诚意，才能“得天理之正”，行王道仁政。这就是正心诚意之学的逻辑。
到朱熹，一如既往地把正心诚意之学作为基本的治国之道。《续资治通鉴》记录了朱熹为君主进献正心诚意之学的事迹。其卷一四七载，淳熙七年（1180），当时知南康军的朱熹向宋孝宗上疏道：
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所谓其本在于正心术以立纪纲者，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纪纲有所系而立。
第二年，因为灾荒，朱熹被宋孝宗召见，论及灾荒的原因，他批评宋孝宗执政二十年来“未能循天理、公圣心，以正朝廷之体”，是“失其本”（《续资治通鉴》卷一四八）。这样，所谓正心，就明确规定为“循天理”。要“循”，就必须“存”。所以正心诚意之学，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之学。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在进京的路上，遭到了规劝：
周必大荐朱熹为江西提刑，熹入奏事。或要于路曰： 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慎勿复言。熹曰：“吾生平所学，惟此四字。熹可隐默以欺吾君乎！”（《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一）
于是，他见到宋孝宗以后，讲的依然是正心诚意之论，并且把正心诚意之学明确定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基础之上：
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尝反复思之，无乃燕闲渊蠖之中，虚明应物之地，天理有未纯，人欲有未尽？天理未纯，是以为善未能充其量；人欲未尽，是以除恶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顷，公私邪正，朋分角立，交战于其中。……
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则必谨而察之： 此为天理邪？为人欲邪？果天理也，则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推而至于人伦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则圣心洞然，中外融彻，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一）
这就是说，所谓正心诚意，就是存天理、去人欲。一旦心中纯是天理，就会像孔子那样，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君主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国家就一定能够得到治理，天下就一定能够太平。这年年末，朱熹又上疏，言朝廷要办的六件“急务”： 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庶政。朱熹认为，六件急务虽然没有一样可以缓办的，但它们的根本，仍然是君主之心：
凡此六事，皆不可缓，而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则虽欲励精劳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将徒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为矣。（同上）
据说这道疏文送达之时，宋孝宗已经睡下，连忙又起床阅读。只因当时宋孝宗已经倦于朝政，正在筹划禅位，朱熹的上疏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然而十多年之后，宋理宗即位。朱熹的学说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皇帝也开始采纳朱熹的治国原则。《续资治通鉴》卷一六四载：
辛亥，郑清之同王暨进读，帝曰：“朕观汉唐以下人主，鲜克有终者，皆由不知道。”清之言：“圣见高明，可谓推本之论。”
约半年之后，侍讲范楷讲《周易》丰卦，说丰盛之时，“有壅蔽不明之忧”。宋理宗深有感触，认为此时易生奢心，应认真警惕。于是，侍读乔行简说，这番话，乃是社稷之福。宋理宗答道：
只要心有所主。
这时，侍讲侍读一齐赞扬道：“圣学高明，此语尤切当。若心有所主，则一切不能惑矣。”（《续资治通鉴》卷一六四）
宋理宗能否去掉人欲，保存天理，使心正意诚，是另一问题。就他对这种新儒学治国原则的理解来说，可说是已经及格了。
宋代新儒学的治国原则，不久就影响到了金朝：
云翼为金主讲《尚书》，言帝王之学，不必如经生分章析句，但知为国大纲足矣。因举任贤、去邪等数条，一皆本于正心诚意，敷绎详明。
……云翼尝患风痺，及愈，金主问愈之方。对曰： 但治心耳。心和则邪气不干，治国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则朝廷百官，莫不一于正矣。（《续资治通鉴》卷一六三）
元明时代，以程、朱为代表的宋代新儒学被定为儒学正宗，朱熹的思想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认可。正心诚意之学就成为这一时期的修身治国的基本原则。
君主自己首先应该正心，然后“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就提出的原则。但这个原则在董仲舒及其后继者那里，只是个普通原则，并没有引起很大重视。董仲舒及其后继者所重视的，主要是礼仪制度的建设，即制礼作乐，包括修明堂、辟雍等。直到唐代开元年间，儒者们完成了他们的制礼事业。他们希望，依靠礼乐的教化作用，使人们能够节制情欲，保持或者恢复良好的本性。宋代儒者也重视礼仪建设，不否认礼乐的作用。但他们认为，和礼乐这种外在教化相比较，更重要的是依赖内心的自觉，去除邪念。在如何促使人们向善这个基本目标之下，宋代儒者可说是创造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也是他们对儒教教理的最重要的改革。
二天赋人理和气质之性
“正心诚意”说出于《大学》，即《礼记·大学篇》：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并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其中格物致知是正心诚意的前提，容易理解。为什么正心诚意就可以使家齐，使国治，使天下平呢？以前的儒者没有深究其中的道理，宋代儒者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个解释的要点是： 上天赋予人一个本性，这个本性就是天理。天理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因而做人治国的基本原则，都在人的本性之中。保持或者恢复这个原本纯善的本性，就会使行为不加思虑地保持正确。所以可以成圣，可以使家齐国治天下平。
从董仲舒以来，儒教就以一气聚散理论解释人的本性。董仲舒认为，气聚成人，人所禀受的，就是天的阴阳二气。人禀阴阳二气，所以就有贪仁两种本性，即本性有善亦有恶。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由于阴阳是天的阴阳，所以人性禀之于天。在这里，天赋和气聚，是统一的。或者说，气聚就是天赋，而天赋乃是通过气聚。
董仲舒以后，扬雄的“善恶混”（《法言·修身》），韩愈的“性三品”，都是在董仲舒人性论基础上的发展和延伸。
王充把气禀看做天赋。只是对本性的善恶，认识和董仲舒等有别。王充说：
问曰： 人生于天地，天地无为。人禀天性者，亦当无为。而有为，何也？
曰： 至德纯渥之人，禀天气多，故能则天，自然无为。禀气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类圣贤，故有为也。（《论衡·自然》）
依王充所说，人从天那里秉受的气，就形成了人的本性。因为人性天赋，所以天道是自然无为的，人也应该自然无为。不然，就是违背天意，是天的不肖之子。魏晋儒者之所以主张任其自然，其理论基础就是天道自然。人性天赋，所以应该任其自然。天通过气的凝聚赋予人以本性，也是魏晋儒者的共识。
魏晋儒者的缺点，在于只到本性自然为止。而对于自然，则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释。如果认为自然和名教（即儒教）是互相抵触的，就难以为儒教教化提供理论支持。天道自然观念长期未能成为儒教的主流理论，这是重要原因之一。要采纳天道自然观念，就必须在自然和名教之间做出合理的解释。
宋代儒者认为，气是有理的；理或天理，是气的不可分离的本质属性，是气的主宰。甚至气可以有生有灭，但理无生无灭，永远存在。气聚合成人时，气中之理就成为人的本性。这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假安排。所以，理或天理，乃是人的自然本性。
气聚合成为人体，理凝结为人的本性，这个气的自然凝聚过程同时又是天命实施的过程。因为那凝聚成人的阴阳五行之气，乃是天用它们凝聚成人的。对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朱熹注道：
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焉。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
所谓“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就是说，儒教所要求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原则，就是天理的内容：
气则为金木水火土，理则为仁义礼智。（《朱子语类》卷一）
那么，当理凝结为人的本性时，本性自然就具有了仁义礼智的内容。因此，仁义礼智不是外在的、被强加给人的，而是自然而然、不假安排而形成的。这样，人们按照仁义礼智行事，就好像鱼儿应该在水里游、鸟儿应该在天上飞一样。假如不是这样，那就违背了自己的本性。鱼将不鱼，鸟将不鸟，人将非人。
这个过程，也是天命的过程。因为是“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也化生人。这样，天命和人为，名教和自然，在理论上，也十分协调地统一起来了。
这样，人的本性就是善的。可是本性善的人，为什么又有恶呢？宋代儒者引进了“气质之性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