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大特点：一些优秀的批评论文，往往也就是不朽的文学名著，而那些用抒情诗形式写作的名篇，更是千古传诵，广泛流传。杜甫首先写出《戏为六绝句》，开创了论诗绝句这一新的体裁，后代一直有人运用它进行写作。总的说来，这种作品又可分为两类。南宋戴复古作论诗十绝，偏于阐说理论；元好问作《论诗三十首》，侧重在品评作家和流派。一般说来，用抒情诗这一文体阐述理论，总要受到形式上的牵制；诗歌用来说理，则常是丧失其抒情的特有情趣，词既不能曲折尽意，也就妨碍了精义的充分表达。因此，这一类作品难于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元好问的论诗绝句，用形象化的语言表达深切的感受，议论风生，情韵盎然，并不丧失抒情诗的长处。因此，这一类作品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后代论诗绝句的成功之作也以后一类为多。
元好问（公元１１９０—１２５７年）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他是金代最著名的诗人，所作绝句《论诗三十首》，纵论文坛上的兴衰成败，表现出很高的见解。他在第一首诗中开宗明义地说：
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
查慎行《初白庵诗评》说他“分明自任疏凿手”，点明了这一组诗的宗旨。元好问向以评诗精到自负，《答聪上人书》曰：“……至于量体裁，审音节，权利病，证真赝，考古今诗人之变，有戆直而无姑息，虽古人复生，未敢多让。”他在论诗绝句中作清本穷源的探讨，目的是在总结前代的创作经验，指导当前的文学活动。
《论诗三十首》中论述了魏晋南北朝、唐、宋三大阶段的诗歌。我国的五、七言近体诗，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创建阶段，唐代的鼎盛时期，宋代的开拓演变，这时又面临着一个如何发展的新局面。每当历史上出现转折的重要关头，总有人出来作正本清源的探讨，我国古代文人讲求“入门须正”，处在纷纭复杂的情况之下，诗坛巨子元好问自然要从总结历史经验着眼，先把正体和伪体区分清楚了。
金朝原是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文化比较落后，但到后期时，由于不断输入中原文化，也就迅速地达到了和南宋文坛相近的水平，而它的诗坛也为苏、黄的诗风所控制。和南宋的许多诗人和诗话作者一样，元好问也反对江西诗派，《自题〈中州集〉后》曰：“北人不拾江西唾。”这与《论诗三十首》之二十八中申明“不作江西社里人”的态度是一致的。
但在金代文坛上，苏轼的影响尤为深广。元好问本人受苏轼的影响也很深，但他自有其文学见解，觉得诗歌要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必须克服苏诗的很多流弊。《论诗三十首》之二十六曰：“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顾奎光《金诗选》解此首谓“苏诗取材极博，亦不免杂，说得深婉”。说明元氏对苏诗的许多“新”创成分是不满的。
《论诗三十首》之二十一曰：“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无复见前贤。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这里指斥古人次韵和诗之弊。早期的和诗之作本不拘体制韵脚，而自元稹、白居易和皮日休、陆龟蒙等人起，反复唱和，刺刺不休，争奇斗险，不免趋于形式。宋代的苏轼和黄庭坚等人更以此为逞才的手段。这样产生的作品，必然缺乏充实的内容和深切的感受，其末流已成为文字游戏。
《论诗三十首》之二十五曰：“乱后玄都失故基，看花诗在只堪悲。刘郎也是人间客，枉向东风怨兔葵。”这里批评刘禹锡诗存讥刺，而其真实用意，恐怕仍在纠正苏诗之弊。因为苏轼曾学刘诗，也喜欢微文讥嘲。
《论诗三十首》之二十三曰：“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苏轼受庄子的影响很深，喜俳谐为文。黄庭坚《答洪驹父书》曰：“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这在元好问看来，也是亟待克服的弊端。
由此可知，元好问对当代文坛上的许多弊病作了针砭。他对苏、黄的诗并不否定，对苏轼的学问成就评价尤高，但从总结创作经验而言，却又觉得必须克服发展中的许多流弊。《论诗三十首》之二十二曰：
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
这就说明，他的写作《论诗三十首》，寓有力挽狂澜的意思。
元好问论诗重“雅”。他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自我介绍道：“初予学诗，以十数条自警云：无怨怼，无谑浪，无骜狠，无崖异，无狡讦，无媕阿，无傅会，无笼络，无炫鬻，无矫饰，无为坚白辨，无为贤圣癫，无为妾妇妒，无为仇敌谤伤，无为聋俗哄传，无为瞽师皮相，无为黥卒醉横，无为黠儿白捻，无为田舍翁木强，无为法家丑诋，无为牙郎转贩，无为市倡怨思，无为琵琶娘人魂词，无为村夫子《兔园策》，无为算沙僧困义学，无为稠梗治禁词，无为天地一我今古一我，无为薄恶所移，无为正人端士所不道。”这里着眼于用儒家的道德规范提高个人的修养。假如诗人能够规避上述弊端，也就可以说是近“雅”了吧。联系他对苏诗的评价来看，其中有说得合理的地方，但也有过趋保守而失之于迂拙的毛病。例如他反对怨怼、讥刺，就会消弱文学的批判作用。孔子论诗已经肯定了诗有“可以怨”的功能，《诗经》中不乏尖锐的讥刺之作，元好问连这样的传统都不敢继承，要求作家束手束脚地规行矩步，就以正统诗论而言，也是落后的见解。
《论诗三十首》之二十八曰“古雅难将子美亲”，则是以为杜诗最得“古雅”之长。这里所说的“雅”字，具有更深的含义。元氏论诗以唐人为指归，而在唐人之中，尤其推重杜甫。他曾撰《杜诗学》一书，在《杜诗学引》中备致敬仰之意。杜甫自述学诗心得云“法自儒家有”，继承的是儒家的诗说。所谓“古雅”，就是指风雅比兴的传统，也指温柔敦厚的诗教。这是儒家诗说的最高准则。《杨叔能〈小亨集〉引》中说：“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以厚人伦，美教化，无它道也。故曰：不诚无物。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来，人之听之，若春风之过马耳，其欲动天地，感鬼神，难矣。其是之谓本。”他在《陶然集诗序》中要求诗人“复古”，也就是要求归复到自《三百篇》至唐人的风雅比兴、温柔敦厚的“本”上去。这是元氏清本穷源之后向诗人指出的归宿。
所谓“诚”，也就是《论诗三十首》中反复强调的“真”。“心口别为二物”，是谓不诚；而他在《论诗三十首》之六中批评潘岳“心画心声总失真”，也是从个人品德着眼批判其不诚的。《论诗三十首》之十一曰：“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查慎行曰：“见得真，方道得出。”则是重在亲身体验，反对凭空抒写，模糊影响之谈。因为“心声只要传心了”，只有写出了亲身的深切感受，这样的作品才能“真”“诚”。
基于这样的认识，元好问能区别“正体”和“伪体”，从大处着眼，把握住重要的文学流派。
他在《论诗三十首》中除了推重杜甫的古雅一派之外，还推重曹〔植〕、刘〔桢〕的豪气一派和陶〔潜〕、谢〔灵运〕的高韵一派。《自题〈中州集〉后》曰：“邺下曹、刘气尽豪，江南诸谢韵尤高。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可以与此互证。因为推重建安风骨，所以反对张华的“风云气少”；因为推重陶、谢风流，所以也重继承这一流派的白居易、柳宗元。因为重视豪气，所以推重李白、韩愈等人之作，而反对卢仝、孟郊等人的险怪、苦涩诗风；因为重视高韵，所以推重谢灵运的自然，而反对陈师道的拗朴。但元好问论诗并不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例如他多次批判过“温、李新声”，而在《论诗三十首》之二十八评江西诗派时则又指责其“精纯全失义山真”，认为李商隐的诗中还有其“真”处。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他的评诗见解还是通达的。
